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在国内就遭到不少人的批评，被指责为含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以为全国人民衣食倘不够，而高谈精神复兴，是无济于事的。”因而，运动收效甚微。如果说在这个运动开展一周年之际，运动还取得一点效果的话，那么在1936年即运动开展两周年之际，由于“蓝衣社”到处胡作非为，“新生活运动”已经名声扫地，就连蒋介石和宋美龄也不隐瞒自己对运动结果的气愤和沮丧。
正如1937年4月，宋庆龄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儒教与现代中国》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三年以前，国内开始了一个名叫‘新生活’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但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们任何东西。因此，我建议用另一种运动来代替这个学究式的运动，那就是，一种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以改善人民生活的伟大运动。”
“新生活运动”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局部范围内某种程度的精神触动外，它逐渐构建起一个全国性的妇女运动组织体系。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很自然地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难童保育，征募物品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1938年5月后，宋美龄主持把“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为全国性的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
四、中国“空军之母”
宋美龄政治生涯中最漂亮的一笔是参预中国空军的建设，在组建中国空军之时，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表现出了极强的外交才干和办事能力。面对基础极差的中国空军，宋美龄白手起家，不费财政部一文一厘钱而从美国得到120架飞机和“空中外籍兵团”，建立起了中国航空部队，并由此被称作“中国空军之母”。
1．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从家庭背景、生活习惯和性格爱好方面来说，蒋介石和宋美龄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蒋介石虽说也曾在日本呆过几年，但其生活习惯、言谈举止、所做所为，更具有一种浓烈的“中国特色”。他经常是戎装打扮，衣服笔挺，腰杆挺直，且不苟言笑，具有严格的军人风范。他很少着西装，脱下戎装，便换上长衫马褂和中山服，他吃不惯点心，喝不惯咖啡，对中餐永远是情有独钟。
宋美龄则不同，与蒋介石相比，她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欠缺，她举手投足，思维方式和穿着打扮，都有明显的西方特征。她吃不惯中餐，酷爱西式点心，爱喝加冰块的威士忌酒，喜欢喝牛奶和咖啡。蒋宋一起用餐，经常是蒋介石吃中餐，宋美龄吃西餐，二人各得其乐。
婚后，基于蒋介石的特殊身份，宋美龄一直致力于当好他的贤内助。频繁的军阀混战、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和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使民国政府内部混乱不堪，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切，使宋美龄在外交方面的才干，逐步成熟起来，变成了一位高明的外交调停能手，这一点就连蒋介石有时也自愧不如。
宋美龄并非天生就具有外交家的天赋，她以前的生活圈子距离政坛很远，就是在当上“第一夫人”之后，也有一段时间她感到很困惑，她不明白究竟自己要做些什么，怎么做才能与自己现在的身份相称。但是，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有更多的机会经历各种场合，接触中外各界人士，天资聪颖的她，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外交风格，知道了什么场合，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怎样的打扮，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成了一个具有特色的外交家。
宋美龄在蒋介石各地设立的行营或官邸都准备着两套摆设各异的客厅，一套中式，一套西式，为来访的中、外贵宾建了一个容易找到的盥洗室，并设一间带酒吧的舞厅。留洋的经历，使她清楚地知道，外国人的追求，并不是像中国政客追求的仅是政治目的，所以对于来访的外宾，她在生活起居方面给以特殊的关照，宋美龄才思敏捷，善于外交辞令，遇上记者提出挑衅性的问题时，她总能设法转移话题，很少对记者发脾气；在地方军阀、地头蛇来拜谒蒋介石时，她总能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谈话气氛；对待下属，她也总能保持良好的态度，起到缓冲的作用。
宋美龄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不甘心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做无所事事的“第一夫人”，而是冒着战火，跟着蒋介石东奔西跑。她精力充沛，永远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她才气过人，善于处理各种关系，替蒋介石办了很多蒋氏难以办到的事。
出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是宋美龄掌握实际权力的第一次体现。她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华，为当时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特别是国民党空军的建设付出了许多心血，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宋美龄也因此同国民党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中国空军之母”。
最早关注中国空军建设的是孙中山，但是在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空军这一需要巨大财力和技术力量支撑的新型军种不可能得到有效发展。到1928年南京政府统一全国时，直属于军政部的航空署仅有24架飞机。虽然随即开办航空训练班学校，有计划培养空军人才，并在1933年初最终明确空军官制，却始终没有形成规模，弱不成军。当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号称200架飞机，实际用于作战的仅数十架而已。
从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到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吃尽了日本空军的苦头；对红军作战时，人员武器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在红军的游击战术下疲于奔命屡屡遭受重大损失。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国民党当局与蒋介石对行动迅捷威力巨大的空军产生极浓的兴趣和迫切的期盼。1934年，改组航空署，成立“航空委员会”，主持空军建设，并在洛阳筹建航校，从意大利等国购进大量战机，聘任大量外籍教官和顾问。
到1936年，国民党所处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改变，红军伤而不绝，转战西北重现生机；日本战而不宣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渗透，全国抗日情绪日渐高涨。为继续“剿共安内”计，为准备“攘外抗日”计，蒋介石都觉得发展壮大空军以增强部队战斗力迫在眉睫。
宋美龄是个会晕机的人，但是多年的政治阅历已使她认识到，中国若要整军经武，必须拥有够水准的空军保护领空。当蒋介石正为由谁担纲主持空军建设大计问题发愁时，她对丈夫说，愿意亲自出马，设法把空军变成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而不是仅仅威慑心理的政治筹码。1936年4月，航空委员会改组，宋美龄出任秘书长，不久她所信赖的周至柔接替陈庆方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
蒋介石让没有航空专业教育背景的妻子担任航空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是出于对妻子能力才干的信任，也同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有关。
当时，组建一支统一的有效率的空军困难重重。国府空军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飞机少，人才荒，实战经验缺乏。一直由意大利提供飞机和训练，但是飞机性能，训练水平一塌糊涂。全面抗战前几月，美国顾问陈纳德在考察了国民党空军现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意大利简直是在竭尽全力危害中国。”要发展壮大，必须向美国等技术先进国家购买飞机，聘任教官和顾问。一个英文水平高，善于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来主持这些事是必要的。
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介石无法确定他那批贪污成性的部下中，究竟谁能担负这一重任。夫妇同体，信任妻子是人之常情。再说，当时负责采购军需品的有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好几拨人，他们经常暗中较劲。让宋美龄来负责空军军需采购，各方都不至于撕破脸皮。
在1936年初，国内空军力量还没有统一。广东、广西的空军实力已相对比较强大，但陈济棠、李宗仁等打着抗日的旗帜同蒋介石争夺领导地位，两广空军并不听航空委员会的指挥。让具有亲和力善于外交调停的宋美龄主持航空委员会的工作，也有力求航空统一的考虑。
总之，宋美龄的才华和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使她摇身一变就成了没有军衔的中国空军总司令，对妇女而言，这是始无前例的。
1937年3月12口，宋美龄在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中国之航空》副刊发表《航空与统一》一文，着重强调在中国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并为其在航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和展望，文中说：
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明，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为伟大。飞机消除距离的能力和促进边省与各省间，或边省与中央间的密切而消除其误会猜疑，恰好成为正比例……中国不久以前，既没有飞机场，又没有飞机，如今于航空总站以外，凡是全国各城市，虽短距离间，也都筑有临时机场，必要时可随处降落，以策飞行的安全，日后并将随时增辟，原有的机场也将改良扩大……将来各大城市必定有精良的机场和航空交通的设备，到那时，中国在世界航空发达的诸国之间，也将获得相当的地位了。
2．从美国购买飞机、聘请顾问
为了组建空军，宋美龄投入了很大精力。宋美龄把许多时间花在研究有关航空理论，以及钻研飞机设计和有关各种飞机部件优缺点的技术等方面，为此，她阅读了大量有关航空方面的书籍和杂志。
中国空军原有的美制霍克式飞机已经陈旧不堪，新组装的意大利菲亚特式飞机质量又极差，有的初次试飞就摔了下来，被飞行员称之为“空中活棺材”。为了加紧扩充空军，宋美龄筹集资金。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两千万美元的产品。
当时，因为坏的飞机极多，而中国的航空修理技术还很落后，除了飞机外，还迫切需要一批懂航空技术修理的管理人员。宋美龄在向外国购买飞机的同时，还聘请了外国顾问和教官，以及一批飞机机械师来中国帮助修理那些破旧的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