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生于“四代翰林”的安庆书香门第。父赵纬如，毕业于省高等学堂，后被任命为湖北省候补知事，但他无意做官，一直在家中潜心钻研书画。赵朴初自小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家中大小事务，都由母亲陈仲碹操持。母亲在闲暇之时，常给赵朴初讲一些古人勤学苦练的故事，这给赵朴初打下了良好的家教基础。母亲笃信佛教，影响了赵朴初一生。赵朴初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对佛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毕业后，经关纲之介绍，进入中国佛教会工作。由从事佛教社会公益事业而开始实践佛法根本之一的慈悲。在上海，他也结识了太虚，并受到器重。赵朴初曾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在抗战初期以负责上海难民救济收容工作成效卓著而闻名全国。此后，他更为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曾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参加抗战。1938年他参加了职业界救亡组织上海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团结爱国人士，开展秘密斗争。抗战胜利后，赵朴初痛恨反动独裁的黑暗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30日，他与马叙伦、王绍鳌、林汉达、周建人、雷洁琼等在上海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那时，太虚为维护佛教利益，创“议政而不干治”之说，遭某些人嘲笑攻击，佛教徒中也颇有非议。赵朴初挺身而出，针对这些议论激愤地说：“今日中国的佛教，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以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佛教，而要求它担当起宏法利生，护国济民的事业，这是戏论。所谓‘自度度他’，必须从当前迫害欺侮下，自己度脱出来，才能度脱众生。因此，当前佛教人民的任务，应当是为佛教的人权而奋斗。太虚大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办佛学院，办佛教会，整理僧伽制度，倡导人生佛教，乃至最后有意参政，无非是为了这个目的。”[2]赵朴初的这番话，是他多年从事佛教公益事业横遭有关方面阻挠，历尽艰辛而后的肺腑之言，也表达了他对太虚一生事业的由衷敬仰，对太虚提倡的人生佛教的服膺。1947年3月7日，即太虚圆寂前十天，他特地在上海玉佛寺召见赵朴初，“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即赵朴初）今后努力护法”[3]。事隔四十年，这个补注才作出，可见赵朴初深切怀念太虚而不得已的心情。
1949年，赵朴初与陈铭枢等创立现代佛学社，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赵朴初任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作为宗教界的代表，赵朴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及政协副主席。
从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至1966年该会被迫停止工作，赵朴初实际上都是该会工作的主持者之一。他从未辜负太虚的嘱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尽力护法。1966年11月，中国佛协工作人员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批斗，有的被监管，赵朴初为之忧心忡忡，仅一夜头发就全白了。[4]不久，他也被隔离起来，后又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1972年，他出席了国务院欢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来华访问的招待宴会，自此得以重有为佛教建言的不多机会。
而从1979年至1994年，即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至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的一段时期，国家落实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规定的时期，这一时期虽也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朴老一生中为中国佛教恢复重振，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最多、最有成效、最辉煌的15年。至1994年4月14日，朴老因接待工作与旅途疲劳，当晚发高烧，住进北京医院达年余之久，还屡屡病危。这说明88岁的老人已不胜工作重负。其后他老人家虽继续为佛教恢复发展做了很多很多，但毕竟已力不从心……
其实，早在1973年5月，借着周总理接见美籍学者赵元任及其夫人杨步伟的东风，朴老已着手进行大陆佛教重光的第一步——恢复南京金陵刻经处，可惜处处阻力重重。1976年赵朴初又以好写诗词，并以悼念周恩来的诗受到追查。1977年3月，邓小平出任全国政协主席。在朴老慧眼中顿现一片光明。会后，他随即下江南了解情况，打算先期恢复杭州灵隐寺、南京灵谷寺、镇江焦山定慧寺，为全国带个头。只是由于社会上对佛教的认知仍存在巨大误解，宗教界人士也普遍仍心有余悸。虽然他老人家尽了力，可颇有推而不动之感。直到1978年11月，经过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解放思想”，才使包括佛教在内的“拨乱反正”成为可能，从此迎来了朴老坎坷[5]一生中的“第二春”。
1978年11月19日，朴老来到镇江，他对茗山法师说：“我们宗教界人士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我们要一起努力，尽快恢复寺院。”随后赋诗《壮观亭得句》一首，寓意深长：“关心岂限眼前事，启后宜先天下忧。”
1979年，中国佛教协会会务重新公开启动，在朴老推动下，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开始恢复。金陵刻经处的恢复也大有进展。他还率领中国宗教代表团至美国普林斯顿，参加了第三届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代表着中国宗教重新参与了国际宗教组织的活动。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恢复，并根据朴老建议，更名《法音》。
从此，迎接鉴真大师座像回国、接待世界宗教者和平使节团、出席世界佛教领袖和学者会议、荣膺日本佛教传道协会功劳奖、日本佛教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庭野和平奖、出席在日本比睿山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会议、会见“世宗和”主席、出席泰国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纪念日中佛教友好交流暨中国佛协成立40周年大会，提出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构想……朴老为国际佛教交流与世界和平事业的长年辛劳投入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卧床。
从1983年起，142个重点寺院包括句容宝华山隆昌寺、陕西扶风法门寺、新昌大佛寺、天台山国清寺、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嵩山少林寺、上海龙华寺、北京法源寺、贵阳弘福寺、苏州西园寺、寒山寺、洛阳白马寺、开封大相国寺、大足圣寿寺、广州光孝寺、沈阳长安寺等等，次第恢复。这些寺院都是在朴老灌注心血，克服种种困难，有的甚至是极大阻力后得以重光。在它们恢复的带动下，全国大批中小寺院也获恢复、重建。然后是庄严的香港天坛大佛、无锡灵山大佛在朴老的关怀下相继建起……1990、1991年，朴老先后主持了我国藏传佛教座谈会、南传上座部佛教座谈会，以后还表彰上座部佛教工作有成效，多次强调：“藏语系佛教博大精深，在整个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加强我国三大语系佛教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他还心系着海峡两岸佛教。
寺院好比全国佛教布局恢复的骨架，而僧尼与广大信教群众乃是其血肉。因此，朴老亲自起草了《关于佛道教寺观管理试行办法草案》，针对有的地方园林部门、文管部门的干涉，强调由僧人管理寺院，指出“居士可以公开信佛，也可以重建居士林”。骨架血肉有了，最紧要的便是思想灵魂。朴老在其一生主要著作《佛教常识答问》中首次重提人间佛教思想，在1983年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朴老进而把提倡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强调要发扬“‘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6]。这的确道出了灵魂所在。紧接着，发扬三个传统，加强五个建设[7]成为围绕这一思想灵魂的展开。于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佛教慧命得以重续。其前，正如李家振居士所言：朴老自己早就“一生奉行人间佛教”[8]。在人间佛教思想中，还贯串着如何改革历史遗留下之缺陷与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主线。因此在佛教制度改革方面，朴老在1980年提出：“我主张不烧戒疤，因为戒疤从元代开始，古代也不烧，外国也不烧。”法尊法师依据《瑜伽菩萨戒本》，支持了朴老的见解。但同时，朴老也强调要继承发扬汉传佛教素食、独身、僧服的传统。[9]其后，通过中国佛协颁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戒实施暂行办法》及一系列文件，实现了制度化，巩固了改革成果。总的来说这一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国内外肯定。当然，这些由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些内容、形式还可以斟酌，但其精神无疑值得发扬。
然而就在佛协四届二次会议后不久，法尊法师圆寂。经历劫难考验的前辈相继而寂，使得佛教教育事业发展更加突出与紧要。继1982年在南京栖霞山办第一期僧伽培训班，及其后在九华山办职事培训班，1986、1992年，朴老两次专门召开佛教教育会议，筹措教育资金，大声疾呼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还是，第三仍然是培养人才。在他的直接关怀下，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首先恢复，各地佛学院相继建立，并选派了一批批学僧先后赴斯里兰卡、日本、英国等国留学，只是全国三十多所佛学院至今的发展以及学僧情况与朴老的期望仍有差距。
为了给佛教恢复发展争取更大空间，1990年，朴老针对有些地区出于部门利益，阻碍中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宣传“宗教是精神污染”，“反对宗教迷信”等口号，强调佛教“是反对迷信，提倡正信，反对污染，强调出污泥而不染的”。他最后总结说：宗教“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之所以提出这点，绝不是朴老不懂信仰对于宗教之重要。而因其一，从社会现实出发，就需要突出宗教的文化性，因为文化的空间无限广阔，凡是人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皆可称为文化。这在当时条件下，打破了对宗教活动的狭隘限制，更容易促使那些对佛教怀有偏见的人们改变看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创建，也直接受到朴老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推动。其二，朴老对在国内尚未引起应有重视的宗教社会学的“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观点也很了解。1993年，方立天教授向朴老介绍了我国台湾佛教的重慈善事业、重学术研究、重禅修、重文化教育四种类型，朴老颔首并说：“你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台湾的宗教，这很好啊！”这清楚表明了此点。
为了使佛教恢复发展有切实保障，朴老与宗教界领袖一起，提出了对1978年宪法阐述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修改意见，并被宪法修改委员会采纳，载入1982年宪法。他还对刑法修改提出有关建言，也被采纳入相关条款。1988年4月，朴老就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宗教立法问题刻不容缓。有了宗教法，宪法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才能具体化，并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有了宗教法，宗教徒与非宗教徒，群众与公职人员在涉及宗教的问题上才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10]在他主持下，中国佛协起草了《宗教法》建议草案，报送全国人大。十年后他又强调，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宗教法是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单项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基础。制定宗教法是朴老毕生关注的大事，是他的遗愿之一。还有汉译南传大藏，“不希望这些（人间佛教）思想只停留在口头上。”[11]这些都是朴老遗愿。
所有这些努力，都贯注着朴老与晚辈净因法师共勉的精神——“为佛教，为祖国，勇猛精进”。在那辉煌十五年，全国佛教上下也充满着这一精神，朝气蓬勃。抚今追昔，我们物质富足了，精神却贫瘠了。不知不觉中，世俗利养追求习染渐深，有多少人还能坚守当年信念？朴老《壮观亭得句》有言“壮观二字应无负”，至今又有多少人能扪心自问：“无负”？
无论如何，朴老一生最辉煌的十五年，也是中国佛教恢复发展最迅猛的十五年。作为当时中国佛教领袖，朴老审时度势，率先从佛教国际交往人手，展开了国内佛教恢复的外在布局，重续了内在慧命，抓住了佛教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并为之打开了空间，努力争取切实的法制保障。这五方面，正如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徐义贤长老所说，表明了朴老“在困难时期保存和恢复了佛教”。同时，所有这些当然并非朴老个人所能成就，而依靠着国家与整个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但又如新加坡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所反复强调的那样：“一佛出世，千佛扶持，赵朴老就是这个出世的佛，我们都是扶持他，拥护他。”[12]
赵朴初是杰出的中国佛教界领袖人物，在国内外佛教界、宗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佛教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佛学造诣甚深，《佛教常识问答》等著述深受佛教界推崇，多次再版，流传广泛。赵朴初还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的诗词曲作品曾先后结集为《滴水集》、《片石集》；他的书法作品俊朗神秀，在书法界久负盛名。
赵朴初长期从事社会救济救灾工作，以及慈善事业，直到晚年体弱多病时，还亲自为遭受地震和洪水灾害的地区筹集救灾资金。他率先垂范，为自然灾害和希望工程捐出个人大笔资金。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因病在北京逝世，他生前立下遗嘱，他的遗体凡可以移作救治伤病者，请医师尽量取用。他在遗嘱中表达了他的生死观：“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