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语境中的“后历史”叙事
历史（或意识形态）是否终结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的争执已经持续几十年之久。早在60年代初，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就提出过这一命题。只不过那时更侧重于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例如，丹尼尔·贝尔在1960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就讨论过这一问题。贝尔认为，意识形态从19世纪开始出现以来就一直迫使知识分子追随它，但50年代后期以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几乎不再相信人们能制定一种“蓝图”，并通过“社会管理”就能实现一个新的社会融洽的乌托邦。很显然，贝尔是指欧洲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新保守主义者反对激进的社会革命，相信福利国家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长治久安。他写道：“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知识分子在对待下列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承认福利国家，承认权力分散和合理性，承认混合的经济制度和多元论的政治制度，在那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结束。”但贝尔的墨迹未干，欧洲与美国的激进主义运动就日益高涨，并且酿就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过激进主义确实是把知识分子政治推到穷途末路，五月风暴后，西方的知识分子普遍退回书斋，到语言学领域或繁琐的理论结构中安分守己。狂热的意识形态实践已经退潮，冷战也就剩下军备竞赛。但在东方阵营，意识形态则正处于登峰造极。
在西方，从70年代到整个80年代，是保守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年代，没有人会怀疑与西方阵营对抗的对立面正处在困难的历史境地，而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普遍深入人心。这一切到了1989年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表明西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体系在全球取得胜利。1989年，美籍日本人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与其说阐述，不如说宣告：冷战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彻底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令人信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福山不无得意地说道：我们已经到达历史终结之日，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观念作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与资本相统一的后历史时期，经济计划、无终结的技术问题的解决、环境保护和时髦多变的消费要求，构成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冷战时期对立的意识形态确实是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自由民主和高科技为代表的文明，推动人类进入21世纪。然而，福山似乎高兴得太早，他的观点遭到不少左派知识分子的怀疑，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此大加挞伐。冷战结束后，思想界并没有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坐享其成，只需要赞赏西方的民主制度的胜利。相反，以后结构主义为思想方法的后殖民理论，发起对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历史的全面解构。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没有对手的超级大国，美国试图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无条件臣服于美国的胡萝卜和大棒之下。相反，地缘政治使世界进入多极化的政治格局。在美国的学术界，后殖民理论推波助澜，后殖民知识分子大多数有第三世界身份背景，这使他们理直气壮指责帝国主义压迫第三世界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不过是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经济政治压迫的历史，这一压迫史同时伴随着白人的文化优越感和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歧视与歪曲。西方的价值观之所以被置放在优越的位置，无非是因为西方创造了现代文明，并把这种文明强加到第三世界，在自由民主的旗号下，帝国主义充分建立了他们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后殖民论述当然相当复杂，本文也无法深入分析其主要论点，但其思想方法有一显著特点，那就是用帝国主义实践来颠覆西方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后殖民理论尽管不无民族主义的偏狭之处，但它却给予“历史终结”的言论以最大的挑战。后殖民理论不仅反映了历史情况，也酝酿和推动了第三世界民族一国家的重新建构。例如，有阿拉伯文化背景的赛依德就声称，他要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而奋斗，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同时不放弃从政治上和文化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摧毁。印度裔的斯皮瓦克猛烈抨击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政治压迫和文化压迫，她攻击西方议会民主对印度政治的渗透。
她也攻击印度的本土主义者，但主要是指责他们不彻底和不伦不类。后殖民论述在后冷战时期很有市场，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现代性宏大叙事而言，后殖民论像是抓住阿喀琉斯的那个脚腕。正是利用西方民主叙事的充分发展，少数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少数人权益问题，等等，才可能构成民主叙事的核心。也正是利用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赛依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有第三世界背景的美籍知识分子才能无所顾忌地攻击美国的政治与文化，老账新账一起算，而且能击中要害。有一点是有必要指出的，这种后殖民论述，虽然其理论立场具有第三世界性质，致力于反欧洲中心主义，但其全部理论渊源来自西方知识体系。于是，后殖民论述使西方的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变得更加可疑。福山们一度欢呼那些价值观念取得胜利，现在却经受着后殖民论述的拷问而陷入窘境。但后殖民论述毕竟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话语，就西方发达资这种观点可以从斯皮瓦克的一些论述中看出。1993。对斯皮瓦克的批评可参见aijazahmad的《文学后殖民性的政治》（thepolitic sofliterary post coloniality），载《当代后殖民理论》（contemporary post colonialtheory），帕德米尼·蒙吉亚（padminimongia）编，london，第279页。阿喀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但他有一个致命处，就是他的脚腕如果被人抓住，他就失去力气。
本主义社会而言，大多数民众对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创立的那些价值体系显然深信不疑。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也不怀疑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冷战时期创立的意识形态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历史叙事则遭受到根本怀疑。正如本文前面反复讨论时指出的那样，只要发展中国家信奉现代化的神话，就不可能遏止跨国资本源源不断输入；只要全球化日益加剧，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就依然构成世界历史的精神动力。一部分知识精英看到跨国资本和全球化隐含的帝国主义阴谋，但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都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和本土的现实条件作出判断和选择。就中国的经验而言，中西方文化（价值）冲突持续了百年之久，尽管中国本土的传统以各种方式改变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但从总体来说，都未能改变中国进入世界全球化体系的历史趋势。中国的现代性转型经历过各种曲折，在20世纪末它不得不以更彻底的方式介入全球化体系。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来说，没有任何传统的或本土的力量可以阻止多元化思想文化的形成。就这一意义来说，中国的经典历史叙事不得不处于“祛魅化”的状况，某种程度上还处于分裂与转换的过程。当然，某些突发性的事件经常会改变中国历史的方向，但暂时的影响不会完全改变已经形成的历史趋势。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一事件在思想界的深远影响还未显示出来，它无疑影响了中国重新思考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地缘政治与民族一国家的认同，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主导中国的国际与国内政治。思想界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也必然影响到几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及其选择。但这一切同样不可能改变中国已经发生的思想文化变迁，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一国家叙事，毕竟不同于闭关锁国时期的民族主义及意识形态模式，只不过因此使得步入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变得更加复杂而具有多重性特征。
在全球化语境中，第三世界文化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建立在意识形态集体实践基础上的历史叙事发生分离，多元文化和个人主义叙事开始出现。这使当代中国的文学叙事，也有可能“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与潜意识领域以及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历史叙事的危机正是这种分裂的标志。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历史叙事或民族寓言的分裂，并不是简明扼要地一次性完成的。它具有多种复杂的结构性转换，在个人与民族的历史之间，依然具有复杂的矛盾关系。并且，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中，西方对中国的政策和态度也存在矛盾，既视之为必要的合作伙伴，又视之为潜在的对手。这使中国的民族一国家的建构也具有多重性的意义，它既需要跨国资本，又不愿认同西方的霸权；它既要进入全球化体系，又想保持某种程度的富有历史感的民族主义特色。这些都使当代的意识形态具有多元性和矛盾性，因而也使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后寓言”的性质，或者说，它具有“后历史叙事”的特征。在公与私之间、个人记忆与集体想象之间发生分裂的当代文学叙事，总是试图用个人记忆替代历史虚构，但个人记忆总是抹不去依然保持的历史寓言，这使得“个人化”的叙事又部分地打上了民族一国家的烙印。在“历史缩减”时期，在解构历史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译文参见《当代电影》张京媛译，1989年第6期，第45一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