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前期，太虚就以倡导佛教革新而闻名于世，而佛教革新思想的内因是大乘佛教本含的救度众生救世论，外因是当时盛行的社会改良或社会革命思潮。人间佛教思想则由其教理革新取向萌发。
释太虚（1890—1947），浙江崇德（今属海宁）人，1904年在苏州木渎小九华寺出家，同年9月由剃度师士达带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奘年又将其携往宁波从敬安法师受戒，太虚以其聪慧与勤奋，而被敬安寄以厚望，并介绍前往宁波永丰寺随歧昌法师学经，随后参学于江浙各地，遍访名师。1909年到南京，就读于杨文会创办的祗洹精舍。不久祗洹精舍因故停办，太虚应栖云法师之邀前往广东，并在栖云介绍下阅读《民报》、《革命军》等书刊，其中章太炎的民主革命思想和佛教改革理念给了他很大启发，章太炎引用大乘戒律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1]这说明大乘菩萨行是大乘佛教救世论与近代的社会革命思想的联结点。这一理念在青年太虚思想中的影响不能低估。1911年革命党武昌起义成功，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推出各项社会改革措施，太虚为此欢欣鼓舞，佛教革命思想随之萌发。1912年1月，太虚等人到镇江金山寺，想筹建中国佛教协进会以推进佛教革命，但因守旧势力抵抗未果。1913年太虚在敬安追悼会上愤然且公然提出佛教革命理论，主张在教制、教产、教理三个方面对传统佛教进行全面改革，以振兴中国佛教。当然，他的这些激进主张在当时，自然难以被佛教界保守势力接受。对教理如何改革，他也没有通盘打算，“大抵皆出于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2]。
然而其实，太虚早在1910年在广州已编撰了《教观诠要》和《佛教史略》。这也是太虚讲学、著述的开始。文中认为善于学佛的人，应当依从自心体悟而不能拘泥于古义，应随时变通，巧妙地逗机因人说法。而不能以佛所未说而画地为牢，佛所已说而泥古不化，埋没自身的灵性。在今中国世界均处于剧变的时代，佛教亦应随世变通，宜变出家本位而重在家佛徒。凡有伟大之思想，高超之志愿，深远之慈悲，宏毅之魄力者，皆当担起救世之大使命。而佛教的中兴与发展则有赖于英雄佛子，是谓人能宏道，而非道宏人。这些都极为重要，充分体现了太虚已深有体会的大乘菩萨行和渊源于禅的思想解放精神，表现了对大乘精髓与唐代禅宗的人世革新精神的继承，[3]体现了对时代与社会的关切，成为人间佛教思想的出发点。
1916年，太虚在普陀山闭关中写了不少著述，系统阐发他的早期思想，其中以《整理僧伽制度论》与《佛教人乘正法论》为核心。《整理僧伽制度论》表述了他具体的“教制革命”方案，而《人乘正法论》则应视为其“教理革命”主张的体现，也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幼芽。该文一方面配合针对出家人的僧制整理，另一方面强调以佛化道德规范在家信众，使在家信徒从自己奉行五戒十善做起，净化人生，向着菩萨境界行进，并以此深入影响民间，从而起到改良社会、政治、风俗的目的。首先，该文提出佛教五乘中的人乘法源出于根本的“如来乘”，奠定了人间佛教的本源依据。第二，指出必须适应现代中国人的宗教需求，“以佛教人乘正法为准绳，使咸纳乎人道之正轨”。他强调了人道，强调了现代宗教以其道德价值为重。第三，在佛教伦理中，他尤其强调“仁爱”的核心价值，与马丁·路德改造了中世纪上帝的审判官形象，使基督新教成为“爱”的宗教殊途同归。当然，太虚讲的仁爱，乃以佛教的“大爱”（即大慈悲——菩萨行的本源依据）熔铸了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仁义。第四，该文对佛教传统的“三皈、五戒、十善”作了创造性诠释。由此可以看出，人间佛教的雏形已在酝酿之中。不久，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他在汉口创建了佛教正信会，统摄在家信众，建立了由僧人指导的现代居士组织，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体现了萌动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就有了强大的摄受力。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展开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一向关注社会的太虚自然也热心地参与了。他撰写了《近代人生观的评判》一文，对陈独秀、刘经庶、托尔斯泰、沈仲九、蔡元培、泰戈尔等主张的不同人生观进行了全面剖析，把它们归纳为人本的、物本的、神本的、我本的四类，即社会本位、自然本位、上帝本位和个人本位；并指出：对当今社会而言，这四种人生观都各有所长，但若离佛法，亦各有所蔽，若得佛法以抉择统摄之，则各能得其当。这代表了太虚一贯的著作风格，但“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也给太虚提出“人生佛教”以极多的启发，使他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丰富人生佛教的雏形。
1924年，太虚编《慈宗三要》，正式把弥勒菩萨奉为宗师。他在《志行自述》中进一步指出：“知法在行，知行在戒，而戒又必以菩萨戒为归。”不但他本人“志在整兴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行”，而且他摄授学僧与在家弟子，皆以此为本。1925年，他在庐山讲学，以“人生”为题，其中已深入到“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核心思想，可视为“人间佛教”思想诞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