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人们认为，只要老干部复出，中国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人们相信已经迎来了一个实现“四化”的大好时机。但也还有作家开始思考，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简单，改革的阻力已经显出难以克服的负面力量。改革文学也由此开始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乐观主义的基调中也开始弥漫着一些悲剧性的氛围。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人们不得不正视改革面临的困难。水运宪的《祸起萧墙》（1981）则对改革英雄遭遇的困境作了直面的描写。这篇小说描写一位叫傅连山的干部主动要求到困难企业去担任领导职务，但却遭遇到层层阻挠，他的改革方案也面临困难重重，但他没有后退，而是勇于进取，锐意改革，结果却还是失败了。傅连山面对的是无法克服的权力障碍，这些权力与某些民族劣根性纠缠在一起，它们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使得傅连山无法施展他的抱负。与乔光朴力挽狂澜的气概大相径庭，同样才干卓越的傅连山却节节败退。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傅连山的形象具有相当的悲剧意味，它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改革的种种忧虑。
值得提及的是，张洁这个歌吟个人情感的女性作家，在1981年底发表了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小说描写了国家重工业部在企业管理、政治思想工作以及领导权更迭等方面展开的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张洁的目光不仅投向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同时她算是较早敏锐地意识到改革者本身的现代化问题。改革者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现代人被推到作者思考的中心地位。主人公郑子云当然还带着理想主义的光圈，但他身上却不断折射出对现代化中的“人”的价值取向的探寻。这部小说在叙事上与张洁过去的小说有所不同，显得自由奔放，生活面也相当开阔，对人物的刻画不再是浅吟低唱一路，而是大刀阔斧，浓墨重彩。有时过分注重对人物和事物的评论，以及人物的语言缺乏节制，也显得有些拖泥带水。
1984年，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把改革文学推向高潮，这部长篇小说长期被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里程碑，现实主义文学最辉煌的神话。80年代中期，中国民众为《新星》倾倒，到处都在阅读、谈论这部作品，关于《新星》的讲座遍及中国各地，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影响更加热烈，人们试图从这部小说中找到改革的英雄，寄托自己的期望，或者借这部小说来表达自己对中国改革的看法。《新星》讲述一位高干子弟李向南大胆进行农村改革的故事。李向南显然是新一代的改革英雄，年轻一代的共产党干部，他大学毕业后到中国西北贫困地区担任县委书记，面对农村的落后和以封建家长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建立起来的权力网络，他不畏艰难，勇于开拓。他办事讲究效率，雷厉风行，关心民生疾苦，作者在他身上显然寄寓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李向南被民众看成“青天大老爷”式的人物，事实上，作者也正是按照这种理想加以塑造。他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民众急切期待正直而有魄力的干部，能够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并且给出改革的前途。作为李向南对立面的守旧势力，如顾荣，他的下属围绕他建立了一个严密的权力关系网络，谋取私利、保持手中的权力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小说在这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保守势力，作者认为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主义在起作用，但事实上，正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使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在当代社会显灵。借助传统维护权力的方式，事实上，这正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决定了官僚体系运作的形式。权力高度集中于官僚手中，老百姓只能寄望于青天大老爷式的清官，为民主持公道。《新星》背景开阔，故事曲折跌宕，结构紧凑而富有变化，叙事洒脱流畅，在当时确实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至于小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理解则还显肤浅，把政治反思改换成文化批判，这只能说是现实条件限制作者的认识深化。
柯云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夜与昼》，讲述李向南回到京城的活动，展示出改革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特别是一些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精英对中国现实改革的态度和实践。小说叙事虽然气魄不凡，但这时文学自身的社会效应已经开始减弱，意识形态诉求已经难以引发社会共鸣。农村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民迅速获得实际利益，中国农业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连年获得丰收。农民对现行政策基本持满意态度，但农村也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人口迁徙还受严格限制，青年一代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显然很不相同。路遥的《人生》（《收获》，198248第一章主体的确认：新时期的历史建构年第3期）则是把视点对准乡土中国，去观察青年一代农民的希望、追求与他们面对的困境。小说讲述农村青年高加林高考落榜，回到家乡当民办教师却被公社书记的儿子挤掉，于是他回到家乡务农，这是他不愿意选择的生活。同村姑娘巧珍对他的爱重新激发起他的生活热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到县城的广播站工作，一位县城姑娘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断绝了与家乡姑娘的恋爱关系。但上级组织查出他是以不合法的手续进城工作，结果他被迫离开县城再次回到乡村，而原来爱他的姑娘已经另嫁他人。这篇小说写出青年一代农民试图摆脱土地而蒙受挫折的艰辛，对于青年农民来说，摆脱农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过考大学，另一条是通过权力关系。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离开农村进城成为国家干部的可能性很小。小说比较细致地去表现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特别是他面对爱情的复杂心理。巧珍不过是他在失败时的一种情感安慰，他觉得自己能摆脱农村，到城里去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确实是一个有志向的新一代农民。当他到城里时，他从黄亚萍那里看到另一种生活，一种有文化的志趣相投的生活，他们谈论时事政治，谈论文学艺术，应该说高加林选择黄亚萍也无可厚非。但中国人很难改变或摆脱自己的历史，高加林选择黄亚萍就必然要伤害巧珍，他实现自己的志向就要承受道德的压力。高加林终究被城市抛弃，当然也被黄亚萍拒绝，他回到他的故土，这片他要逃离的土地，却又是曾经养育他而且还要与之生死相存的土地。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们的希望和失败，表现得相当透彻，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90年代的高加林们已不再为困难的选择所束缚，他们可以随时进城当民工，但等待他们的同样是一条困难重重、艰辛苦涩的道路。
这时期有些小说描写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发生的变化。
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1979）写农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命运，农民连造一栋房子的愿望历经几十年都不得实现，也足见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荒谬到什么程度。《陈奂生上城》（1980）则写中国农民在改革年代成为土地的主人后，精神面貌和心理都处于快乐的状况。高晓声的小说显示了很强的乡土气息，带有浓厚的江南风土人情。
总之，中国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是那个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它下意识地采取种种曲折、颠倒和自相矛盾反映现实的方式，但它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愿望，并有效地建构了那个时期人们（想象）的历史。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对重新塑造人们的精神生活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是不应该忽略它的历史地位。时过境迁，人们不得不反省的是，自以为从“文革”或“四人帮”的“概念化”和“主题先行”等政治性框架摆脱出来的中国作家，又是如何恰当及时为这个时代的集体想象再次建构历史。只不过这一时期的这类小说不至于过分“假大空”而已。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怀疑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告诉人们，虚构文学是现实的真实反映，文学的典型化手法就是为了更为本质地反映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站在90年代的立场上，看到中国国企改革的困难，而指责相当一部分企业的领导展开寻租活动，从而怀疑那时文学作品塑造的改革英雄有多么的虚伪。从本质上来说，文学作为一种想象的现实，它经常是现实利益关系的反映。它必须反映占据文化领导权地位的集团的利益，反映这一集团所理解的现实。文学叙事反映了一种历史愿望，这种愿望总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愿望不等同于现实本身，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却把愿望看成是现实的“本质规律”的反映。中国的作家则是依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虚构现实，而反过来又将之作为现实实践的某种参照。文学与历史现实构成一种复杂的想象、补充和改写的关系。
五、知青文学：从迷惘失落到英雄主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返城或上大学，其中不少人开始写作，追叙知青生活经历，因此有了知青文学。“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困难，伟人一句话，一代中国青年就从城市到农村，把他们的青春年华洒在异地他乡。但令人惊异的是，知青文学却很少把他们经历过的农村生活写得悲惨消极。以“右派”作家群为主体的伤痕文学，已经把“文革”经历的伤痕暴露了一次，并且也迅速向着重述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历史，表现“伤痕之美”（如张贤亮）方面转化。80年代初期步入文坛的知青群体，显然带着这个时期的憧憬和信心，他们也在重述自己的历史，“文革”不过是一个时间背景，往事依稀笼罩着个人的情感记忆，对青春年华的眷恋，对黑土地的深情，甚至对乡村自然景色的偏爱，这一切都使“知青经历”变成了一首忧伤而瑰丽的青春奏鸣曲。
除了少数知青文学与当时的政治构成反思性的紧张关系外，大多数的知青文学采用一种回忆性的叙事。这种回忆当然也陷入困惑和迷惘，但少有反思的力度。暴露某些阴暗和伤痛，就是知青文学中最消沉的态度。随着这一代人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例如，七七级进入大学学习并在1981年获得毕业，时代的情绪向乐观与希望方面倾斜，这也极大地影响了知青文学处理“历史现实”的方式和态度。70年代末属于伤痕文学系列中的知青文学与80年代初的知青文学，明显在情调和主题方面就不同。作为历史失意者的个人，把反思降低为回忆，再把回忆改变为重新书写自身的历史，知青文学似乎因为一代人的迅速成长，而突然获得了精神信念。知青文学从低调向高昂的转变，也彻底把伤痕文学改变为知青文学，正如后来转向莫须有的文化寻根一样，知青文学在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同时建构了主体生成的历史。
最早且有影响的知青小说当推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作品》，1979年第3期）。小说讲述一对男女知青在艰难岁月相互吸引到相依为命的恋爱经历。对插队生活的反感和对现实不满，使他们找到共同语言，他们变成两个与世隔绝的孤独者，“觉得自己被欺骗和愚弄了”，他们的共同的生活目标就是离开农村回城。这是最早否定知青生活的小说，作者毫不掩饰知青经历浪费了青春年华。同一时期，甘铁生的《聚会》（《北京文学》，1980年第2期）和阿蔷的（《钟山》，1980年第1期），也表现了知青生活的艰难与苦闷，着力暴露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给一代青年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这些知青小说调子显得低沉灰暗，比较注重实录直接的生活经历。
1980年底，叶辛发表《蹉跎岁月》（《收获》，第5一6期），使知青文学具有了高昂悲壮的基调。小说讲述勤奋正直但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不断遭受各种生活挫折却始终不渝、奋发向上的故事。“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柯碧舟在“血统论”横行的年代，作为一个内控对象，生活在极度压抑之中，无论他如何努力都得不到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他与漂亮的高干子女杜见春相识，杜也心仪他的才华，但听说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时，不得不望而却步。绝望的柯碧舟企图自杀，为村寨上的姑娘邵玉蓉和她的父亲所救，这对年轻人产生了爱情。但后来邵玉蓉不幸牺牲，柯又陷入痛苦之中，但柯努力振作，战胜绝望。这时杜见春又因为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而陷入绝境，柯碧舟诚心相助，使杜重获生活的勇气，他们的爱情也就再度萌发。经过一系列的生活考验，他们终于走在一起，迎接未来的生活。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抓住令一代青年痛苦不堪的“血统论”为切入点，去展示一代知青经历的生活波折，因而立即引起同代青年的共鸣。小说写了形形色色的知青，但集中笔墨刻画柯碧舟和杜见春这样的为“血统论”所压制的青年，他们在困境中所经历的心灵磨难，与不公正的命运奋力抗争的勇气和毅力，这些都是这代人活生生的经历，因而，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它也成为刚刚走出历史阴影的一代青年的精神动力。小说发行量应该在100万册以上，改编成电影后，其影响再掀波澜。
80年代初期，知青作家群体与“右派”作家群平分秋色，虽然知青作家群还显得稚嫩，但他们也显示出那种新鲜与活力。知青作家张抗抗虽然不侧重写知青生活，但她总是致力于写当代青年的生活，因而她的小说在当时总是引起热烈的讨论。在继描写第一代大学生的小说《夏》之后，张抗抗又发表了《淡淡的晨雾》（1980）、《北极光》（《收获》，1981年第3期），对当代青年的的矛盾心态和新的生活抉择展开了细致的探索。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并不深刻有力，但在当时无疑给寻求个性和思想解放的一代中国青年提示了精神导引。
作为知青作家，史铁生始终显得极为独特，人们总是归结于他的残疾人身份，但史铁生一直对美好的事物有特殊的敏感，他能够在最困苦的生活中发现出美来。较早写的《我们的角落》（《小说选刊》，1980年第4期）就在冷峻中不时闪现温馨的色调。《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中的知青生活显得与众不同，小说不再直接剖析知青一代人的心灵创伤，或对失落青春的慨叹，而是去写知青与当地村民相濡以沫的情意。对于多少有些宿命论思想的史铁生来说，他默默地接受命运的一切馈赠，可能使他可以从陕北的贫困生活中看到生活的意味。小说运用散文的笔法，以清俊的抒情风格，简略却细致地刻画了陕北的生活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