当然，从内部来看，此次谒见并非毫无问题--二条摄政身为新帝意志的代理者，主持朝议，在此事上却总是敷衍而行，迟迟无法做出决定。
然而，庆喜似乎以为，先帝缔结的政府与政府间的条约不能重新审议或取消废弃，此乃外交惯例，只需向摄政说明即可。
正如法国公使的忠告所言，若不承认既有条约，便是彻底的革命政权，列强自然会以武力相向。
（为了避免战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而且，若将萨、长视作敌人，还可以采取先行开放下关和鹿儿岛两港的手段。借用如此手段便可拖延神户和大坂开港，自然也将引发国内的手足相残。
法国公使洛奇认为此乃最佳战略，庆喜则不以为然。再次播撒内乱火种，何益之有？当此关头，更重要的是期待真正以朝廷为核心的成熟政权的出现。
然而，事态进展并不会如此顺利。目光短浅的稚童堕落成狂热的夺权者，其妄动之举令关键人物摄政也惊惧不已。朝廷内部骚乱再起，认为庆喜的举动完全属于越权行为的呼声不断。
众人向庆喜发起攻击，认为年幼的新帝自然无法理解如此纠缠不清的外交问题，庆喜因此便愈发轻视天皇，擅自专断条约之事。
肇事者仍是萨摩。萨摩的大久保强迫近卫内大臣，逼其要求摇摆不定的摄政再次表示朝议仍未同意庆喜的请求……
所有问题都是因所瞄准的目标不同而爆发的谬论。他们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对于日本在列强的步步紧逼之下面临怎样的国难，他们完全不明白。他们将庆喜视作眼中钉，相信只要打倒庆喜即可，极尽偏激地盲目行动。
庆喜宣布履行条约，决定先行解决一个难题，自此大原三位便心急如狂，匆忙上书。书中列举了十二条不可开港的理由，十分有名，关于内容则无须赘述。
大久保一藏也主张道：“若准许幕府所请，则有损朝威，宜先行延后，等待岛津大隅守进京。”（《大久保利通传》）并频频地以此理由劝说近卫家，妨碍庆喜。
劝说的一方无知，被劝说的一方也很愚蠢，当真令庆喜欲哭无泪。
庆喜以为，摄政至少应该明白条约已经无法取消。更重要的是，不知廷臣们对强行任命的“征夷大将军”到底作何想法。
政令若分由朝廷和幕府颁布，现实政治将一筹莫展。于是，下定决心的先帝才会传达如此圣意：“纵然中纳言固辞，此次务必令他应允！”终于令庆喜同意就任将军。先帝当时已经病笃，不久便驾崩，因此此举也本非正常情况下的所作所为。
即便如此，列强……准确地说是英国和法国，各自支持萨摩和幕府，激烈的冲突一触即发。也是因为面对这万分紧迫的形势，庆喜才接见各国公使，以期能防患于未然从而避免内乱。
然而，就在各国公使对庆喜的外交策略表示惊讶与认同之后，朝廷竟然说出“朝议尚未决定开港”之类的话，可以想见这是多么拙劣的借口啊！
此事自然不会告知各国公使，但也并不是说保证消息不外漏便可了事。因为萨、长的志士们也好，幕臣也好，其中的很多人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了外国使臣的傀儡。
在如此艰难的混乱形势下，正当庆喜为如何处理问题而绞尽脑汁时，英国公使帕克斯一行人于4月15日先行提出了一个难题。
“请准许此时逗留大坂的英国公使一行前往敦贺旅行。”
包括一名妇女在内，英国公使这一行共十七人。虽然已经宣布决定开港，但围绕居留地问题，攘夷派正在反复议论，喧嚣不断。当此关头，夷人一行竟然要求毫无顾忌地自大坂进京，穿过伏见前往敦贺旅行！
显而易见，此举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自此，英国通过操纵萨、长两藩，开始彻底轻视日本。
总之，这也是帕克斯对庆喜的外交姿态所作出的回敬。当时宫廷内部反对开国的公卿们对此都异常愤怒，这也是英国公使请求前往敦贺旅行一事所带来的最大效果。
当然，英国人在制定这一计策时，必定也仔细考虑过会带来此种效果。
英国最初向幕府提出此事是在4月12日。
“多次承蒙隆重礼遇，自当进京答谢。”
帕克斯必定是通过萨藩的大久保等人，对大原三位等人强硬的反对论已经有所耳闻。然而，他却装作若无其事，意欲前往被反对论席卷的京都，而且还是在为答谢庆喜在大坂城的款待的名义之下……此举着实令人无比生厌。不，应该说，此举彻底暴露出了以权谋术数为主的殖民外交主义的真实面目。
根据此时在京的外国奉行的文书记载--
英国公使请求游览京都后继续前往敦贺，伊贺守（老中板仓胜静）来到大坂，阻其进京，仅准许其前往敦贺。
记载日期为4月14日。
其时，庆喜正努力压制外国使臣的骚动，然后竭力试图令幼帝周围之人理解国际间条约的重要性，令他们明白，根据对方的态度，外国使臣也可以变成彼此平等的绅士。
然当此关头，英国公使却提出如此讽刺的要求，故意惹人生厌。倘若这便是英国外交的真实面目，那么便不难理解他们的真正目的。
英国的真正目的是煽动萨摩和长州引发内乱，而绝非是日本的平和与安定。若无内乱，殖民地化便无法实现。这是他们的常用手段，而国内的夺权主义者则反其道而利用之，一门心思地企图取代幕府。
庆喜在二条城从原市之进口中得知此事后，虽未咬牙切齿，但脸色却十分阴沉。
“也好。如此一来，我国的敌人反而变得清楚明了。先帝所厌恶的夷人之心便是如此。”
随后，庆喜立刻派遣板仓胜静前往大坂，叮嘱不可答应对方，必须阻止其进京；而后又命所司代松平越中守向传奏提议，认为准许英国使团前往敦贺应当无妨。
此事发生在4月15日。
此际逗留大坂的英国公使一行请求前往敦贺旅行。事非得已，且有荷兰人通行伏见之先例，故宜准许，且当于今日离开大坂。至于途中警卫，自会严密防范，还望二卿准许。
此事仅凭这一提议其实便已足够。因为从表面上来看，这是相当于总理大臣的征夷大将军将英国公使旅行的请求当作自己的责任并予以了准许。然而，萨摩却针对此事再次发动了猛烈的反击。
已经没有必要再将庆喜及松平容保的勤皇心与岩仓及萨摩的勤皇心进行比较了。
庆喜轻轻退让一步，避过了英国公使前往敦贺这一难题的锋芒。眼下自然不能准许夷人一行毫无顾忌地在京都昂首阔步，故而为了让双方的颜面都得以保全，准许其自伏见前往大津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夺权派却不会就此罢休。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庆喜逼至绝境，甚至连此前在大坂接见各国公使一事都被颠倒黑白，说成是不可原谅的“无视天朝”的极为不忠之举。
正因如此，在庆喜向两传奏提议准许英国公使前往敦贺旅行的同时，夺权派迫使近卫和二条摄政下达了如下指示--
近日听闻英国公使欲外出旅行，且一行达十七人之多。兵库开港尚无定论，虽有不得已之事，然上述之事断断不可准许云云。
没有比这更无视实情的命令了。然而，这一命令毫无约束力，公使一行早已外出继续旅行，故而可以说，这一问题暂时得以告一段落。
不，在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上火上浇油，令其变得难以解决，夺权派坚信这才是杰出谋略家的做法。
英国人一行离开伏见的当夜，以夺权斗争尖兵自居的四名姓名不详的浪人联袂拜访了鹫尾侍从。据说他们是土佐和备前的浪人，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属于暴力主义者，与今日的赤军派并无不同。
其时，正亲町少将（公董）也恰好在场。
“英国人请求前往伏见、大津，议奏、传奏诸卿竟毫无异议，准许幕府所请，实乃非同小可之失误。”
何谓非同小可之失误？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其他人完全搞不懂。但鹫尾侍从却明白了，这一点着实奇怪。
“的确是一大失误。”
“这必然是广桥、六条、久世、野宫等诸卿对幕府的阿谀奉承，同志们愤恨不已。壮年之辈群情激昂，欲潜入广桥及其他公卿府中，实施处置（暗杀）。希望能请各位重臣对其做出适当处分，否则帝都必将引发骚乱，令其无立足之地！”
“所言极是！”
侍从吃惊非小，连忙同滋野井中将及同为侍从的公寿商议，并依次拜访近卫内大臣、一条、九条两大纳言及柳原大纳言，一番讨论之后又立刻在二条摄政府会合，经过彻夜商议，最终决定以内谕的形式将广桥大纳言等四名公卿免职。真是件令人无比惶恐之事。
不声称“杀人”便无法进行革命，这种让人产生草菅人命的错觉的胁迫手段，自此开创此先例以来，直至今日仍然没有断绝。如今诸多暴力学生的例子，从战术上来看很明显便来源于此。
一旦夺权与暴力联系起来，理智和善意便再无容身之处。
这些暴力主义者已经闯入不具备防卫能力的宫廷内部。他们避开拥有防卫能力的庆喜，直接对宫廷内的摄政关白及其下公卿进行威逼恐吓。
在这些暴力主义者面前，天皇近侍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再想象一下所谓的政党政治家们在拥有统帅权的军部面前采取何种态度，便可恍然大悟。
在鹫尾侍从强硬的劝告下，此前被视作佐幕派的广桥、久世及野宫等议、传两奏等理性派不得不提出辞职申请，被迫远离天皇。
由此可以看出，幼帝身边简直无异于百鬼夜行。
看到这里，事态会变成这样的种种原因也逐渐变得明了。
11日，萨藩藩士小松带刀前往英舰拜访帕克斯。翌日，帕克斯突然提出入京请求，最终得以前往敦贺。然直至10日，帕克斯尚无旅行之意，故而必是受到带刀教唆。至于鹫尾侍从之举，操纵之人必是萨摩。（《续再梦纪事》）
彼时，萨摩前去劝说拜访滋野井中将，又说服近卫内大臣。（《长防追讨录》）
盖排挤议、传两奏（广桥、野宫等人）乃萨摩夙愿，小松带刀曾于4月17日对松平大藏大辅言道：“淘汰廷臣、匡扶朝臣实为当务之急。广桥、久世、野宫等诸卿阿谀幕府，此辈在职期间，公论自然不得施行。然昨夜鹫尾侍从胁迫之举着实出人意料。虽我藩藩士之中亦有持谬论者，但已严加训诫，此等无妄之举自此概不再有。”（下略）
综合以上事实可以推测，唆使帕克斯前往敦贺也好，排挤广桥、久世、野宫等诸卿远离天皇也好，均出自萨摩的计谋。
除此之外，小林彦次郎（后来的香川敬三）、三上兵部（后来的三宫义胤）等人与萨摩联系密切，经常出入于鹫尾侍从府。此二人可以说是岩仓具视的幕僚和秘书，由此便不难想象他们制定出如此令人反感的阴谋的整个过程。
原本无论他们如何谋划，只要摄政严加呵斥便相安无事。然而，由于以近卫内大臣为首的三条、九条、柳原等诸卿聚集在一起，纷纷讲述自己的恐惧，以至于二条摄政也变得犹豫不决，丧失了拒绝的勇气。
议奏、传奏被赶离朝廷，条约问题再次回到了原点。不，岂止是回到原点，甚至连庆喜未得到敕许便接见外国使臣一事也被歪曲成无视朝廷之举，其罪堪比井伊直弼。
夺权派展开如此露骨的阴谋活动，其目的昭然若揭，庆喜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即便是在偏袒萨摩的英国翻译官埃内斯特·萨托的眼里，庆喜的外交官姿态也是相当漂亮的，他在自己的回想录中曾如此赞赏庆喜的风采--
在我所见的日本人之中，将军是最具贵族风采的。他容貌俊秀，高额直鼻，实在是一位令人喜欢的绅士。
拥有如此风采的庆喜为了响应水户大义和孝明帝以国体为重的圣明，基于日本是一个不可争斗的民族这一认知，主动与不请自来的列强展开了外交交涉。
萨摩和长州对此自然不是完全不予赞成。如今二藩都已向英国靠拢，庆喜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明白”，并怀着对政治机构大改革的期待，打算先行战胜外患。
如今正当是二条关白与信赖庆喜的议奏、传奏齐心协力地战胜外患之时。而且，只要其见识正常，能够多少具备一些勇气，信赖会津、桑名和所司代的保卫力量，便可向天下展现出朝廷的威严。
然而，却有一只露骨的谋略之手伸了出来，企图从宫廷内部将其摧毁。一切都乱作了一团。
至少，广桥、久世、野宫等诸卿是基于日本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
但是，仅凭这一点却很难敌过不惜颠倒黑白也要实现夺权的阴谋手段。于是，夺权派利用暴力胁迫摄政及其下公卿，最终将四卿流放，安排一些能任由其摆布的官员继任，可以说如此行为才真正是一种暴力政变。
“岂能坐视不理！”
会津自然坐不住了。倘若令对方达到目的，夺权派甚至可能会变更宫中警卫，被他们视作敌人的幕府中人恐怕将再也无法接近朝廷。
听闻此事，法国公使洛奇必定是拍着大腿，惋惜不已。
他早已料到萨摩会有此举动，故而才主张在开放兵库和大坂之前，先开放下关和鹿儿岛，抢得先手，而后再徐徐开展朝廷工作……
如今这一政治权力正掌握在征夷大将军庆喜手中。法国人认为，所谓权力便应该在这种时候毫不犹豫地使用，但庆喜心怀国体尊严，认为应该避免外国势力介入，便对洛奇的主张置若罔闻。
（我与夷人的想法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你们难道就不明白我的这份诚意吗……）
萨摩和长州不理解没有办法，至于已变作夺权狂热者的岩仓具视及其周围自称志士之人不理解，亦属无奈。
然而，庆喜认为，二条关白和近卫内大臣应该是明白的。
不，倘若孝明帝在世，也一定会明白的。但现在，如此易懂之事却变得混沌不清。
渐渐地，庆喜的愤怒之中也流露出了一丝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