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在俄国文学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成为反映特定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一直为后世所传诵，这是由于它不但具有超凡的思想深度，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作品，在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描写的真实性，喜剧性的讽刺手法，浮雕般的肖像描绘，以及个性化的语言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显现出了果戈理惊人的艺术天才。
一、十足的生活真实
生活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的创作中，其程度又是千差万别的。这种艺术与生活密切结合的趋向，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到十九世纪的果戈理时期，又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果戈理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使俄罗斯文学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性、独创性和“十足的生活真实”（别林斯基语）。果戈理的全部创作，从早期的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到晚期的长篇名著《死魂灵》，无不给人一种题材平凡，构思朴素，描述自然，形象逼真，意境优美，情节新颖的感觉。其中取材现实，揭露沙俄黑暗的农奴制的作品，固然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没落哀朽、卑微庸俗的生活真实；就是那些取材于民间传说，充满着浪漫主义奇异色彩的作品，也不乏俄罗斯人民风土人情的生活气息。
凡是读过《索罗庆采市集》的人，恐怕谁也不会忘记开篇所描绘的那幅色彩斑斓、绚丽多姿、令人陶醉神往的乌克兰乡村的初夏风光，以及具有浓重地方色彩的农村集市盛况。在情节殊异的《圣约翰节前夜》、《五月的夜》、《圣诞节前夜》和《可怕的复仇》等作品里，虽然出现了魔鬼和妖精的形象，可是作者也赋予了它们某些现实性的特征，从而使读者几乎人鬼莫辨，真假难分，将其视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作品，一般偏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热情和主观想象；而果戈理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却有所不同，即使是运用怪诞的情节和象征性的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美学评价，其中仍然充满着酷似生活本身的描写。在这类作品中，不管是对民族英雄丹尼洛·布鲁尔巴施的歌颂，还是对格利茨柯和帕拉斯卡、伐库拉与奥克桑娜等男女青年们纯真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揭露，对伤凤败俗行为的嘲讽，无不显露出小俄罗斯人的民族特性和乌克兰的泥土气息。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而言，果戈理的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为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卓越的范例。
在果戈理成熟时期的作品中，用来表现登场人物的每一个艺术细节，都不是自流的，它总是与人物的性格紧密相联，作为塑造典型性格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收集在《密尔格拉得》中的第一篇小说《旧式的地主》起，他就特别注意了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和环境的真实描写，集中笔墨，对“生活的主人”
无情地进行揭露和批判；它们像聚光镜一样，让读者从中看清了沙俄农奴专制统治阶级腐朽衰败的情景和这个制度给俄罗斯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作品展示出，老地主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普里合里亚·伊万诺夫娜所住的房屋矮小黑暗，院子里的花园杂乱冷落，房间里的摆设笨重古老，苍蝇在桌而上“撒满了黑点”，举目所见，一片令人窒息的气氛。环境既如此凋落衰败，生活其中的主人又是怎样的呢？果戈理以一系列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把两个旧式地主的寄生性和颓废的精神状态揭示得淋漓尽致。”普里合里亚·伊万诺夫娜的家政学是建筑在不断地开关储藏室，腌、晒、煮无数量的水果和蔬菜上面”。除此以外，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像照料小孩一样地照顾丈夫的衣食，甚至临终时的痛苦和嘱托也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最大的嗜好就是吃喝，太阳出山前便“已经坐在小桌后面喝咖啡了”。断断续续地一直吃到晚上九点半钟，一天不下十次。因为吃东西过多，晚上肚子胀痛得无法入睡，几次起床，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一边难受地发出呻吟，但妻子问他还吃点东西好不好时，他又大吃起来，而且吃完东西之后，他总是照例地说：“此刻仿佛轻快些了。”在妻子死后，他逐渐变得懵懵懂懂，完全丧失了生存的能力，酷似一具行尸走肉，不久就追随伊万诺夫娜也命归黄泉了--这一切，看来是那么平凡、琐碎和无聊，然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入木三分的细腻之笔，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地主阶级无法挽救的没落趋势，看到了农奴专制和寄生虫生活给人类精神世界带来的可怕的灾难。这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沙俄来说，是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典型的社会现象，有其不可抹杀的积极的社会作用。
但是，有人却指责作者没有通过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夫妇的形象，“阐明地主生活的各个方而，这个阶级的人们的一切倾向，以及激动着他们的一切”事物，没有在地主的周围，写出“勤劳的农村”和“倾家荡产的农民”。
因而认为《旧式的地主》是一篇不真实的、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很显然，这种指责是欠公平和不应该的。须知，人们评价一部作品，只能根据其中已经写到的东西进行科学的分析，看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侧面，有无社会进步意义，而决不能离开作家的创作构思，主观武断地规定作家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更不能要求作家像写哲学论文那样，将主人公所从属的阶级本性的“各个方面”揽括无遗。否则，势必导致文学评论的简单化，庸俗化，而对文学史的发展作出错误的估量，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产生恶劣的影响。
《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理创作中一篇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有人以它为依据，断言果戈理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认定他“估计现实是拙劣的，观察现实是不够客观的”，甚至说他的大部分作品是“杜撰的、病态的、腐烂的”，这显然是一种与事实完全相违背的结论。必须看到，在果戈理由浪漫主义逐渐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中，虽然能够找出一些与现实主义精确性和明晰性相背离的细节描写，但其中符合这种要求的细节描写不知道要超过它多少倍。而且从发展趋向来看，果戈埋作品中细节描写的精确性与明晰性也是与日俱增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特别要有发展的观点，不能以偏概全，以支流代替主流，以前期否定后期，从而断言“果戈理绝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拿浪漫主义色彩甚浓的《塔拉斯·布尔巴》来说，同名主人公跟大儿子斗拳，目睹大儿子英勇牺牲，因失掉儿子静坐黑海之滨时的内心痛苦，和激战中亲手杀死出卖民族利益的二儿子以及他自己以身殉国等细节、场面的描写，都是俄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经典篇章。
其形象之明晰，其心理之精深，其感情之强烈，其意境之优美，与世界第一流的现实主义作品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如果说，《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得》是小俄罗斯宗法制农村生活的一个侧影，那么，《彼得堡故事》和《钦差大臣》就是京城和官场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到了长篇小说《死魂灵》中，果戈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细节和环境的描写技巧，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在《死魂灵》（第一部）中，果戈理用来表现登场人物的每一个艺术细节，都是经过认真推敲和精细安排的。它们无不与人物性格紧密相联，而作为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手段。玛尼罗夫家客厅里绷着华丽绢绸和绷着麻袋布的靠椅并存；科罗皤契加家里椅壁上挂着一面古色古香的镜子，镜子背后塞满了破信札、旧纸牌和烂袜子；罗士特来夫家书斋里的墙壁上只挂着两支枪和一把剑；梭巴开维支家尽摆着一些笨重坚实的家具等细节描写，都像显微镜一样，让读者透过它清晰地看到了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特征。凡是读过《死魂灵》的人，恐怕谁也不会忘记乞乞科夫随身携带的那个极力不让别人了解其底细的箱子和他那身闪闪发光的越橘色燕尾服，以及由此而联想起的他那奸猾自负的性格特点。小说中关于泼留希金家的陈设，更是细节描写的范例，也是人物生活环境的传神之笔。一片破布，一把发黄的牙刷，一张破椅子的靠手，以及写过字的废纸，他都要收藏起来，同旧银器、中国磁瓶和上面结满蜘蛛网而已停摆的钟等物品，杂乱无章地一起堆满一屋子。透过这种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贪婪吝啬已渗入了泼留希金的每一个细胞，他的精神世界确已腐朽不堪，到了彻底毁灭的地步。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果戈理在描写同一生活现象的艺术细节时，也能精细地表现出各个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死魂灵》中五个地主对乞乞科夫的款待：在玛尼罗夫家，“只有菜汤，但是诚心诚意”；在科罗皤契加家，“有香菇，有烙饼，有蛋糕，有蒸饼，有酪条，有脆饼烘糕，以及各色各样的包子”；在罗士特来夫家，中饭的菜做得“有的太熟，有的还生”，但却有大量的葡萄酒、上等白酒、乌梅烧酒、“香槟和蒲尔戈浓”
的混合酒，此外还有没有固定名称的“香醪”；在棱巴开维支家，是羊脊肋加粥，以及塞满着“各种好东西”的火鸡，而且分量很大；在泼留希金家，只有一个不堪入口的“复活节的饼干”，加上一瓶从中捞出了“蛆虫和苍蝇”
的“果子酒”。果戈埋通过地主们款待乞乞科夫的细节描写，便活生生地将玛尼罗夫的“甜腻腻”、科罗皤契加的善聚财、罗士特来夫的爱喝酒、校巴开维支的贪口福、泼留希金的守财奴的性格特点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读后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还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性格物质化和物质性格化，是果戈理创作中细节描写的显著特色，日常生活环境的描绘，在他塑造典型人物的性格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非常注意描写人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揭示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精神世界跟沙俄农奴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别林斯基曾经满腔热情地肯定：“果戈理的全部作品，专门致力于描写俄国生活，他在如实复制生活的这种本领上是无与匹敌的。”
二、辛辣的幽默讽刺
正如人类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喜剧性一样，喜剧性也贯串在果戈理全部创作的始终。而果戈理用以构成作品喜剧性效果的重要手段，则是辛辣的幽默讽刺。
果戈理创作中的喜剧性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从幽默到讽刺，从善意的诙谐到毁灭性的嘲讽，这就是它发展的大致轮廓。果戈埋早期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其喜剧性特色是幽默，以及由幽默所引起的轻快、爽朗的笑声。不论是《索罗庆采市集》中对“胖美人”赫芙拉同亚芳纳西·伊凡诺维奇调情的描写，还是《圣诞节前夜》中对妖精勾引哥萨克男人的嬉笑，乃至于《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妈》中对希邦卡及其姨妈瓦西莎·卡施波罗夫娜精神世界畸形发展的揭示，作者对批评的现象和嘲笑的目标虽是怀着轻蔑与否定的态度，但在感情方面尚未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当时，果戈理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东西是社会生活中的“霉斑”，然而他又认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还是充满着生机的。因此，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总是以讴歌社会生活的健美的因素为主，而对畸形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其目的仍旧是为了以丑衬托美，以恶衬托善，在以美战胜丑，善战胜恶的过程中，展示出生活的主导旋律，表白作者的是非观念、道德原则和对现实的态度。正是在这种美学思想的支配下，果戈现对人类社会生活中喜剧性现象的反映便渗透了乐天的幽默情调，而使读者发出爽朗轻快的笑声。
从《密尔格拉得》以后，特别是到了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小说《死魂灵》，果戈理作品中的喜剧性逐渐由轻快的幽默发展为辛辣的讽刺，而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含泪的笑”，也就成了果戈理讽刺手法的独特风格。
果戈理的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品是为被迫害、受侮辱的下层人民鸣不平的（如《狂人日记》、《外套》）。果戈理以他尖刻的讽刺笔墨揭露和控诉了官僚专制制度残酷践踏“小人物”的同时，也以喜剧性的细节描写剖示了“小人物”身上的弱点，唤起读者发出了含泪的笑声。这种嘲笑是对被官僚专制制度迫害致狂或致死的人而发的，表达了作者深沉而悲切的人道主义心境。
但是果戈理创作中的讽刺锋芒，主要是对准哀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沙俄官僚集团的。为什么这类作品也同样透过作者辛辣的讽刺，而表现出了“含泪的笑”的特色呢？
在《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中，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心灵空虚，无聊已极，庸俗不堪。为了一支猎枪的事情而发生争吵，竟然引起一场无休止的诉讼，弄得双方倾家荡产，头发霜白，表露他们身上已经没有半点人性的影子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你读到作品的末尾时，也会同作者一道发出悲痛的微笑和忧郁的叹息呢？因为它使你想到了生活，看到了生活的“病征历史”，于是，你便不能不啼笑皆非、摇首叹息，发出“这个世界上真烦闷啊”的呼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