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自传体式的叙述人老黑理解为“实在的”角色的话，那么，可以把南红理解为一个幻想的符号。当老黑从单位回到赤尾村，走进这个混乱不堪的房间时，她除了对自己现在的命运--此在的存在加以思索，她观看到另一个女人与她共命运，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侧。从总体而言，南红是老黑的反面。那个退回到内心生活深处的女性相对的在外面世界游荡的不安分的女性，二者的拼合，使得林白的小说叙事具有双重视点：回到内心与观看外部世界的双重线索。对老黑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退回内心，而对后者的叙述则构成外部世界光怪陆离的图景。因此，由内心社会，排斥退避，自我他者，独白叙述等等双重关联构成的叙事结构，使得林白的叙事具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就某些具体叙事环节而言，南红走向社会遭遇的各种经历，与老黑不断地退回内心生活构成一种对比关系。正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南红可以理解为老黑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对现实的老黑超越的幻想的自我。通过南红的生活轨迹，小说叙事引人了现实，引人了女人进人外部社会现实的种种方式。两种类型的女人表现出女人生活根本不同的侧面，但是叙述上，幻想与现实不仅仅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呈两极形式分化，同时在叙述中互为支撑点相互置换。幻想式的南红走向现实社会，走向实际物质生活实践，推销伪劣产品，寻找成就感，追逐金钱，随时与男人寻欢作乐。而现实的老黑则不断在对自我的体验中走进幻想的天地。在南红热烈地投身社会的同时，老黑却在平静地写作。这使林白的叙述，从外部现实及时转到内心生活，这些对自我孤寂生活的体验和表现，构成了小说中纯净有内在性的一面，而林白不时从这里阐发的一些形而上感受，对那些外部社会现实的生活实践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关于这种双重结构，内与外的置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小说叙述学的问题，篇幅所限这里难以展开详尽的讨论，简要地说，这种叙事方法构成了这部小说对女性内心生活领悟，同时也从这里可见林白极有个性的叙事特征。
总而言之，不管是老黑被动地接受一切现实，还是竭尽全力寻求超越幻想的韦南红，她们的结果都不过证明女人超越现实的失败。女人承受着太多的社会压力，她们依靠个人的独立性难于在社会找到恰当的立足点，而社会对那些弱小的女性经常是漠然视之。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女性未必不能抓住机会获得成功，但更多地处于弱势的女性却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保障。林白的《说吧，房间》触及下岗妇女的问题，她显然没有从现实关切这一角度去表现这一中国90年代末面临的巨大的社会主题，而是在更为普遍的女性生存现实这一问题去表达她的批判态度。她的揭露是有力的，解聘、离异、单身以及经济的困窘和孤立无助，这些处于弱势的妇女的生存经验，在这里得到一次最为彻底的表现。新时期的中国小说表现妇女命运的可谓多矣，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女性的人性愿望为始，女性主题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有了非常强劲的变化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女性主题依然是依附于男性关切的视点。张辛欣和残雪率先表达了男女对立的主题，这使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可能形成。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包括林白在内），主要是局限于女性内省意识和内心生活的表达，在处理她们与社会的连接关系方面，还少有小说做出有效的探索。《说吧，房间》虽然带着林白一如既往的那种风格和表现倾向，把女性的生活首先限定在女性狭窄的天地里，但她依然通过双重的叙事结构找到女性与社会的冲突关节。从女性的纯粹自我意识，到女性之间姐妹情谊，女性受到社会的挤压，女性的生存感受到女性固有的母爱，以及相当偏激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等等，可以看出《说吧，房间》对女性生活进行的彻底改写。女性生存的现实，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幻想，不再是按照男性的欲望来塑造和评价的，而是女性现实境遇的直接倾诉。尽管林白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主观色彩，她的自传体式的叙述总是融入了相当强烈的个人体验，它们虽然不太注重表现现实的实际过程，但女性主义话语在这里相当有力地给现实重新编目。
也许林白多少有些过于固执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她把女性受压迫的直接压力归咎于她们周边的男性，这些男性没有一个是值得信赖的。林白在构造女性被挤压的现实时，同时漫画般地抨击了男性社会：阴险、怯懦、唯利是图、功利实用、不敢承担责任等等。老黑不仅在精神上抵制男性，在肉体上也抗拒男性，丈夫（闵文起）的身体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种异己的东西，被厌恶的重量。而南红随意坠人情网，那些短暂的浪漫和快乐与无穷的肉体痛楚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责林白过于夸大了男性的拙劣，但在男女对立这一意义上，林白试图表现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得比较单薄。应该看到社会历史背后更强大的权力结构，男性无疑是男权社会的同谋，但男权社会本身对男性也构成压迫。小说当然不可能进人理性的阐述和过多的议论，但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去揭示男权制度化体系的内在症结，从比较直接表面的男女对立，进人更加复杂的历史地形图的表现。当然，这有相当的难度。
（三）穿过历史空场的飞翔
事实上，林白一直试图与现实对话，从最初顽固地讲述内心生活开始，林白也在向现实迈进。女人之间的故事转向了女人在现实中的故事，神秘的女性，被更现实化的受压迫和遭排斥的女性的形象所替换。但在这样的转变中，林白始终保持着她的叙事风格，不管如何现实化，林白的叙述始终洋溢着表达的热情，一种倾诉式的语感执拗而自由地穿过现实，反复追问着现实的本质。
确实，有一段时期，林白为自己的现实遭遇所困扰，个人化的情绪，个人对现实的真实态度直接流露在她大量的写作中，她的叙述几乎不能包裹住她对现实的激愤，一种女性主义式的性别抗议，只是因为她对语言的过分钟爱才没有直接捅出来。《说吧，房间》无可否认具有特殊的意义，那是林白最紧密的面对现实的写作，无可非议，也无可置疑地显示出女性主义话语的那种活力。然而，林白的叙述始终具有超越性，这是她的叙述最有价值的地方，这不只是她随时玩弄的女性神秘主义，更重要的是她的叙述携带的那种语言的质量，它能有力地穿过现实。但《说吧，房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把现实当做一堵墙，她的写作没有完全穿透过去。
直到《万物花开》，林白的闪光又一次呈现出来了。这也是面对现实的写作，但她的那种超越性被把握得精彩绝伦。从总体上来说，林白的作品都是对90年代的表达，她的那种阴柔而明媚的风格，带着奇异的超越性，是对90年代的历史的一种穿行，这个穿行如此生动地把历史置放在话语之下，它把历史撕开一道口子，那是无人的空地。真正的胆略表现在走进无人场域，更大的胆略表现在把历史变成无人的空场，只有话语穿行于其上。依靠那种语言的灵动，经过那些女性的宿命论，经过那些神秘的不可知的神奇，林白的叙事话语获得了穿行力量。但总是一度跌落在个人的现实困境中，林白在命运中的挣扎影响了她的超越性。但《万物花开》表现出了她更强的穿透力，她可以写作实在的历史，但有能力把它打碎，她可以穿行于历史场景中。历史再次变成，而且更轻松自如地变成了空场。如此沉重的历史它就变成了空场，她让历史飞了起来，因为她在历史中飞翔，在历史空场中飞翔，又一次离去。
确实，《万物花开》又是一部怪异之作，读后凉气逼人，寒光闪闪。这就是林白，永不妥协，始终背叛。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外号叫大头的农村少年，顶替同伴的杀人罪名，被判了刑。小说就从他到监狱服刑开始，描写监狱里的残酷迫害场景。但整部小说并没有描写监狱生活，也没有详细叙述他与同伴如何犯法的故事，那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小说主要是在描写一种生活，通过这个脑子里长瘤的家伙的独特眼光，去打开中国贫困乡村中的生活面目，触摸那些随处可见的生活死结。林白过去并不写乡村生活，她的小说大多以城市小知识女性为主角，写她们的生存境遇，在爱欲的失败中的挣扎与反抗，那些故事和人物都被林白处理得怪模怪样的。现在，林白把目光投向中国乡村，她无意于把乡村神奇化和浪漫化，也不重复那些苦难兮兮的生活状况。她要表现的，是那种奇异怪诞，无序却滚滚向前的乡村生活。贫困、情欲、权力、性别压迫，这是长瘤子的大头所不能理解的深意，但他的视角却可以呈示出荒诞无稽，却自然而然的生活事相。一方面是生活的奇异性，另一方面是这个长瘤子的大头的视角，这就是林白玩的诡计：万物花开--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特异性，都有它的纯粹自然存在的方式和生长的权力。神奇怪异的才是自然的，自然的就是神奇怪异的。这可能就是万物花开包含的自然人本主义的思想。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林白展现出乡村生活在贫困荒诞中透示出的勃勃生机。林白对正常平常的生活事相没有兴趣，她热衷于把握那些奇奇怪怪的现象。这个脑子里长了五六个瘤子的主人公大头，他并没有被死亡吓倒，对于一个知道不久就要死去的少年来说，他的生活并没有被阴影压垮，而是充满了生活的热情，他几乎是怀着期待迎接死亡来临。“有时候我在坡上碰到百六九放牛，我问他，百六九爷，我家的三万块钱早花完了，我怎么还不死？百六九说，快了快了，要不了多久……”（见该书第22页）这就是林白式的幽默，冷酷中又有一种对生命挚爱的温情。这是对死的探究，更是对生的希冀。但这一切都隐匿在生活自然流动的表面之下。那些致命的瘤子，却像奇妙的精灵一样寄居在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头脑里，它们总是导引着生活美妙与快乐的情景。“我的瘤子最喜欢油菜花，在盛开的季节，我的瘤子就会飞出我的身体，在油菜花的上空盘旋，这时我的眼睛里一片金黄，就好像我自己也是一朵油菜花。”（同上，第22页）
小说写到牛、猪等动物，写到杀猪的二皮叔、赚了大钱的王大钱、细胖，还有那些“跳开放”的女孩们，这些动物、人以及相关的事物都被赋予一种邪性，它们违背常情常理，怪诞不经却又倔强地以它们的方式挑战生存的自然法则。林白总是在每一个描写场景，给予它们的存在以一种姿态，一种不服从既定法则的自由状态。万物花开，既是一个万物通则，又是每一事物的不同特性。正如每一种花都要开放但又都不相同一样。当然，这部小说隐约透示出当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那种意味，林白的本土化笔法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
当然，自然的法则并不能涵盖一切，也难以成为文学全部的哲学根基。林白的对乡土中国书写，依然可以看到当下中国作家越来越自觉地面对“苦难”一类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本质上来说，林白写了一个乡村少年极其不幸的命运和他快乐而自在的生活，这是事实的现象与本质的绝对矛盾，被林白敏锐地捕捉到。也许林白就是要用快乐而挥洒自如的笔调写出最绝望悲惨的生活事相，这是残酷的快乐，也是快乐的残酷。它决定了事物、存在、命运是如此邪性，你不能抗拒它，但是，你可以与它共舞。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还煞有介事地附有“妇女闲聊实录”，这到底是真的闲聊实录，还是林白有意去捕捉原生态的事物事相而设的圈套？她要找到妇女讲述的更彻底的真实？
不用说，林白的作品总是有一股邪性流宕其中，像条蛇，孤傲而绝对地滑行。这使我想起“东方邪女”这个称呼，这虽然说不上是褒奖，但也绝不是贬义。“邪”当然不是什么好词，在我们的词汇学中，这个词长期处于贬抑状态。“邪不压正”可以看出邪所表征的事物的边缘化和异化的命运。不用说，“东邪”这个说法立即让人想到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影片中那个永不屈服的东邪，说不上是什么反面人物，作为一个侠客杀手，他的内心也有一种温情。他只是在记忆与错过之间找不到未来的出路。“东邪”只是来自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符号，一个人物的名字，原来的邪性已经为王家卫的后现代独白所冲淡。但林白的作品却总是有一种邪性，一种奇妙的邪性，它总是给人以一种刺痛和惊异。
然而，在今天，全部文学写作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不走“邪道”几乎没有出路。事实上，文学史失去创新活力，故步自封，就因为大家都挤在正道上，大家都想着那里平坦舒适，铺着红地毯，可以上天堂。看看文学史上那些富有挑战性的创新，哪个不是带着“邪性”？早年的福楼拜，波德莱尔，后来的伍尔芙，乔依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邪”表明个人另辟蹊径的内在活力，是个人抵制“正”的平庸化之利器。
本文试图建构一个林白写作的历史学是失败的，她的历史就是文本，就是文字本身，那是缄默的黑色的精灵，是反历史性的。事实上，林白小说的艺术最重要的体现在她的语言和叙述语感上，那是始终隐蔽的先锋派的感性语言学词典。她能摆脱一切束缚，让自己飞翔起来。林白不是一个艺术上的革命家，但她却有着偏离主流的天性。她是凭着天性反叛，凭着天性走向歪斜的不归路。在电影《东邪西毒》中，西毒说翻过了那座山头，仍是一样的沙漠。”东邪走向沙漠，命运之路没有尽头，反常规的文学行为也同样如此。在“邪性”的书写之外，依然是不可抗拒的复归。但是林白一直在行走，在写作，在飞翔，穿过整个90年代的历史空场，她的语言如同天女散花般飞扬。在语言中飞翔的人是幸福的，即使她选择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