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索时期”的天才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以后的法兰西文苑，春意渐浓。雨果身披丽甲，头戴金盔，手握巨笔，天马行空，不可一世；而在其《欧那尼》上演大获全胜之后，他则成为积极浪漫主义派领袖群伦的大人物。此时梅里美乔装打扮，诡称“西班牙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发表了一部浪漫主义基调的戏剧集，踏上文学之路，不久，和雨果交上朋友。但好景不长，双方互相欣赏了一段时间，觉得情意难投；于是分道扬镳，各奔西东。雨果经营着海阔天空的浪漫派大作，梅里美在斯丹达尔的诱导下，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建造着自己特有的“文学宫殿”
梅里美并不是文学巨子。但却以思想蕴藉，风格玲珑，丹青妙笔，技巧独到而立于法兰西文学大家之林，并为世人所叹赏和偏爱。
独生子的优越性
一八零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普罗斯佩·梅里美生于巴黎一个艺术家的家庭。父亲让·雷阿诺·梅里美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画家、艺术鉴赏家，但他兴趣广泛，对建筑，甚至化学，也有所研究。他多年从事美术教育，并留有论绘画技巧的专著。
母亲多才多艺，同样长于绘画，而且以画儿童肖像知名。她还会讲故事。
她一面给自己的独生子普罗斯佩讲故事，一面给他画像。小儿子很乖，一动不动地坐在母亲面前，任她画来画去，那年他才五岁。母亲为他绘了一张动人的肖像：面孔幼稚，带有几分傲气；卷发美丽光柔，给人一种动感；一双不大的眼睛流露出一种率真；嘴巴伶俐可爱，显得有些调皮。
梅里美自幼受母亲的影响殊深。母亲是个性格倔强，有思想有头脑的女子。她在十八世纪启蒙哲学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相当牢固的不信神，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世界观。她不顾亲友反对，执意不让自己的小梅里美去教堂受洗礼。梅里美一直眷恋着自己的母亲，并多年和她一起生活。父亲的思想也是激进的，第一帝国时期他是个热烈忠诚的拿破仑分子。梅里美的父母属于开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从不卷入激烈的政治漩涡，惯以旁观者的冷眼，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观察历史的进程。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梅里美的处世哲学、人生态度、思想感情、艺术趣味和才能的形成与培养，都起过明显的作用。
求学时代初识社会
一八一二年，九岁的梅里美进了父亲任教的拿破仑中学，学习努力，喜欢绘画，酷爱外语。中学毕业后，像法国当时大多数富家子弟一样，梅里美遵照父命进巴黎大学法科学习。六年的大学生活，除了学习法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钻研文学和外语。他先后掌握了西班牙语（包括吉卜赛语在内的西班牙方言）、意大利语、英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成名后，为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又学了俄语。多种外语知识，为他的写作、考古、游历，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梅里美的一般文化修养也很高。从幼年时代起，他就半自觉地接受了父母灌输给他的启蒙思想，后来逐渐接触莎士比亚和拜伦等大家的著作，而且阅读的多半是原文。梅里美对考古兴趣颇浓。总之，他的语言、文学、历史、绘画、考古诸方面的丰富知识和实践，使他成为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最典型的一个学者型作家。
大学毕业后，梅里美在商界供职的同时，开始踏上文学这只有些飘忽不定的船。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之前的法兰西文苑，似乎呈现出一片半荒芜的景象。漂亮文学的制造商，消极浪漫主义的旗手--夏多布里盎，依然效忠波旁王朝，先后出任外交大臣、驻外使节，并忙于撰写《墓外回忆录》。那个被称为旧贵族典型后裔的诗人拉马丁，尾随复多布里盎，发表了《沉思集》
和《新沉思集》，大唱人生悲歌，深得上流社会的欢心。不久，他高卧云端，仰面冥思，安享盛誉，以待天年。看来，消极浪漫主义已是沉舸病树，好景难再现了。
一股新的文艺思潮即将崛起。斯丹达尔从他的第二故乡米兰返回巴黎，分别于一八二三年、一八二五年发表了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这部文论有助于与伪古典主义进行斗争，大长了方兴未艾的新文艺思潮的威风。
后起的维克多，雨果来势更猛。一八二七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克伦威尔〉（历史剧）序》，这使他成为积极浪漫主义新文艺的首领；他的美学思想对这股文学思潮朝着纵深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斯丹达尔和雨果都被称为浪漫派。因为在那个时代，凡挥笔上阵反对伪古典主义者，统统被视之为浪漫派。可他们俩，无论气质上或风格上，是多么不相同啊！其实，只有雨果是真正的浪漫派，斯丹达尔则不是，他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文坛上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先驱。
梅里美有幸和这两位文学巨匠相识。但他和雨果并未久交，却与年长他二十岁的斯丹达尔结下了至今传为美谈的深情厚谊。
斯丹达尔--良师益友
不论是作为作家或是普通人，斯丹达尔与梅里美都有一些相像的特征。
他们崇尚启蒙派，是一对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他们重要的审美观点之一是热爱事实，同样讨厌雨果式的豪言壮语。斯丹达尔平生没有写过一句诗，梅里美也不喜欢韵文，他们都厌恶嗲声嗲气的靡靡之音。他们两个在反对法国民族虚荣心方面几乎互不相让。一个热爱意大利，一个热爱西班牙。他们两个同样喜爱性格鲜明的特殊人物，以及不寻常的事件。他们都崇拜“力”。
但他们又是不同的。
斯丹达尔是个唯物主义者，有坚定的信仰，并且至死不渝；梅里美没有固定的哲学观念，怀疑一切，对世上五花八门的革命家、传道者、改良派，甚至救世主，都无动于衷。斯丹达尔是一个彻底的波拿巴主义者，在逆境中，他把对拿破仑的敬意深藏在心中，对七月王朝不卑不亢。梅里美则不同，他的第二帝国皇室朝臣和上议院议员的身份与他那种孤傲敏感的心理状态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他一方面冷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言不由衷。斯丹达尔的风格和他自己内在的抒情气质难以相分，他长于概括，并且喜欢发表议论；梅里美则不同，他把人物的思想感情表现得与己无关痛痒，貌似冰霜，但又把故事写得富于戏剧性，--在这一点上公认他的写作才能超过了自己的老师。斯丹达尔的作品，一如巴尔扎克，以思想精微获得读者的尊重；梅里美则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评论家、读者的偏爱。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斯丹达尔对梅里美的积极影响。当他们相遇于巴黎某夫人的沙龙时，斯丹达尔的心灵已结出一批相当成熟的果子，梅里美不过是初出茅庐的“生荒子”。
梅里美在《亨利·贝尔--札记与回忆录》中，除谈到斯丹达尔身上所具有的“诚挚”、“笃实”、“讲信义”这种可贵的品行外，还较多地谈到在文学方面对他的有益教导。
斯丹达尔说：“要像莎士比亚那样懂得人的心灵。”斯丹达尔自称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斯丹达尔告诉梅里美要记住那些足以揭示心灵奥秘的“特征”，如有表现力的词句或动作，等等。
斯丹达尔嫌恶忸忸怩怩的文体。雕琢浮夸，生造奇僻字句，给平庸思想涂上瑰丽文辞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梅里美说，斯丹达尔强调要使读者记得的是作品的“意思”，而不是“个别辞句”。斯丹达尔十分推崇十七、十八世纪散文家的简洁、清晰的风格。梅里美对此大为赞赏。
斯丹达尔的座右铭之一是：“应该鞭策自己每天写作”。梅里美说，老师时常责备他懒惰。梅里美确实写作不多，文艺作品终其一生也谈不上丰收。
其原因之一就是梅里美对自己的创作是宁缺毋滥，过于“吹毛求疵”。
斯丹达尔从善如流。他说：“谁只要干‘白纸写黑字’这一行，别人说他笨拙，就不应该惊讶或是动气。”梅里美说斯丹达尔常把别人的批评记在心头，“毫不恼怒”，而且加以热情研讨。斯丹达尔这种谦虚态度，给梅里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年的剧作
梅里美实际从事“纯”文学创作的时间不长，留给后世的作品加在一起也不过二十篇，而且良莠不齐。梅里美曾和斯丹达尔合写过一个剧本，但手稿未流传下来。那年他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两三年后自己独立试写了几部喜剧、一部散文歌谣集，之后才进入比较成熟的创作时期。
一八二五年六月，巴黎出版了一本《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扉页上郑重其事地写着：“为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著，约瑟夫·爱斯特朗支译。”书中附有译者写的一篇札记和作者的一幅肖像。札记详细地叙述了克拉拉的生平事迹，剧本演出情况，剧作西班牙文版发行的前前后后，以及如何通过书刊检查关卡，等等。札记作者还提到他本人和女演员兼剧作家的私交。札记中还提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以前的历史背景，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的游击战，一八二零年的西班牙革命，一八二三年的西班牙君主专制的复辟，以及一些实有其人的革命家和费迪南七世，等等。
所谓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者，实为普罗斯佩·梅里美本人。
这些早期的短喜剧的思想艺术特点，基本上都是西班牙式的，情节也与西班牙有较密切的联系。人物个性虽不够鲜明，但一般说来心理刻画都相当真实。
所以斯丹达尔得出结论性的意见是：“这类剧作，比法国多年来出现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自然真实。”这可能有些过誉，但这说明一种实情：梅里美初登“文学航船”时，所写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已具有不同于一般浪漫派的风格特点，这就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半叶是梅里美创作第一批重要艺术品的时期。他由于受到七月革命前夕国内形势的影响，将自己的目光从异国情调中转向广阔的历史领域。他接受了斯丹达尔关于埋头历史题材不能作为逃避现实的借口，相反应注意当代法国人的“精神需要和主导情绪”的文艺思想，动手写了以著名的“乡下佬”起义为内容的历史剧《雅克团》（1828）。剧的主旨在于揭示人民反抗封建领主专制的斗争精神。
乡下佬“雅克团”大起义的烈火是从英法双方军队掠夺最厉害的法国西北部区域开始燃烧起来的。纪尔伯·达蒲莱蒙男爵是包阿锡最残暴的封建领主，农民不堪其苦，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一个名叫若望的修士，有一定韬略，目光开阔，思想境界高，提出农民要解放自己就得“建立公社联盟”
的主张，于是被农民推举为头领。在他的领导下，“雅克团”英勇战斗，占领了城堡，杀了封建领主，围攻城镇，打败了政府军。他们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巧妙地利用了英国浪人部队与法国封建主之间的矛盾。但“雅克团”起义军内部的严重矛盾是起义失败的主因之一。奥勃朗台是“雅克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