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杂谈》收入了作者几十年来写的有关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年代，但能完整地体现出陈沂的文艺思想。追求、坚持高标准和高格调，似一根主线，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贯穿于《文艺杂谈》、贯穿于陈沂一生。
在变化多端的不同时期，能持之以恒坚持高标准高格调文艺思想，是非常艰难的。阻力来自于各个方面。此外，陈沂本人也大起大落，幸而信仰始终如一。否则，我们便看不到如下的几点。
第一，坚持高标准高格调体现在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有关文艺工作的论述上。
在《文艺杂谈》中，收入了不少作者关于学习领袖们有关文艺工作论述的文章：《我们应该向七大学些什么？》、《坚定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重新学习主席、总理、陈总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端正思想路线，繁荣文艺创作》、《重要的在于学习》、《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等文章。
陈沂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几十年来产生了不少给人以力量以希望的不朽作品。这些作品不断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源源加入解放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行列。他断定道：可以这样说，在我国，凡是成功的作品，无论是文学、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它都是同与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不开的。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和创作。陈沂还提醒道，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最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替代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和规律，但是，我们观察社会、观察生活、剖析人物和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正确，却是需要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不能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作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素养和基本知识，不善于正确分析作品所要描写的人物、环境和事物，却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在文章中，他举了《牧马人》、《人到中年》和《高山下的花环》为例，细致地分析了作品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借此号召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不可忽视学习的重要性。
陈沂多次肯定了《讲话》的作用。他把《讲话》内容概括为五个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服务和生活的问题、党与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批评问题和歌颂与暴露问题。在有人否定《讲话》的情况下，陈沂坚持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提出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宝贵财富。当然，这是在战争年代提出来的，今天如何理解、运用和发展，可以探讨。但是，不能因为在新形势下出现了新的情况，就把《讲话》的这些基本精神给否定了。
陈沂把周总理于1962年广州会议前的讲话，归纳为六个方面问题：（一）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问题。（二）关于党对文艺领导问题。（三）时代精神问题。（四）典型人物问题。（五）关于写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六）关于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他在较为细致地评析后论道，总理的讲话，把好多问题都提出来了，仍符合今天的情况。我们要好好学4、研究一下，用以解决今天的问题。
他把陈毅的讲话分为尊重知识分子、关于剧本创作和文艺批评问题。陈沂认为，现在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文艺界要继续深入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认为文艺界是学习得不够的，用它来检验就更少；一定要和学习这三个文件，联系起来讨论。
陈沂为什么要介绍这三个讲话？是因为有人认为毛主席《讲话》过时了，文艺方向、一些裉本的问题，都得重新考虑。我反复学习了这三个文件，觉得仍然是我们党今天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文件，当然还可以发展。周总理和陈总的讲话，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主席井话》的继承和发展。三个讲话讲到的问题，我认为还是符合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重新学习，好好学习，并用之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工作。陈沂在主持全军文化工作时，明确提出，创造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乃是我们创作的方向。有人对这种提法表示怀疑，认为这是要搞无冲突论。有人还想把陈沂搞成无冲突论的典型。对此，陈沂重新发表了朱总司令的《八路军的英雄主义》一文来参与论争。陈沂推崇朱总司令的观点，认为写战争的作品，就是要通过作品去动员和教育战士和人民，在解决最大的冲突中去夺取胜利。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有一段话，陈沂特别重视。小平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陈沂为此论道：我们要牢记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时的精神支柱。我们可以从各种生活和各种人物的描写中加以生动体现。
陈沂认为，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他的文学道路，也就是他的革命道路。所以多年来，他始终努力学习、认真贯彻马克思、毛泽东等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使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了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第二，坚持高标准高格调体现在明辨是非、激浊扬清，用提倡的取代反对的方面。
多年来，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陈沂旗帜鲜明。
30年代中期，陈沂在上海编辑《大晚报》的《每周影坛》。当时，我国正处于危急关头，通过电影来动员全民抗战，既是电影编导者的责任，也是电影评论者的责任。为此，他写了许多带有倾向性的影评。符合全民抗战精神的就鼓吹、宣传，相反的就批评、反对。他对《狼山喋血记》给予了多次好评，《狼山喋血记》，在中国电影史上说来是一个无比的成功，在费穆先生个人说来也是一个无比的成功，而在现阶段的意义上说来，更是一个无比的成功。虽然在公映时卖座并不见得如何得好，这并不能否认本片的价值。因为本片的价值并不是在生意上着眼，而是在给动乱的时代投下一颗炸弹，让鼾睡的人们觉醒，来认识今天的中国，一一多难的中国他认为《民族遗恨》虽然在广告上大登着是民族为求生存而奋斗的巨片，实际上是名不符实的。《民族遗恨》的译名不知是怎样来的？如果为了国家民族处在危险的状况多多介绍一点能够启发一点民族争生存的片子是应该的，但恰恰相反，《民族遗恨》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片子。
建国初期，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部长，是部队的文化司令。他要求道：创造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乃是我们创作的方向。但是应该怎样写呢？我以为首先要抓紧写革命的乐观主义，并在作品中贯串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他认为陈毅同志话说得好：凡对部队执行任务有帮助的作品与表演便应得到奖励，没有帮助的便应受到批评或指责，凡妨害部队执行任务的便应禁止或受惩戒。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对文艺作品与演出抉择的标准。
所以，他针对有人认为拍了一部《甲原游击队》、一部《扑不灭的火焰》和再拍一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就觉得多了的现象，反驳道：这神批评，不仅表明某些批评家缺乏耐心，尤其表明他们没有历史地、真实地来看一下《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所反映的伟大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该片细致而感人地描写了敌后军民血肉关系，我至今还深为感动。我们党、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一也就是我们今天新中国政权的前身所赖以成长、壮大、度过千难万苦的军民血肉关系，我只觉得在文艺作品中是描写得太少了，电影反映得也还很不够，而不是太多了。手提钢盔的人是很少这样去考虑的。我真想问一句：我们应不应该拿这些东西去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教育我们的青年，我们的第二代？
陈沂重视塑造英雄形象，还希望这些形象永放光彩。他在回忆发动创作《志愿军一日》时说，发动之初，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中心是它的价值问题，值不值得这样大搞。今天这个问题当然很顺利知解决了。但作为以后，在别的战线上，特别是即将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的征文，同样是很重要的。任何英雄人物，他只能活到他可能活到的岁月，而文学艺术则将传之永久，光照人间。这标志着人类和一个民族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必须重视发展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和发动写《志愿军一日》的基本目的，当然也就是它的价值。
在经受了21年的严峻考验之后，陈沂来到上海工作。在创作指导思想上，他多次提出：作品一定要和当前的形势合拍，作品一定要给人以力量和希望，作品要多写现代题材，但不排斥历史题材，历史题材一定要反映和歌颂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当上海电影制片厂因为对拍摄《牧马人》有不同看法时，特地找陈沂征求意见。陈沂建议道：这个影片的中心写什么，要写被错划了的右派的人到下面去，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是怎么对待他的。许灵均受到爱护，心向袓国是有思想基础的。如果作者看不到这点，动摇了对群众、对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念，那就只有写受苦、死亡或者出国，发出祖国不爱我之类感叹。陈沂认为《牧马人》是好的，他不仅支持拍摄，还把自己多年来受到的关怀、爱护的生活细节告诉谢晋，供他进行创作思考。影片上映获得空前成功。谢晋说，不是领导支持，这部戏拍不了。
沙叶新的《陈毅市长》上演后，陈沂很快撰文给予好评。除了高度评价剧作内容外，还从形式方面予以肯定：剧作者没有把他的戏说成是几幕几场，而说成是卜段话剧，我是理解作者的意图的。有人曾说这只是些片断，而不是完整的戏。我不这样看，一个戏主要是要有故事、情节、人物、语言，我以为在这个《陈毅市长》中，这四方面都是具备了的，也处理得好的。通过陈总的各种活动，使他连贯起来，从而从平凡中塑造了陈总这个从元帅（野战军司令员）到市长的可亲、可敬、可爱，而且可供我们学习、而又不是那么容易学到的光辉形象。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说，他已经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和显示了他的写作水平……我毫不夸张地说，戏的情节安排是好的，语言是豪迈幽默、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是可信的。加上扮演陈总的魏启明同志的成功的表演，使我们仿佛看见陈总的音容笑貌。应该说这是一出好戏，也是一个成功的演出。
因此，我乐于向大家推荐这个戏。
陈沂很强调文艺批评。他先后写了《繁荣创作，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也是爱护》、《棍子，和轿子》等文章，针对文坛上的不良现象展开批评。他说，对于这些错误倾向是不能不进行批评的。为着党和人民的利益，也是为着文艺事业本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对作家本人的关怀，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对它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如他在《关于〈今夜星光灿烂〉》文中谈到，影片作者、导演虽然也想歌颂我们的军队，但这显然没有成功。影片一点也没有写出淮海战役是为了什么，干了什么。接电话的战士，一边同上级通话，一边又逗鸟，轻快诚然轻快，但对严肃的--生死搏斗的庄严时刻，又是对上级，行吗？在军中能这样提倡吗？这是误解我军的革命乐观主义……鉴于这些，我认为《今夜星光灿烂》并不灿烂，至少是没有写好我们的军队。
陈沂的文艺枇评是与人为善的。他同人谈道：我们对沙叶新同志，并不因为他写了这个戏（《骗子》--引者加）就整他，后来他写的《陈毅市长》很快就上演了，他最近被任命为上海人艺院长，我是举手的。
陈沂谦虚地说他个人没有什么文艺思想，而是在做文艺工作时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小平同志的祝词和胡耀邦的几次讲话。这是陈沂的谦虚之词。他在上海工作，明确提出了以下四点：
（1）文学艺术必须要和当前形势合拍。要重视矛盾，不能回避矛盾。
（2）要重视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但是，也不排除历史题材和其它题材。历史题材一定要写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气质。
（3）在表现形式上，提倡作品样式和风格要百花齐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4）在文学艺术上也有开放的问题，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学习、借鉴和吸收的目的是要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总方针服务。
这四点为高标准高格调艺术产生莫定了基础。首先，它能够使文艺工作者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认清自己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其次，它能够使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放开手脚，采取各种形式创造好作品。今天看来，这四点是有生命力的，是我们文艺工作坚持高标准高格调的有效途径。多年来上海文坛的繁荣和高雅艺术的宏扬，早已证明这四点的作用。
1993年12月写于江西九江发电厂宿舍。
陈沂领导创作经验谈
陈沂长期从事军队的文化领导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他特别重视并始终肯定的便是：鼓励创作与严肃对待。他在不同的时期，如在抗和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和新时期，均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做到了这点。他把鼓励创作与严肃对待视为我军如何领导创作的原则问题，
他认为，所谓鼓劻创作，就是领导者在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给文艺创作者创造条件，并不断予以帮助和扶持；所谓严肃对待，就是领导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去认识和分析文艺创作的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从中可以看出，鼓励创作与严肃对待，均离不开批评；但这个批评是有原则性的、有界限的，是与人为善的。
笔者认为，实行鼓励创作与严肃对待的创作原则，是卓有成效的。在这个原则指导下，50年代文坛上，军事文学取得巨大成就。如可以成为青年生活教科书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志愿军一日》等群众性作品；影片中的经典之作《南征北战》、《上甘岭》和《渡江侦察记塑造彭德怀形象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和战士作家高玉宝的成长……在这个原则的感召下，著名作家老舍、巴金深入部队，描写部队。多的作家、艺术家，奔赴海防前线、朝鲜战场、军垦农场和革命老区，写出了好作品。许多作家愿意到部队，这与部队提供的条件分不幵的。陈沂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讲到这点我们军队一向是软迎作家到部队来的，每一个部队都定会为我们的作家安排一个可以生活、可以取材、可以写作的环境，并和作家建立密切的友情。
因而，总结其领导创作经验，对繁荣当今的军事文学乃至整个文学事业，是有益处的。
具体来看，陈沂领导创作工作经验，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