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的名字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他“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早在三十年代，法捷耶夫的小说和文学论文就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先生非常喜欢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称它为“纪念碑的小说”。他像普罗米修士偷火给人间一样，把《毁灭》由日译本转译成中文，在一九三○年创刊的《萌芽》杂志上连载。后来又参照英德两种译本进行了修改，于一九三一年冒着生命危险由自己出资用三闲书屋名义出版了这部小说。鲁迅把《毁灭》的译介看成是教育人民群众和向敌人进行斗争的革命工作；把《毁灭》
的出版看成是“一点小小的胜利”。
《毁灭》这部作品对我国读者起过很大的教育作用。我国有很多青年是因为读了《毁灭》等革命书籍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彝族作家李乔就是一例。
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年代《毁灭》曾教育了那些坚持游击战争的英雄们。
他们从作品中的两个人物--莫罗兹卡和密契克身上认识到自己应该学的是什么，应该克服的是什么，从而使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能保持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作家肖殷同志在《光辉灿烂的榜样》一文中，前公安部郝若瑜同志一九五七年在《莱奋生，保尔·柯察金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一文中都以真实动人的事例证明了《毁灭》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毛泽东同志对这部作品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法捷耶夫的另一部长篇名著《青年近卫军》刚一问世，水夫同志就把它翻译过来，并于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了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最喜爱的读物之一。书中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英雄形象，成了我国青年的学习榜样。一九五三年国民党军队攻占福建东山后，立刻就出现了一个和“青年近卫军”一样的“东山少年”
地下组织，与敌人展开了斗争。在张志新烈士生前喜爱的文学书籍中就有《青年近卫军》。这部作品在我国和其他优秀作品一样，的确成了一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生活教科书”，读了之后，会帮助他们树立为无产阶级事业而献身的革命人生观。
除了文艺作品外，法捷耶夫的关于文学问题的论文也被介绍到我国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号的《北斗》杂志上发表了冯雪峰同志翻译的《创作方法论》一文。这是我国读者看到的第一篇法捷耶夫的理论文章。后来，法捷耶夫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著作都陆陆续续地被翻译过来。他的论文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法捷耶夫青少年时代是在接近我国黑龙江省的远东地区度过的，并在这一带从事过多年的革命活动，所以他很早就较熟悉中国。他了解中国人民，说：“中国人民的性格有很多与俄罗斯人性格相近的地方，这就是：幽默感，忘我精神，非凡的坚韧、忍耐，喜爱劳动--喜爱始终不倦地顽强地克服一切困难的劳动。”他也熟悉和热爱中国文化。一九三四年，他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文化》一文中曾说过，马雅可夫斯基经常像中国戏剧那样运用“假定性”的形式，并且取得了现实主义的成果。他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文学作品，如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一九三二年他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东方委员会中国部，这也说明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法捷耶夫对中国的革命文化更是关心，他说：“我们怀着热爱的心情注视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还记得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还记得鲁迅同他的学生和朋友为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他特别敬重鲁迅，说鲁迅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称他为“短篇小说的能手”、“文字巨匠”，和契诃夫、高尔基并驾齐驱，是“中国文学的骄傲和世界文学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对郭沫若、茅盾、丁玲等老一辈作家也非常赞赏，说他们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作家”。
法捷耶夫不仅自己推崇中国的文化，而且积极致力于中苏文化的交流。
他说，尽管把中国文学，特别是把中国古典文学译成俄文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也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一九四九年他从中国回国后，就在苏联作家协会里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学小组，自任组长，吸收了许多苏联著名作家、汉学家和翻译家参加。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研究和译介中国文学。
在谈到法捷耶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时，不能不着重提一下他与鲁迅之间的“文字姻缘”。众所周知，法捷耶夫的《毁灭》是鲁迅翻译的。这件事曾使当时还很年轻的法捷耶夫深受感动。此后多年，他不只一次地表示了对鲁迅的感激之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苏联作家协会在作家之家举行悼念鲁迅的大会。大会主席就是法捷耶夫。他在作了鲁迅生平的报告之后，说道：鲁迅曾将他的《毁灭》译成中文，他引为荣幸，他特别感激鲁迅。一九三七年，上海的鲁迅纪念委员会曾去函聘请法捷耶夫作纪念委员会的委员，法捷耶夫欣然同意，在回信中写道：“纪念鲁迅对于我特别珍贵，因为承蒙他这个中国文学的巨匠翻译了我的不腆之作《毁灭》，使得它能接近了中国的劳动者。”法捷耶夫懂得一些中文，他曾在肖三同志的帮助下向苏联读者译介了鲁迅的一些早期作品，如《阿Q正传》和《药》。一九四九年十月，法捷耶夫说：“我是稍微懂得一点中国语言结构的人，在中国的诗人肖三帮助之下曾把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字一句地译成俄文，我曾努力在我国的语言文字里寻找那能够表达鲁迅天才的最正确的表现法？鲁迅曾费了珍贵的时间把我年轻时候的作品《毁灭》译成中文，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回答这位世界的文学家？”
鲁迅和法捷耶夫这两位文学大师把对方的作品看成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可贵财富，把互相译介对方的作品看作是对本国人民、对革命的文学事业应尽的义务。他们之间这种感人的文字情谊不仅在中苏文化交流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法捷耶夫始终抱着最大的同情关心着中国革命的每个阶段，“还是在伟大的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关心中国革命。”
他说：“我们和你们一块儿感受过革命中的一切不可想象的困难，一块儿为革命的胜利而欢喜。”当中国人民取得对国内外敌人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他更是“高兴得了不得”，为了同我国人民一起欢庆胜利，一九四九年九月底，他率苏联文化代表团来我国参加开国大典和进行友好访问。到中国来是法捷耶夫多年的愿望。他为自己愿望的实现而欢欣。当这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著名作家到达哈尔滨时，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愉快，对前来迎接他的老朋友肖三同志说：“多少次和你说过，要到中国来的，现在果然来了。”
法捷耶夫在中国期间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因此他对中国的光辉未来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说：“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政治的胜利，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胜利。”“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在文化方面将要焕然一新，人民革命的胜利将使中国人民列入指示全人类道路的世界最进步的民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