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日益加深，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扩大，主张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力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剿共，均遭拒绝，于是决定实行兵谏。蒋介石在骊山一个小洞穴里被活捉，遭到了囚禁。
蒋介石被扣之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亲日派趁机争权夺利，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以宋美龄为首的和谈派多方设法，极力营救；周恩来等人代表共产党去西安斡旋，协助张、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之路。
为了抵制亲日派的阴谋活动，早日救出夫君，宋美龄不顾个人安危，亲赴西安，参与事变的调停，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共产党谈判并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对蒋介石早日摆脱困境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蒋介石被囚禁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过50大寿。张学良、阎锡山力劝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让晋军、东北军联合红军抗日。蒋介石大怒，痛斥张学良是反革命。回到西安，杨虎城直言挟蒋以令天下，捉蒋行动在秘密进行。深夜，华清池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蒋介石躲入骊山的一个小洞穴之中，后被活捉。张学良囚禁了最高统帅，蒋介石留下了抱定一死的遗书。
1．全民族抗战，绕不过蒋介石
对于西安事变，宋美龄曾以当事人的身份，作过一个颇为理性的分析。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
诚如所言，西安事变的发生牵涉内政外交诸多因素，而总结为一条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要进行全民族抗战，无法绕过蒋介石。这也是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能够说服强硬派暂缓军事行动的主要理由。她当时告诉何应钦等强硬派：“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
有人说宋美龄同蒋介石的婚姻是“玫瑰与权杖的结合”，言下之意是政治交易才是蒋宋婚姻的实质，这种分析不免失之于武断。宋美龄是深爱着丈夫的，她尽力维护丈夫的一切，甚至亲涉险境也在所不惜，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就是明证。不过，自婚后随同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政治环境沉淫熏陶近十载，她更知道在西安事变这样的突发性复杂事件中，个人的情感不管多么深厚真挚，都无法影响时局，所以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才干，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敏锐地抓住了要害。在宋美龄的提醒下，那些主张武力讨伐的军政大员，只要稍加回忆近年的往事，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妇道人家”的话的确不是危言耸听。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由关外伸到关内；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由于国难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平息内争”的呼声日高。这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亲自邀请阎锡山、冯玉祥来共商国事，一贯同蒋不睦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虽没亲自出席，也派了代表参加大会，这个统一的大会事实上已展示了蒋介石的地位在党内逐步得到认同。在五全大会及1936年7月的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都明确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于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国防会议成立，在继续安内同时，不得不着手攘外的准备。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民党内部也发生变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秋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最终在1936年9月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周恩来在9月22日致蒋介石的信中说：“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周恩来在信中表达的观点事实上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中央集体对蒋介石的态度。
连兵刃相见对立十年的共产党都开始承认蒋介石在中国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遑论国民党内和其他政治团体了。
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20多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其宣言和纲领称，要集中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对付我们民族最大的敌人。救国会成立时正赶上两广发生以抗日为旗号的反蒋事变，救国会表示“对于西南的抗日主张表示同情，对于西南的真实内容进行调查”，紧守“团结御侮”的主张。其后，救国会的宣传活动既批评国民党的“安内攘外”错误政策，也批评共产党“抗日反蒋”政策及其过火表现。
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事实上在共产党之前就已经承认了蒋介石在当时中国的领袖地位，中共“逼蒋抗日”总方针的确立就受到过救国会这些民主救亡社团的影响。
蒋介石、宋美龄在西安事变过程中都逐渐了解到张学良、杨虎城同中共早就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协议，但他们却不知道，张学良最早向中共的“抗日反蒋”口号提出异议，一再表示全国抗战离不开蒋介石，并竭力向中共代表说明蒋介石是有民族气节有抗日意愿的。
西安事变前给蒋介石震动最大的是两广实力派发动的“六·一事变”。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组成西南联军，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逼蒋介石下台。蒋介石迅速调集了重兵包围两广，但确实没有轻启内战。也正因为确立了不打内仗的方针，西南事变不久就和平解决，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受到了全国多数舆论的支持。西南事变的解决过程富有戏剧性，但蒋介石、宋美龄及其他党政大员都从中感受到了抗日旗帜的真正意义，看到了什么是人心所向。
“南天王”陈济棠联合桂系发动的“六·一事变”，虽然打着抗日的旗号，实质却是逼迫蒋介石下台，他们计划的北上抗日直到武汉为止，两广的军事行动也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支持，事变开始到6月下旬日本派了百多名顾问到粤军指导作战。也正是因为策划者以抗日为幌子谋取政治权力，并且同侵略者合作，粤系部队官兵在爱国心驱使下临阵倒戈，粤军第一军、第二军军长余汉谋、陈达先后举事归附中央。当30多日军顾问到达天河、白云两机场时，激起广大空军将士愤慨，包括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的整个广东空军驾机投奔中央。大势已去的陈济棠后悔莫及，仰天长叹：“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
7月18日，陈济棠兵败下野，桂系立刻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日本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尽数驱逐出境，在广西开展抗日、民主等改革，紧抓抗日旗帜，用持久战对抗蒋介石的包围，终于获得了同蒋介石和谈的机会。蒋介石答应以承认中日现状为基础，日本再进一步，即全面抗战，广西方面则答应出兵抗日，同中央和谈，服从中央领导。在七七事变后，桂系果然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4个军共18个团开赴前线，居全国之首，并在台儿庄、昆仑关立下了不朽战功，这是后话。
西南事变给蒋介石、宋美龄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宋美龄领导的航空委员会终于统一了全国的空军力量。继黄光锐之后，广西空军司令林伟成等也驾机归附中央，两广自成一体的空军势力从此瓦解。
面对步步紧逼的强敌，维护统一同奋起抗战同样重要同样迫切，这是西南事变过程中全国舆论的主流。全国多数舆论支持中央政府维护统一，批评两广实力派闹分裂予敌可乘之机。
对此，宋美龄是很欣慰的，她认为这是开展三年多的新生活运动取得的一大成果。10月10日，宋美龄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了《舆论的形成》一文，以纪念“双十节”，借机宣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得民心的。她说：
由于人民认识了中央政府一切为国为民的设施，并且发现了有自由发表公意的新力量，于是舆论就发施了惊人的威力，凡是叛离中央或把持割据的举动，必自各方面受到攻击。我们再以两广事件而论，那时中央其他各处的一致呼声，也就是广东人民所有的要求。后来，桂省事件，也同样的受到舆论的影响而解决。
同一天，南京举行了盛大的全国童子军检阅仪式，蒋介石在训话时强调：“今天中国的统一是由于它的四万万人民流出无数的血汗的结果，所以它需要每个国民的拥护。”
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回避了一个问题：民众支持的是一个团结全国力量抗日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一个继续内战政策的中央政府。在8月，日本指使伪蒙军进犯绥远东北地区，傅作义率部奋起反击，打退了进犯的敌军，全国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进一步高涨。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个方面，在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
本应在团结御侮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的蒋介石却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携解决西南事变的余威奔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终于激变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2．张学良决定兵谏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宋美龄多方奔走积极营救蒋介石之余，也常后悔和自责，她曾表示：“多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示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有的外国记者对此评述：“无疑，她的感觉是对的，婚后，她一直是蒋介石在与其他人打交道中的缓冲力量。美龄并不完全赞同她丈夫的信念：她信仰思想自由和合理的磋商。倘若她在西安，蒋介石也许不会对他怀有戒心的下属这般粗暴和苛求。”
宋美龄的臆测不是没有理由，问题是张学良在1934年从欧洲回来时，就已直率地向蒋氏夫妇提出了停止内战、进行改革、准备抗日的建议。几年来，蒋介石并没有接受这些逆耳忠言，宋美龄也没有劝诫蒋介石，不仅丧失了一个改革的可贵时机，而且错误地把一支有迫切抗日意愿的军队推向内战的前线。1936年10月下旬，第一次入西安督导“剿共”时，绥远抗战的硝烟未散，蒋介石却在要求抗日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面前大谈“日本还远着呢，可是共产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蒋介石坚定的“剿共”意图和动摇的抗日态度同张学良、杨虎城迫切的团结抗日要求的冲突，并不是宋美龄的人身魅力能够调和的，必然会通过某种非正常的途径发生碰撞，这是宋美龄没有意识到的。
早在西安事变前一个多月，西安的形势就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10月27日，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陪同下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当最高领袖大讲“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时，会扬秩序就很乱，会场上“安内攘外”的标语也不知何时被换上了“安内让外”。可见，下级军官的情绪，张、杨也不一定能完全控制。后来，在12月12日凌晨捉蒋行动中的混乱秩序再度表明东北军将士心中已郁积了极深的怨气。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去洛阳。10月30日，阎锡山去洛阳给蒋祝寿，特意绕道来西安与张学良密商要向蒋介石提一下团结抗日。张学良同蒋介石的意见分歧在31日第一次明朗，而宋美龄当时感受到的依然是全国统一形势大好。
10月31日上午9时，各界在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为蒋祝寿。五十华诞，五十知天命，此乃蒋介石人生中的一大庆典，蒋介石发表了《五十生日感言》，德国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广田皆来电致贺。庆典仪式热闹非凡，全国各地政界军界要员纷纷前来祝寿。庆典之后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飞行表演，这是侍从室号召全国人民为蒋介石祝寿募捐的50架飞机，分10队，每队5架在空中作各种精彩的飞行表演。宋美龄把从上海带来的两个特大生日蛋糕切开，分给当地30个团体的每个代表。隆重的生日庆典让不少人都开始相信，中国已获得永久的统一。
张学良和阎锡山是祝寿行列中职位最高的，他们都当过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在宴会中二人始终在蒋介石左右相伴，庆祝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和阎锡山就去拜见蒋介石，希望能说服蒋介石抗战。
蒋介石见二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大为恼火，冲着张、阎质问道：“别的你们不要说了，我不要听。我现在只要你们答复我一句话：到底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应该服从我？你们说！”
第二天，张学良就离开洛阳返回西安。张学良对同机的何柱国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什么，连我太太也无从知道。”
蒋介石在洛阳的一个多月里，调兵遣将，部署一场大规模的“剿共”内战。他把解决两广事件的嫡系和精锐部队约30个师的兵力北调，集结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伺机开入陕甘；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机场，将用麦、棉借款在美国购买的100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都部署在西安、兰州机场。另外，他又马不停蹄地偕夫人宋美龄飞太原、飞济南、飞绥远，先后会见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安抚和策动非嫡系势力，集中力量，紧密配合，共同“剿共”。
同时，蒋介石为尽力延迟全面抗战，极力压制全国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11月23日，蒋介石屈从日本压力，下令逮捕了上海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对此，张学良十分气愤，立即飞赴洛阳，劝蒋释放七君子，并递交了请战书。
一心要消灭红军的蒋介石，不但拒绝了张学良释放七君子和援绥抗日的请求，而且将张学良为国为民的坦荡胸襟讥讽为：“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断然在请战书上批下了：“时机尚未成熟”6个字。
张学良在洛阳几次向蒋诤谏均遭拒绝和痛斥后，心情沮丧。回到西安后，他向杨虎城袒露心迹，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商量最后的办法。杨虎城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令张学良大吃一惊。
东北军的军心此时已为察绥抗战动摇，蒋介石认为“剿共”的事业将因之功’亏一篑，为了扭转局势，他决定再度进驻西安，以姿威慑。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驻临潼华清池。到达西安机场时，有数百个东北军官列队欢迎，他们学表示想向委员长面陈关于“剿共”和“抗日”军事的意见，这是一次变相的请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