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小说本体而言，李冯的小说叙述表现了一种心理分析状态。李冯的小说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悲剧后果，但他的小说非常耐读，令人惊奇之处在于他可以把那些琐碎的日常事件写得曲折生动、趣味横生。他不断把直接的生活经验挪用进小说，把生活事实直接呈现于阅读的面前，但其中起凝聚作用的则是细致的心理分析。叙述人和被叙述人都不断关注心理的微妙变化。李冯在写这些“新人类”玩的现代爱情游戏时，注意去刻画他们的松弛状态：只要没有风险，他们会勇往直前；一看势头不对，立即偃旗息鼓。虽然这代人在性爱方面已经非常接近西方青年，但这种微妙却分明还保留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在李冯的叙述中，那些走进情爱游戏的青年男女，特别是男性主角，总是不断地思索、判断，把现在的经验与过去的经验、他人的经验并置参照。这使李冯在叙述一个事件或一个行为时，总是有相当丰富的插入组织。这些插入组织不是直接叙述出来的，而大多是人物的内心活动随时表现的各种往事、情状、看法或疑虑。这很适合于这些轻松、敏感而脆弱的“新人类”。就小说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李冯的小说给出了一种“可读性”状态。就此而言，李冯这批小说家的写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松懈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也实际隐退。文学就是文学，写作就是对语言的处理。苏童、余华、格非和孙甘露的形式实验，由于面对过于强大的历史前提，不能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叛逆性意义。虽然占主导地位的审美霸权依然在起某种作用，但李冯们的写作可以不与之构成直接的对话关系。技巧与语言的处置，这一切都促使小说变得完美无缺，它指向小说审美本体，却没有意识形态的颠覆功能。李冯们的小说叙事也不再具有先锋性的革命力量，罗兰·巴特当年高度赞扬的“可写性文本”的先锋性革命，难以在平静如水的90年代激起回声。李冯们的写作构造着精美的小说叙事，面对着纯粹的阅读，写作者与阅读者构成一种自由交换，一个自由的想象空间，人们可以把个人的经验进行置换，但无须考虑革命、反抗与背叛等前现代或现代性的社会实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冯们的写作可以看做是在现代竞技场上进行的花剑比赛，他们手法老练，日臻完美，但他们没有战场，没有真实的敌人。李冯在《多米诺女孩》中也装模作样地谈到政治，但看不出他的倾向性和用意。对于这种写作来说，小说的存在就是一种自由的消费，一种永久可靠的“可读性状态”。一种优雅、轻松自如的写作，一种可供自由阅读的小说，它的永久性力量何在？它的持续存在的理由何在？特别是当代中国，虽然有一大片意识形态的空白地带，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依然是一个意识形态超量发达的场所，政治经济文化总是以特殊权力结构展开历史实践。李冯们可以忽视，然而随着岁月的推进，李冯们与社会的关联也不可能保持松散的形式，那时，他们又作何种思考呢？这些“新人类”或“晚生代”将以何种姿态面对个人的直接经验和社会现实呢？这也是我面对李冯的写作不得不产生出的疑虑。
五、爱欲的神话：反本质主义与性别角色
女权主义天然地具有反本质主义倾向，当然是指它反抗男性中心主义，反抗由男性确认的一系列价值准则，只有把男性的文化霸权从女性的自我认知体系中清除出去，女性才能界定自己的性别身份。但清除了男性文化霸权后，女性是否就能真正回到自身呢？这似乎也是一个无法确认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女性反抗男性文化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观念上的叙事，也是一种强制性的女性叙事。女性的反本质主义无法彻底，因为她试图进入另一种女性本质主义。在清除男性文化霸权方面，女性主义的叙事是颇有成效的，但试图重新界定女性本质，由此来确认女性身份，这对女权主义而言则显得困难重重。中国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还相当短暂，由于汉语翻译的问题，女性主义与女权经常被作了一些修正主义式的修饰，中国大陆很少用女权主义这个词，好像换成女性主义就显得更温和些。这表明中国的女性写作不希望太强的政治色彩和社会运动色彩。女性主义在西方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化运动，它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女权主义。我们已经很难去追寻西方女权主义的历史，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也乐于把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划到女权主义的名下。但女权主义批评则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是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副产品。女权主义批评的出现，以及随后的声势浩大，使20世纪早期的那些妇女写作，都被“重新发现”，它们被称为女性主义写作。很显然，这在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化中，也是一次理论化的改写。女权主义理论对早期妇女写作的研究，无形中使它们具有了女性主义特征一一它们成为女性主义文化史的宝贵遗产，这就使女权主义文化史变得源远流长。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写作的研究者对此种做法表示怀疑，例如，罗瑟琳·科沃德写有《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该文曾收入伊莱恩·肖瓦尔特编的《新女性主义批评》（newyork：pant he on Books，1985）一书。把所有妇女写作都看成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一部分，即使在西方也是值得推敲的。
在英文中，feminist是指女性的写作还是女权主义写作，有时还颇难界定。但在中文的翻译中，二者显然都一概具有了女性主义的内容。但女性主义如何与女权主义区分，这又是汉语玩的一个小诡计，以为把女权主义换成女性主义就降低了水准，似乎女权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社团性质可以悄悄抹去。在汉语中也许可以重新界定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区分（这项工作迄今为止尚未有人认真做过），但即使如此，女性写作的尖锐性和挑战性也应有最低限度的保证，否则就连女性主义这种说法也不必使用。以此标准来看中国的“女性写作”，在社会意义层面上，其反叛性并不强烈。在当代中国，我们姑且使用女性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那些表现女性意识的作家和作品。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制度体系内，当然不可能强调女性身份。所谓的革命事业抹去所有的个人性、私人性，文学的功能在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直到80年代上半期，随着新时期的人性与主体性的主题深化，女性的身份认同这一主题才逐渐明晰。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人们注意到女性的情感需求。张抗抗的《夏》、《北极光》则把女性的个性和自我意识放到重要位置。当然，这些思想附属于思想解放的主题之下。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对女性欲望的表现，突显了女性的性别特征。毫无疑问，这是在男性欲望化的想象中来确认的女性形象。当然，只是在意识形态中心化实践趋于弱化，女性作家开始表达自身的情感和意识时，女性的主体性意识、自主性得以强调，女性的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问题才成为文学的主题。也许张洁的《方舟》最早揭示了女性的孤独感与自主性问题。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表达了男性与女性在自我意识这一层面上的对抗。80年代后半期，中国大陆有过一次狂热的性文化流行时期，其原因大概在于：其一，思想禁锢有所松动；其二，图书出版走向市场化，书商层层推动；其三，弗洛伊德在中国大陆走红。这些方面的因素，对女作家的写作也有相当的影响。王安忆在这一时期发表“三恋”，是否是对这种现象的回应，还难以断言，但“三恋”至少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性意识解放的倾向。王安忆的“三恋”把女性的自我压抑与命运的抉择联系起来，女性的心理意识被揭示得颇为透彻、深刻，这些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真正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是残雪的写作。残雪完全改变了中国文学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她把女性的自我意识用一系梦呓般的叙述表达出来，把男性形象加以变形放置在女性自我意识的对立面。残雪第一次明确把女性形象放置在男性的权力的边界来区分，在颠覆男性的权力时，女性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但残雪对女性的书写过分抽象化，她的语言表意策略远离社会现实，使她的女性主义叙事几乎无法在社会化意义上加以辨析。
直到陈染、林白、海男的出现，中国的女性写作才变成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同时，徐小斌、张欣、迟子建、蒋子丹、虹影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主义倾向。她们倾向于发掘女性的内心生活，讲述封闭的女人故事，顽强地进行女性的独白，表达了女性的特殊感受和语言风格。她们开始触及女性反社会、女性身份标志、女性身体叙事以及同性恋等典型而激进的女性主义主题。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些女性写作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反抗男性（phallus），在关于女性与男性关系的写作方面，要么简单化地把男性处理成一些恶棍和性欲狂，要么一味地逃避到女性内心世界，更多的女性写作依然是按照男性的欲望化目光来塑造女性形象。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女性写作无法把女性的命运与历史性的社会批判结合起来，女性的诉求过于个人化和内心化。如何在女性与男性的对立关系问题上来重新确认女性的本质，并且在历史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来写作女性自我的历史，这是一项难题。2000年，林白出版新著《玻璃虫》，似乎试图在这方面作出探索。《玻璃虫》在叙事方面的显著特色在于它的反虚构性，这里也很难看到林白擅长的那种抒情性和反思性极强的叙述方式。回忆录式的散文笔法，使林白过去那种强调个人主观性的叙事方式，改变为对生活的历时性过程的展示。这部小说讲述主人公80年代介入电影与文学的一段生活历史，其中出现的不少人物采用实名制，使这部小说看上去像是一段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作者力图用散文般的记叙呈现出80年代的一种文化情境。她以女性自传体的纪实方式来反省一段宏大的历史，表现在男性的权力和话语谱系中女性无根的漂流状态和不断错位的倔强选择。就此而言，这部小说的主题可以理解为女性身份的自我认同与男性历史构成的反向关系。一个企图隐瞒女性身份的人，正是在男性历史的裂缝中，才再一次确认了女性身份。男性的强权历史，自以为辉煌而完整的话语谱系，在一个弱小女子的个人经历的重温中，呈现出它所有的困境和内在矛盾。
小说开头就出现一个“改名”的行为。“林白微”一一这确实是作者原来的真实名字，但这个名字被男性看成是“交际花”的名字，女人的名字本身就隐含着男性女性的叙事结构。在女性命名仪式中，男性是话语权力的掌握者，女人是被叙述者。女人的名字总是与她的社会角色相关，命名不过是一种象征仪式，在名字的背后，男性话语准备了一整套的叙事策略：好女人坏女人，交际花良家妇女，高贵贱货，等等。事实上，女人并不反对这种命名，她们自然而然就接受这种命名的系谱学。林白微于是被改为“林蛛蛛”一一这一更改既是一次对男性强权的默认，也是一次反讽性的抵抗。“林蛛蛛”这个名字怪模怪样，它显然是在男性命名的话语谱系之外。林蛛蛛完成“改名”的仪式之后，她发现她并没有逃出男性的规范，她的身体被置放在十几位身强力壮的半裸的男性身体语境里。林蛛蛛一直在逃脱，她无法准确找到已经存在的女性角色，情感、爱情、身体、爱欲……这些女性性别角色令她困惑。林蛛蛛奇怪地抵抗着那些强壮的男性身体语言，却对女性的气味产生浓厚的兴趣。美丽的梅飞身上散发的气味令林蛛蛛神魂颠倒。企图逃脱男性的怪异的林蛛蛛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同性恋者。但女性世界对于她来说，也只意味着精神性的姐妹情谊。海洁是一个标准的同性恋者，但林蛛蛛面对海洁的身体语言也退缩了。海洁的抚摸与其说是海洁在辨析林蛛蛛的女性角色，不如说是林蛛蛛对女性身份的极度困惑。通过改名，通过对男性的身体逃脱，林蛛蛛始终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女性？一种异类的女性？她的性别含义到底是什么？
这部小说确实是以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提出女性的性别含义问题。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只是简单的男性女性对立，而且同时在于女性自身本质的不确定性。例如，这部小说中，林蛛蛛反复写到对自身瘦弱的身体的反思，她的身体本身是反男性关于女性身体想象的，并不是典型的“女性的”身体，这使林蛛蛛在与男性进行身体语言对话时困惑之极。正如某些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女性如果愤怒到极点，她们就诉之于她们自己的身体，在回归自己身体的修辞学中，彻底抵抗和消解男性。林蛛蛛如此坚韧地要达自我认识，她甚至到工艺美术学院去做裸体模体儿。她在男性女性直接面对的语境中，在艺术的唯美主义的修辞学中，去理解自身的纯粹女性存在。但林蛛蛛成功了吗？最终依然没有答案。那个请她写卡拉斯的男人，他的观念是不可动摇的。女人能够反抗吗？卡拉斯与奥纳西斯的情爱关系，最终还是说明，最优秀的女人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被强权式的男人支配的结局（在不同的人的理解中，这两个人的关系充满了古典主义的美感）。然而，林蛛蛛这样一个普通平凡的女人却执拗地要确认自我，她远未获得胜利，但她依然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