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然复又坐下，望着黄处长的眼睛。
黄处长抽了一口烟，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咳，弄球这些花架子干什么？全是劳民伤财！”于是叹开了苦经：年复一年，搞不完的会演，调演，评奖，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戏剧节，艺术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花样翻新，名堂多得数不清。每次活动，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甚至数百万元。而且是层层搞，县上，地区，市上，省上，最后到北京。这个奖，那个奖，大奖赛，小奖赛，多少纳税人的血汗就这样糟蹋了。如果有效益还好一点，关键是没有人看！就拿咱们西部的各种调演会演来说，除了秦腔有观众以外，那些歌剧、话剧、舞剧、曲艺之类，场场空座。你就是送了票，也没有人来看。到了现在，各个剧团创作的剧目，几乎全是为了获奖而搞。咱们市上几部吹得天花乱坠的戏，去北京参演，售票时连一张票都卖不出去。为了哄骗领导和群众，就花大价钱请客送礼，请专家座谈说好话，请记者写文章捧场，然后又给评委们送红包，请吃饭。如此运作，结果这些无人问津的烂戏，全获了奖，成了“轰动首都”的优秀作品。金光闪闪的奖杯捧回来，皆大欢喜：领导脸上有光，因为这是他们的政绩；获奖演员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提级，评职称，分房子。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跑断了腿，累折了腰，什么也得不到。你说，这是何苦呢？
胡然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设了那么多的宣传文化机构，养了那么多官办剧团，当然就要生出许多事来。否则他们如何向上交代，又如何升官发财呢？”
黄处长说：“我实在是不想当这个处长了，弄虚作假的事看得太多了，太没意思了。”
胡然说：“文化上的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弄虚作假！比上别的行当，你这里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
黄处长说：“算了，闲话不扯了。咱们言归正传：你既然要我帮忙，礼尚往来，我也要请你帮个小忙。”
“什么事？”
“就是这次调演的事。你知道，每次调演都很冷清，有时观众还没有台上的人多。领导不从根子上找原因，却怪我们宣传不力。你老兄来了，我就顺手抓个差：替咱们当几天特约记者吧！”
胡然一口答应：“这没啥问题。别的本事没有，写几篇文章还是拿得下来的。再说，我还喜欢看戏呢。”
黄处长说：“那就最好不过了。杨小霞的事我记着呢，到时候你可要给咱们好好捧场啊！”
一个礼拜之后，孟一先把文章写好了。标题十分醒目：《中国诗歌的新曙光》。周新亚一口气就读完了。胡然问道：“写得怎么样？”周新亚说：“好得不能再好！”野风要看看，周新亚说：“先让头儿看吧，他已经问了几遍了。”说完满面喜色地将文章交给了徐晨。
徐晨点了一支烟，翻开稿子看起来。不一会儿他就两眼放光，脸上绽出欣慰的笑容。
“说得好！”徐晨猛击了一下桌子，发出衷心的赞扬。
他用激动得微颤的手续上了一根烟，猛吸一口，情不自禁地念起来：“……诗坛打破了建国以来单调沉闷的一统局面，出现了多种风格、多种流派同时并存的趋势……这是粘在地面上的中国文学向着蓝天大野展翅翱翔的先声。冲决一切泥淖，腾空而起……”
“啊－－”徐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痛快。他拿起笔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在发稿单上写下了一行字：好文章！发头条！
他又续上了一支烟。青烟徐徐地飘散着，他的情绪慢慢地平稳下来。袅袅烟云变幻着各种形状，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浮现在主编的眼前。那里没有串串骆驼，没有悦耳的铃声。一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的青年拉着架子车，吃力地跋涉在阳光昏暗的地平线上。那是什么时候？六○年？六一年？已经三十多年了。那是什么地方？夹边沟！右派分子们的最终归宿。一批批地饿死，一群群地倒毙。那青年就是他。他的任务很简单：将冻饿而死的“阶级敌人”用架子车拉到远处，挖个浅浅的坑，盖一层沙土掩埋掉。这任务很光荣也很繁重，一天要埋几十人，别人已经没有力气了，只有他能拉动架子车，因为他最年轻。他的罪名是什么？写文章！一篇文章定终身。就那么几句不顺耳的话，他就从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编辑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云烟缭绕中，他又看见自己清晨起来，和管教人员在右派们住宿的通铺上，一个一个地摸那些木乃伊般的腿和脚。这只脚已经完全冰凉了，拉下来，扔到架子车上；这条腿已经彻底僵硬了，拉下来，扔到架子车上。一个个地摸，一个个地扔。快速而又便捷，就像扔一根木头一捆柴一样。后来……架子车太重了，青年在爬一道沙坡时摔倒了。幸好还有一口气，他被送回了古城……
外面下雨了，夹杂着阵阵沉闷的雷声。他感到脖子隐隐作痛……一根细铁丝拴在了他的脖子里。铁丝下面挂着一张大木牌子，上书：修正主义分子徐晨。那是茅永亮的杰作。市上召开批斗文教系统走资派的万人大会，作协文革小组成员茅永亮将无任何官职的徐晨也拉到主席台上，接受陪斗。低头弯腰四个小时站下来，他的脖子从此落下病根：天阴下雨就隐隐地疼起来。
“徐晨！”工宣队长厉声审问：“你在牛棚里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
又是张名人！同在牛棚的张名人每天都要向工宣队密告难友们的“动向”。“牛鬼蛇神”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逃不过工宣队的眼睛。
“要教训一下这条老狗。”徐晨对难友们说，并且想出了一条绝妙的主意。
第二天一起床，难友们都涌到了张名人的床前。徐晨问他：“老张，你昨天晚上说了什么梦话？”
张名人揉揉眼睛：“梦话？什么梦话？”
“你在睡梦里骂了谁？”一位难友问道。
“骂了谁？我骂人了吗？”张名人显得有点紧张。
“你骂的可不是一般人……”徐晨说。
“啊呀，那可是杀头的罪！”另一位难友说，神色十分严峻。“我，我……”张名人忽然害怕起来了，“我真的骂了……骂了……人吗？”
“我们都是证人！”难友们一齐说，“你狗日胆大包天，以说梦话为名，行恶毒攻击之实！你不要命了？”
张名人瘫倒在床上了，头上冒出一层层的冷汗。难友们扭过头去，偷偷地发笑。
张名人哆哆嗦嗦地下了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各位！各位！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面上，就放了兄弟这一码吧！”
“不行！我们一定要向工宣队汇报！”一位难友说。
张名人磕头如捣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徐晨手一抬：“起来吧，老张。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只要你今后不再打小报告，今天的事情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从此相安无事……
想到这里，徐晨取下已经写好的发稿单，重新填了一段意见：“这是一篇评论新诗的文章，观点较开放，拟在本刊发表以供讨论。可否，请王伦同志批示。”
胡委员会上发谬论杨小霞如愿调古城
古城作协党组书记近来情绪很好。在他的治理下，作协单位变得越来越循规蹈矩，越来越没有杂音了。这很让领导上放心。当初市上派他来主持作协工作时就曾明确地交待过：那个单位只要不出问题就行，我们并不指望他们做出什么成绩。一句话：不要出什么乱子！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员，王伦确实不负组织的重托，一到作协就调进和提拔了一批复转军人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担任了各要害处室的领导。这两年在计划生育、卫生评比、扶贫绿化等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受到苏部长和肖副市长的表扬。惟一让王书记不放心也不喜欢的就是《文艺春秋》的那一帮子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诗人和作家。他们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内心里根本把你没有当成一回事！看看野风那个球样子，什么狗屁诗人！徐晨老儿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的，实际上是个滑贼，硬木头，谁知道他心里都想些什么？特别是周新亚那个青年，留一把大胡子，狂傲得不得了。开什么会议，他都往前面一坐，大大咧咧的，一点老实本分的味儿都没有。有一次市上召开文艺座谈会，前面的座位都是内定好了的，安排的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是周新亚一进去就坐在了最显着的位置上，惹得市上几位领导老大不快，以至苏部长很不高兴地问了王伦一句：“那小伙子是谁？”看看，就是这么一些货色！真头疼！
所以当徐晨将《中国诗歌的新曙光》送来请他审阅的时候，他用阴沉的口吻说了一句：
“你定了就是了。”
“想请你把把关。”
“为什么？”
“这是一篇重头文章，里面牵涉到对过去诗歌的评价，一些观点比较新锐。我们有些拿不准，所以想请王书记看看。”
“你的意见呢？”
“我觉得可以发表。发表后如果有不同观点，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王伦用心地抠着脚丫子，一声不吭。
徐晨又说：“开展讨论，这对于活跃学术空气，促进文学创作，都是十分有益的，而且还可以提高我们刊物的知名度。”
“你的意思是要百家争鸣喽？”
徐晨点点头。
“那好吧，”王伦穿上袜子，“把稿子放到这儿，我翻一翻。”
王伦泡了一杯酽茶，点了支香烟，坐正身子，皱着眉头审读《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看了半天，不知所云。那些新奇的名词，那些前卫的观点，特别是一些隐晦的意思，他都看不明白，不甚了了。只是觉得味儿怪怪的，和他以前看过的评论文章不太一样。那些文学评论，对任何作品都是说一大篇好话，最后挑一点毛病，不痛不痒地批评一下，皆大欢喜。这种评论就像鸡毛掸子在人的心里扫哩，扫得大家都舒坦得不行。可是这篇文章，却怪不叽叽的，好像谁欠了他的钱似的，拉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式，何苦呢！当然喽，时代不同了，大家都在喊解放思想，创作自由，我王伦能在发稿单上签个“不”字吗？那不成众矢之的了？笑话！
那又怎么办呢？好办。王伦做官多年，对于棘手的问题，拿不准的问题，自有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上推下卸。现在看来，卸是卸不下去了，那只有往上推了。于是提笔在发稿单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请苏部长阅示。
然后便打电话把徐晨叫来，把稿子交给他：“我粗略地翻了一下。理论问题我是外行，最好还是送给苏部长看一下。苏部长理论水平高，请他把把关。”
徐晨和周新亚一起到市委宣传部去找苏守信。苏守信听完徐晨的话，又看了王伦的批字，不禁有些恼火。他用一双细眯的眼睛盯视着徐晨，好像看一个外星人似的，看得徐晨浑身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周新亚不客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了。“我说老徐呀，”苏部长开口了，“如今都是什么年代了？八十年代！我的同志，粉碎四人帮都十几年了！”
徐晨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双手搭在膝盖上。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这些话不知都讲了多少遍了，我的嘴皮子都磨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就是听不进去。他们还是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左顾右盼，战战兢兢，惟恐树叶子掉下来打了他的头……”
徐晨正襟危坐，面无表情地听着。
“一篇文章嘛，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兴师动众？太过分了嘛！要在过去，我就要戴你一顶观念陈旧、思想保守的帽子！”
徐晨的紧张松弛了下来。苏守信是古城有名的思想解放派，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赞美改革开放的文章，而且在大小报告中无情地嘲弄着跟不上时代的人。
“那么，”徐晨问，“这就可以发表了？”
“你们自己定嘛，”苏部长神色不快地说，“一篇文章都要我来定，还要你这个主编干什么？”
“好，那我们就发了。”徐晨站了起来，准备告辞。
“要不这样吧，稿子先放一放，我抽空翻一翻。”苏部长最后改变了态度。
过了几天，徐晨打电话问稿子的情况，苏守信说还没有看。又过了几天，再打电话，回答还是没有看，太忙了，顾不上。徐晨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又不好天天催。又过了一段时间，苏守信打来电话，要徐晨去一下。徐晨和周新亚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到宣传部。
“我翻了一下，”宣传部长未置可否地说，“没有细看。”
徐晨观察着部长的脸色，看不出什么表情。
“这样吧，”苏守信把稿子交给徐晨，“为了稳妥起见，你们最好还是让肖副市长看一下。他是主管文教的副市长，他拍了板，事情就好说了。”
徐晨哭笑不得，看来上一回的那顿训斥是白挨了。他只得又和周新亚去找肖副市长。肖副市长下乡视察去了，他们把稿子给秘书留下，并且说明是苏部长的意思，无论如何请肖副市长看一看。半个月以后，秘书打电话把他们叫到肖副市长办公室。肖副市长笑呵呵地请他们坐在真皮沙发上，并且亲自给徐晨和周新亚倒了水。略事寒暄，肖副市长和蔼地说：“我大概地翻了翻。无非是思想解放一点嘛，观点前卫一点嘛！看不出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王伦和苏守信真是多事。你们发表就是了嘛。文责自负，即使有什么问题，也算不到你们头上嘛。”
“谢谢肖市长！”徐晨感到浑身松快，“我们准备就在下期的《文艺春秋》上发表。”
“唔？嗯……”肖副市长沉吟起来，“要不，要不……是不是让启明同志也看看？”
徐晨心里暗暗叫苦：把牌又推到市委书记那儿去了。而那位启明同志，放羊娃出身的老革命，至今还没有读过伟大领袖一再倡导领导千部必读的小说《红楼梦》呢，哪能看得懂这种玄而又玄的纯理论文章！
然而徐晨却低估了启明同志。启明同志文化虽低，倒是个痛快人。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和城府。遇事从不推三阻四，是那种情况不明敢表态的粗人。他让秘书把徐晨和周新亚叫去，劈头盖脸地训道：
“日的什么鬼？一篇小文章，搞得神神秘秘地把整个古城都旅行遍了，玩什么游戏呢？”
“秦书记，文章……您看了？”
“没有。我哪有时间看这些东西！－－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是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孰优孰劣的问题。”徐晨接着扼要地讲了一下文章的内容。
“胡球然！”启明同志打断了徐晨的汇报，“什么现代主义现实主义，胡球然！一篇文章就能翻得了天？我就不信！你们信？胡球然！”
“秦书记，那我们就发表了？”
“行！”启明同志一锤定音。
发稿之前，徐晨召集大家开了一次编前会议。徐晨说：“《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经过层层审阅，领导批准，就要在这一期发表了。对于这篇稿子，尽管写得很好，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但是由于它涉及的问题比较敏感，观点过于尖锐，发表后可能会引起不同反响……”
“是啊，”周新亚说，“孟一先的刀子磨得太利了，恐怕会刺痛一些人的神经。”
“因此我的意思，，”徐晨说，“稿子是要发，而且要放在重要位置上。恰好这里有一篇苏部长在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就让苏部长的文章打头，把《中国诗歌的新曙光》发在第二条上……”
野风伸出拇指说：“高！苏部长的讲话谁都不会看，实际上孟瞎子的文章就是第一条了。”
徐晨接着说：“稿子是这样安排了。但我们作为编辑部，对这篇文章最好不要有倾向性的意见：肯定或者否定。特别是不要表现出太多的偏爱，这样容易授人以柄。”
野风瞪着眼睛说：“你这个主编当得太累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支持就是支持，否定就是否定，你这样躲躲闪闪的干什么？”
徐晨瞅了野风一眼：“我说诗人！周新亚他们年轻些，你是过来的人了，苦还没有受够？”
野风说：“说球的什么话！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能怎么样？”
徐晨叹了一口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总是忘性大。你以为有些东西的改变，就是那样容易的吗？”
野风还想说什么，被胡然阻止了：“听主编讲嘛。老徐你继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