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作品论
锋芒逼射六十春
--论陈沂早期影剧观的主要特点和现实意义
6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一大批左翼作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与电影界进步创作人员、影评人员联合起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左翼电影队伍。他们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文化围剿，开拓了中国电影的崭新道路，谱写了中国革命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陈沂即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本文题目上的早期，即是指这个时期。
如同任何胜利来之不易一样，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艰辛和斗争的。左翼电影运动是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陈沂的影评，就是这场斗争的实录。同时，陈沂的影剧观，也从侧面记录了他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贡献。
在纪念左翼电影运动60年之际，重新拜读陈沂的早期影评和系列论文，我们不仅感觉到它是电影史上宝贵的理论财富，而且还更深刻地感觉到它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不错，60年前的社会、文艺和电影与今天都大不一样；然而，今天，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今天，仍有种种弊病充斥于我们的舞台、银幕，而不少人竟熟视无睹。因此，笔者主张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要做到如陈沂同志所说的那样：应当有引导，有批评，有要求，应当提倡正确的有益的东西，反对有害的错误的东西。对错误的东西放任自流、不闻不问，是不对的。不准批评错误的东西，恰恰是把双百方计作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解，实际上是同党的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背离的。当然，对一些作品可以展开时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要轻易地做结论。
归纳陈沂早期关于电影和戏剧的评论，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一、反对拜金主义，以社会效益为重。
二、反对一团和气，主张坚持真理。
三、反对胡编乱造，提倡深入生活。
四、反对脱离大众，呼吁接近群众。
本文拟在每部分探讨陈沂的影剧观，同时联系现实，揭示其观点现实的指导意义。
陈沂在《文艺杂谈》序言中谈到他写文章，反对拜金主义，心情是十分痛心的；并且要引以为教训，严肃对待此事。
曾经导演过《逃亡》等反帝影片的岳枫，在国家民族危急的时刻，竞拍出了丈夫怕老婆，所以到外边去寻野花，老婆爱儿子，让儿子外头去胡闹的闹剧《喜临门》。人们既闻不到一点将要亡国的气息，更嗅不到一点农村破产的气息。陈沂在观后感中指出，像这样草率从事，就算能赚钱，于电影事业前途有何益？陈沂不无担心地关照道：亲爱的岳枫先生，一个曾经导演过《逃亡》的导演者，从此发展下去，你将走到哪里去呢？
实际上，类似《喜临门》的软性影片各个电影公司都拍过，只是程度的不同。这是拜金主义的恶果。陈沂在《戏剧运动的危机》中剖析道，毫无疑问的，要想多拿钱，就是要戏上演能卖座。在我们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特别是戏剧演出不自由的上海，第一就不能不去获得通过，第二就不得不尽量去迎合商人赚钱的贪欲，更不能不去迁就那些吃饱了饭来找新的刺激与新消遣的人。在这种种情形之下，所产生的剧本将会是怎样呢？一个善良的艺术家，他自己会明白。
陈沂还在另外的文章中，指出拜金主义对艺术的危害和对观众的危害。他在《最近电影界的两个倾向》中写道，有些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在大敌进攻面前，鼓不起抗争的勇气，宁愿把自己曾经获得的相当的成就抛去，为公司赚钱，为自己谋利，因为太注重于这方面了，以致毒害了观众，有害于国家民族解放的斗争。这即使不是有意的，至少在客观上已经是这样的表现。他在另篇文章中还说，对那些不长进的艺术家，甘心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的艺术家来说，是可以走拜金主义的路，而且有人会鼓励他们这样做；但是一些富有正义感，而且在剧运上有着相当成绩的人，也往这条路走的话，我们实在十二分的惋惜了，今后中国戏剧的路，恐怕将是没落，将是黑暗！
陈沂主张作品以社会效益为重，为此，他强调指出：中国戏剧运动的确是很明显的，伴随着国家民族的危机的加深，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考虑到用他的一分力来报效于国家民族；戏剧是最良好的宣传、教育与组织民众的工具，不该忽视它这最良好的工具的正当运用……假如能因这篇小文而引起人们注意这问题，更深一层来考察这问题，把今天中国戏剧运动，更具体的规划出来，推进到更高与更广的阶段--就是真正的配合上了国家民族的危机，那便是我十二分高兴的事。
当今的文坛、文艺舞台，拜金主义仍然大有市场，歌星走穴成风，武打凶杀片泛滥成灾。继歌星漫天要价之后，亦出现了个别作家索取高额稿酬的现象。似炒股，文坛也被炒了，但醉翁之意不在文而在于钱也。这样做的结果，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没有好处，势必失去广大群众。因为炒文者，势必要收回投资，把巨额稿酬的负担转嫁到作品中，提高作品价格，加重读者负担，最终使读者敬而远之。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合同作家，出版社把某作家全包起来，实行垄断。长期下去，这样的作家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自由创作？我看是危险的。
面对诸如此类的现象，陈沂提醒艺丄作者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要以社会效益为重。作家艺术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他们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商人。从鲁迅到巴金，都不赞成把文化事业和商业划等号，作家艺术家要靠自己的作品去赢得人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你下海成功了，腰缠万贯了，你也只是个商人。商人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你总不能还自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吧？这些话，对我们是有指导意义的。
（二）
陈沂同志从事影评工作，信奉鲁迅先生强调的联合战线中是有斗争的观点，坚决反对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的俗气。他在晚年自述道，当年写的评论是有倾向性的，符合全民抗战精神的就鼓吹、宣传，反之，就批评；而批评的目的，还是为了改善、改正、改进电影制作，因为那时已经在宣传抗日联合战线了。但是，联合战线中是有斗争的，鲁迅先生当时特别强调这一点。
他是坚决反对一味迁就的。当艺华公司推出软性电影又坚持己见时，有些影评者开始退缩了，保持了沉默。陈折却挺身而出说，为了保卫中国电影配合着目前的民族危机，鼓励好的倾向与打击坏的倾向都是应该的，有什么理由不答复呢？这正是打击坏倾向，诱导坏倾向到好倾向的时候呀，缄默只会是被人当着理屈，一个正当的运动却在缄默中过去了，同样的是不可恕的。他对-团和气的批评是严厉的。
要坚持真理，是要有勇气的，是要有大无畏精神的。当有人对左翼电影影评者进行威胁时，王尘无在陈沂主编的《大晚报》每周影坛上表示道：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陈沂称赞道，这态度是光明的，值得骄傲的，是对于那些无聊的恐吓的一种抗议。
要坚持真理，还要做到有胆有识，否则便成了蛮干。陈沂在《国防电影与影评人》一文中，便强调了这点。他写此文，就是想站在探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立场上，批评未名文章的文章。未名文章的主要缺点，便是纯粹用娱乐的观点看电影。陈沂将他的观点一一驳倒后，深有感触地说，在检讨了未名先生的文章以后，使我感到作一个影评人的难，而这种难并不是在写文章的技巧上，文章的技巧也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影评人的观点、气量、态度，对于电影的丰富知识。这些都具备了之后才能算作一个好的影评人，也只有这些具备了，还渗进了自己对现阶段的认识，才能帮助国防电影的建立发展。影评人必须有胆有识，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真理。
由于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对文艺批评是心有余悸的。因为那时的文艺批评，便是围攻、棒子和骂煞。但这些年文坛却从左走到右，几乎见不到名副其实的文艺批评。出现的是广告式评论，是轿子和捧煞君不见，出现在评论文章中的作者和作品，几乎都被冠以著名和巨著、力作头衔。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作品，格调极其低下，却能在文坛上招摇过市，频频受到礼遇。《废都》便是一例，完全被人炒红了。一些所谓的评论家，犹如《皇帝的新装》里的两个骗子，把一丝不挂的皇帝捧得天花乱坠。我们的文艺界，确实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
十多年前，当陈沂在上海市委工作时，就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出批评，现在，文艺批评的空气并不活跃，争鸣没有很好展开。我们从报纸刊物上，很少看到，有时甚至是一点也看不到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看法和深入探讨，而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些庸俗的捧场廉俗的捧场并不是爱作家，而是害作家。鲁迅说的捧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作者主张，我们对一个作品的评价，即使对一个应该得到很高评价的作品，也不能一味的捧场。如果在赞扬的同时，对作品的不足之处，也进行点批评（哪怕批评得很尖锐），是有好处的。这种泼冷水的建议，对当事人来说倒是一帖良药，而且也有益于读者更好品味其作品。可是文坛上，一窝蜂现象特别严重，这也许就是造成众多青年作家昙花一现的原因之一吧。陈沂的响鼓也要重捶的批评观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三）
陈沂同志坚决反对脱离生活、违背现实的胡编乱造。他在一些文章中，批评了这种现象。如《女权》上演后，反响还可以。陈沂称是小的地方成功，在整个意义上说来，作品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便是影片脱离生活，违背现实，胡编乱造。他详细地分析了剧情后认为，根据故事、根据主人公自己的话，人们会相信主人公的出走百分之百是想独立做人；而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吃醋而走。拿她讲的那句以后不嫁任何人来玩味，就可以发现主人公虽受了大学教育，但程度极低，因此，中国娜娜的出走只是剧作者的意象化，现实社会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这部影片的人物和故事并不是来自现实社会的。陈沂还对影片中的某些细节发出责问：宋嘉玉代一个女人付洗衣钱，宋嘉玉问她，她竟不理而去。人世间有这样的事吗？有这样的人吗？我们真不敢相信。这些也许都只能算是小处，但这些小处都是很重要的，会影响到全剧的效果。
即使是历史题材，也不能胡编乱造。陈沂对宋之的的《武则天》就是持批评态度。陈沂认为他没有详细地占有历史资料。如作品中尽是描写武则天的报复主义，剧作者想表现武则天的女权思想却无法体现。为此，陈沂指出，作者假定多翻一下书，《镜花缘》里边叙述武则天考女秀才不是武则天的女权运动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吗？但是这个最好的说明却被忽视了。这说明了剧作者对于这个题材、这个人物还没有深入。剧作者不能盲目地写，更不能以为自己企图怎样写就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同是写义勇军的题材，会写出两样的东西当国防戏剧取得成功时，陈沂清醒地看到一个新的危险，那就是有些剧作家们的作品并不是由于自己经验得来。为了应付客观的需要，竟闭门造车，根据一些报纸上的材料，通过一神公式型的想象，就创作起国防戏剧来。他的一个朋友，并且在戏剧运动史上有显著功绩的人，也创作了一部脱离生活的国防剧，把故事发生地安设在内蒙古的蒙古包里，而这位朋友对内蒙古和蒙古包并不熟悉。陈沂对此不客气地评道：这样，剧本虽然是产生出来了，人们也可以冠以国防，但是这个剧本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国防剧本，而只是一个架空的国防剧本。
如何克服这不良倾向呢？陈沂主张道，从事实践国防戏剧运动的人，无论是剧作家、演员或导演，大家都应该全面来理解整个的戏剧运动，充实对国防的生活，多花点脑力与时间来从事国防的考察与研究，甚至亲身到国防前线都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必要，在今天的从事国防戏剧的剧作家、导演、演员们中间，还是太稀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缺点，而这个缺点需要大的决心与大的努力才能补救。而这大的决心与大的努力的前提，则是在国防戏剧的作家、导演、演员自身的反省--投机取巧的倾向，勉强应付客观需要的倾向。
陈沂一贯重视深入生活。当前些年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观点被动摇时，他主张重温一下毛泽东早就阐明了的讲话。陈沂认为，《讲话》要我们解决一个源和流的问题，而现在有些人却把流当作源，写流而不写源，借流否定源。在一些创作中出现的硬编、雷同、千篇一律是与这个分不开的。这是一种懒汉思想。
近几年来，陕西的一批作家都捧出了厚实的力作，究其原因，就是他们能深入生活。陕西作家深入生活，是有好的传统。如50年代，杜鹏程、柳青、王汶石等人，深入基层，誉满文坛；而今，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废都》除外）等人，扎根基层，各领风骚。反之，许多青年作家，缺乏生活，如浮萍一般，昙花一现。历史进入新时期后，出现了许多文学新人和佳作，但不断闪烁其光芒的并不多。多么令人遗憾的现实啊！
为此，惯于热心提携文学后人的陈沂同志，前不久又告诫说：现在一些青年作家深入生活不够，只能写一些身边的琐事，写一些消遣性的文字，拿不出好作品。他再次希望作家们不要忘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拿出好作品来这语重心长的话，值得我们蒈觉。
（四）
陈沂猛烈抨击戏剧脱离人民大众的现象。他认为，当时有些人因为太多注意于提高艺术水准而宣扬某种服装花多少钱，某把古剑又费多少考究，某种灯光又在远东第一，这些只供西装革履、嘴涂口红的观众们一时的剌激，怎能证明是戏剧运动的成功呢？因为太注意于提高艺术水准了，而忽视了戏剧的其它意义，甚至以一个忙字来推谢一切学校剧运动，农村剧运动。剧作家们、导演、演员都集中在这方面，小型的、独幕的、富于现实意义的剧本没人写了，小型剧团的活动停止了，拚命的去创作大剧本。
剧作脱离大众，究其原因，是与一些人醉心于戏剧职业化有关。中国戏剧的路，本来早就明白的---到民间去。故产生了轰动全国的许多作品，如崔嵬的《放下你的鞭子》、尤竞的《汉奸的子孙》和洪深的《走私》。可是在职业化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只看见这个在活动组织职业剧团，只看见那个在搜索枯肠为职业剧团写剧本，对于前线，对于全国各地所需要的脚本，所需要的剧运活动人员，反而倒没有了。对此，陈沂论道：假使整个剧运不发展到广大的方面去，即令把《火烧红莲寺》、《西游记》等的观众争取多少过来，结果仍然是死路一条。
洪深曾说过，不管文人雅士们如何的轻蔑和冷笑，我始终相信：戏剧是应该锐敏地反映时代，戏剧是应该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所理解，所爱好，所享有的。陈沂是赞同此观点的，认为这简短的话语，说出了戏剧的任务与功效。陈沂将洪深的观点，阐发开来，辩证地论述了戏剧与民众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