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亦曾报道：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箕相残之手段，不知将何想法？……须知嘉兴南湖十二共党首领中之陈公博、周佛海虽最后自毁个人历史，均尚能渐悟苏联式共产主义草菅人命，残暴行为，正祸及全国，乃自动脱党。三十余年来，大陆生灵涂炭之巨，尤甚于张献忠、李自成数十百倍，未知世侄有动于衷乎？昔黄巢戮八百万，闻者莫不咋舌，外人且以其较俄帝伊凡之畜牲行为尤甚。确如斯魔名言，“二人死可悲，千万之死乃一统计。”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其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陈炯明撰墓志，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和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智，已洞察日本某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应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所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孙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死，生命之忧，致尚希翼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叠闻；“走后门”妄为，也比比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螯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危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尤秉权，一旦数擎，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束归，以承父志，淡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中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顺祝安谧。
蒋宋美龄
八月十七日
宋美龄在这封信中，首先以长辈的身份回忆她与廖仲恺、何香凝的交往，混淆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廖、何及孙中山同蒋介石的区别，把蒋介石吹捧成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忠实信徒，并掩盖蒋、廖在黄埔时期的矛盾，把蒋介石说成对廖仲恺怀有深厚的感情。
其次，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错误，“文革”发生的灾难。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以道听途说的郭沫若话语诋毁中国共产党信仰的马列共产主义理论。
更为滑稽的是：她把抗战时期扣押廖承志，使之陷于囹圄之苦的蒋介石说成是廖承志的恩人。
最后这段话，则以自以为高明的手段，用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对廖承志极尽嘲弄，甚至侮辱。
宋美龄的这封信代表了国民党内顽固守旧者的主张，仍抱着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幻想不放，这封信表明宋美龄及其所代表的那些人小聪明过头，根本就无原则、正义、理念，违背历史潮流而动。
宋美龄的复函，很快遭到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批评。8月24日的香港《中报》发表评论说：“‘廖函’有一个明确而又严肃的目的，就是吁求国共和谈，以实现中国和平统一。为达此目的，中共不惜矫枉过正，对国民党作出种种优厚的承诺。对照之下，‘宋函’除了引述外国报章做反共宣传，并板起‘长者’面孔教训晚辈廖承志，以为蒋经国出气外，实在看不出什么严肃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封信未作详说，继续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宋美龄原想放颗“心战”原子弹的想法并没有实现，相反，让世人更看到了她的小鸡肚肠。
三、拒绝邓颖超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平统一成了人心所向。台湾政府的政策已经开始松动，确定了包括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政策，深受海峡两岸人民的欢迎。但宋美龄作为国民党的关键人物，脱离不了反共“心战”的思维窠臼，两次拒绝邓颖超发出的和平统一讯息，泛泛而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过，移居美国后，宋美龄不满于台湾岛内日益抬头的分裂倾向，十分关心两岸和平统一。
1．致邓颖超的公开信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蒋介石至死不曾动摇的信念，宋美龄对夫君这个信念十分赞同。不论是蒋介石生前还是去世后，宋美龄都是台湾高举“反共复国”大旗的代表人物，寓居美国期间，她也不甘寂寞。给廖承志的回信虽然招致不少尖锐批评，她并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两年后，宋美龄再次奏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老调。这次是针对邓颖超的一次讲话的。
1984年1月24日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六十周年纪念日。60年前，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1984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在大会上作了讲话。
邓疑超在讲话中，回顾了国民党“一大”的历史内容和历史地位，颂扬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在1927年，由于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背弃了孙中山先生《遗嘱》中的谆谆嘱咐，背弃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规定的道路，使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了破坏，中国一时又回到黑暗和分裂的局面中去。”以史为鉴，邓颖超又着重论述祖国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借此机会，她向台湾当局和民众指出，“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希望台湾当局当机立断，早作决断。邓颖超的讲话再次向外界传递了和平统一的信号，她说：“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
邓颖超的讲话经报纸登载，影响很大。寓居美国的宋美龄看到这个讲话的内容，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很快遥控在台湾的孝义为自己准备了反击信。2月16日，宋美龄发表致邓颖超的公开信：
颖超先生大鉴：
数年前“四人帮”倒垮前后，闻先生曾几遭险厄，甚至受忧受逼，将至自殉边缘，幸率无恙，论先生在共党中之党龄如此资深，尚时陷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恻然不已。近阅报载，先生在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纪念会中曾作一次演说，追念在我总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兹将当时决策之来源为先生道之。
按当时国家处境危殆，外则有世界列强企图恣意瓜分中国，加之各帝国主义藉不平等条约之各种特权，不断榨取我人力、物力、资料，以填其欲壑，国内则有大小军阀猖獗，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我总理深感于此，乃为中国在国际上享有平等待遇，呼吁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缚我国之平等条约，但世界列强犹如聋哑，不加理会，此时仅新起之苏联政权，别具心裁，予我革命基地广东以有限之械弹，得一箭双雕之收获，当时，苏联政权被各国歧视，地位极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压迫众生之好感，并又可以之炫耀于列强之前，显示苏俄政权乃是有正义之政权，且在广大之中国，顺理成章，树立一将来征服世界不绝之兵源，亦即充当炮灰之资源，假此机会肆意吸收训练基地骨干份子。以贯彻由苏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苏维埃帝国蓝图之推行措施。名利双收，莫过于此。再者，当时大会所通过之“容共”政策，旨在联合国内一切反军阀反帝国主义之力量，其实，共产党之力量，证之于当时所谓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到会者仅十二人耳。其首脑人物当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董必武及毛泽东等，事实上，中国国民党乃是中国共产党之保姆。
盖若非仰赖当时国民党之掩护、育养，其便能成为后日之党耶？且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终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而摒弃之，由共产主义信徒而摇身一变竟成为后日之汉奸，此亦是共产党头儿、脑儿对主义信仰之最大讽刺。后日之叶剑英、彭德怀、贺龙、林彪以及过去小军阀朱德，曾任广东时代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及党中宣部代部长之毛泽东等人无一不宣誓效忠国民党，而后背叛誓言，成为反国民党之一群。此试与中外综理国家万机之政治家总拥有静穆之修养与磊落之风格相提并论，乃适成强烈对照，谅先生定必默许余言。
回忆前在重庆抗战时期，曾与大姊孔夫人数度与先生聚首交谈，征询先生对当时抗战问题及国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认为先生认解超群，娓娓道来，理解精透，所谈及之问题均无过于偏颇之处，实我当时女界有数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谈话所表达者，言皆由衷欤？抑受共党指使而饰言之欤？姑不究其内容真伪，犹记曾告家姐，若颖超能为国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脱颖而出，甚至超颖而出也。又何必沉湎于被泰半理智之犹太人所不齿之德国犹太马克思理论所蛊惑耶？固然，1920年时代马列理论曾在俄国得手，凭藉许多因素侥幸成功，此实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沉醉于“时髦心理”，令马列学说弥漫于知识阶层，大多自认为马列信徒或马列崇拜者，尤其在法国，几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诵说几句马列教条，则必目为白痴或非知识分子之风气。只要是马列教条，即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犹如天诏，（近日时代杂志亦有叙述法国知识分子之盲从风气）。加之，法国左派理论家沙特不时以辩证法及逻辑语汇，撰写似是而非之文字莠言惑众（近年已逐渐经阿宏驳斥其矫伪，至于体无完肤）……
泊闻先生所言，谓中国共产党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谓“文化大革命”对同胞之信诺耶？抑指先生几遭不幸而言耶？据所闻知，大陆人民名共产党为破产党即家破人亡之谓也。故对共产党之言行，大陆稚子亦不予置信。龄近闻电大陆探亲返自电世界者云，其亲戚窃告，“台湾人民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乃大陆手无武器所遭殃之人民也。”……近三十余年来，共产党政权已早知无法再可侵蚀金马台澎之复兴基地，乃重袭统战故伎。以恶言毁谤为张本，或以蜜语骗诈为武器，企达成“三度合作”。
殊不知第一次我总理宽大容共，遂使原不过五十余人之共产党徒，经中国国民党襁褓鞠育后造成骚忧动乱，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当中日战争国家存亡关头，先总裁不究既往，诚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转意，以抵击外侮为重，岂知共党以怨报德，趁火打劫，铸成大陆的沉沦，二次惨痛，殷鉴昭昭，一而再之为已甚，其可三乎？
再者，先生以前若为国民党党员，当以同志相称，若以相对立场或友谊，亦当以周夫人或邓女士称呼，恐嫌此乃BOURGEOIS布尔乔亚阶级之称谓，然共产党惯例连名带姓相称，恕龄碍于中国人之庭训，对任何人都以礼貌相待，此中我国文化之所熏陶若，谅不已怪。先生高寿已登耄耋，当已无所恐惧。若言出肺腑，则请规劝大陆迷途诸君，“学习中山先生之榜样”，再次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复使大陆民众，犹如台湾同胞，享有安宁、富裕、康乐，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则将如李自成、张邦昌及跪于杭州岳坟前之秦桧夫妇铁人，永受万世唾骂，须知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邯郸学步，犹为晚焉，维希三思之，即此顺颂。
蒋宋美龄谨启。
与两年前宋美龄回复廖承志的信中所表达的立场、观点一样，在这封信中，宋美龄并未改变她对大陆高层善意劝告的借机攻击。
宋美龄在信中首先是歪曲历史，表现在：一是对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的背景避而不谈，掩盖真相。事实上，自苏俄十月革命爆发之时起，孙中山就极力欢迎，并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实现“劳农专政”，对自己的中国国民党的状况甚为不满，“以俄为师”，吸收当时尽管人数不多，但已见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三大政策并非孙中山一时突发，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
二是当年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对孙中山是极力拥护的，拥护的倒不是孙中山本人，而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因为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许多相一致的地方。后来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并打击、迫害，甚至屠杀共产党人。
三是抗战时期，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形成，中共方面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义释蒋介石，到数次谈判，使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之际，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不究既往，诚恕相待”，蒋介石倒是“以怨报德，趁火打劫”，在抗战期间数掀“反共高潮”。
其次，由于宋美龄本人的阶级出身，认识程度所限所误，她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除了寻隙谩骂、抵毁之外，无法了解20世纪20年代，为什么共产主义理论能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收？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冒死杀头，而矢志不移？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类通往未来的必然的、理性的、光明的道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宋美龄对此无法理喻。宋美龄从国民党内的派系倾扎出发，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她无法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在遵义会议时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因为她根本不懂得共产党是党于主义，而非党于个人；党于信仰，而非党于权力的光明磊落的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