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委“三座门”会议，老帅新贵壁垒分明
1975年春，军委在“三座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前的那天晚上，代总长杨成武电话通知肖永银：“邓小平同志叫你明天参加军委常委会，叫你向三总部汇报二十军的情况。”
“好哇，但是我有个请求，允许我带一个人去。”杨成武答应说：“好。”
“文革”时期军队的情况极其复杂，二十军的问题一直是南京军区棘手的一个问题。二十军既曾经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基本力量”，林彪“温州会议”北兵南调二十军军长熊应堂秘密参加；而林彪覆灭后，越来越迫切地想抓枪杆子的江青、张春桥又将魔爪伸进这支军队，他们又是写信，又是派人送东西，想把其树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典型。上海警备团和杭州警备营是专门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两支重要的警卫部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访江南的安全，一直由这两支部队承担。由于负有这种特殊使命，上海警备团和杭州警备营就必须绝对掌握在忠诚卫士手里。可是，二十军却想尽一切办法鬼头鬼脑企图代替这支部队，他们曾多次向肖副司令请示，“上海警备团有什么什么问题，杭州警备营什么什么不对，”要求“由二十军调人”或“建制用二十军的”，或“调个营进去代替”。肖永银知道二十军有“背景”，对处理二十军的问题一直谨而慎之，而对其想取代警备团（营）极其敏感，同二十军所有的通话，他都命令作战部用录音录下来，而他给予二十军的回答，始终是简洁的一句话：
“这个事按总理的指示办。”同时，作为野战军的二十军又与地方部队发生了矛盾。当时，老百姓中流传一句民谣：“南山出了一只熊，一口吃了两条龙。”
“南山”指二十军政委南萍，“熊”指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两条龙”指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和政委龙潜。二十军控制浙江，要省军区交印，省军区的老干部对此极其反感。此外，驻军舟山要塞区的二十二军为保卫上海的重要武装力量，该军一切行动听南京军区指挥，也和二十军对立起来。由于这种种复杂原因，中央军委就有了调动二十军的意图。
然而，当时的中央军委内部存在着两个堡垒，老帅们为一方，王洪文与张春桥代表着另一种政治势力，这两个人物，肖永银己与他们打了多年交道，又明知道他们有控制二十军以对付南京的企图，所以他对要他向军委常委会汇报二十军问题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
当天晚上，他召来了军区作战部处长巴忠炎。
“明天去，你什么都不干，只拼命记。明臼吗？”
“明白，拼命记”这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万一有人想利用这件事做文章，有记录在案。
第二天，他带着巴忠炎踏进会议室，立即感到一种如同两军对垒的凝重气氛。购边的沙发上，军委常委们已经到会，抽着烟，喝着茶，翻看着报纸文件，静得只听见纸页的沙沙声。肖永银看一眼，有他在战争年代就十分熟悉的面孔，邓小平政委，叶剑英元帅，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粟裕大将，还有，他们二野的“赵子龙”陈锡联。老元帅们坐在一边。另外两张面孔是在这最近几年间颇不平静的副司令员时期熟悉的：王洪文的年轻而现在颇为自负的面孔和张春桥的总是阴沉沉令人捉摸不透的窄瘦脸……
他进门敬了个军礼。
“肖永银呐，好几年没见啦。”说话的是邓小平政委。一听到那熟悉的四川口音，他心里有点发热。他知道这“没见”的几年中，邓政委曾经历了极大的磨难，而邓政委的复出及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使他感到极大快慰。此时，站在门口的他，望着邓政委略显清瘦的面容，仿佛又回到了打完狮脑山，打完汝河，打完王家店……他回师部，回司令部，向刘邓首长报告战果时的情景。他仍是刘邓麾下的一个小兵。他想。……
“是啊，你好哇！”他嗓子眼里冲出股热辣辣的味，问候老首长。
邓小平笑笑说：“好哇，老牛拉破车哟！”肖永银就坐，中间一张桌子，工作人员搬来张椅子，他对着话筒，拿出稿子，准备开念。
陈锡联说话了：
“肖永银呐，你不要念稿子啦，你摆个地图，我们都是聋子。”当年十分英浚的“赵子龙”，如今真有点“老态龙钟”了。陈锡联的这句话倒为肖永银解了围，多年行伍生涯，面对地图比宣讲稿子来得要自然舒服。他把讲稿往口袋一塞，话筒拿到一边，地图往桌上一铺，指划着；军用地图仿佛有一种磁力，将军面对它，语调变得清晰而自信，三两分钟，该讲的讲完了。
邓小平问道：“你看，能不能调动？”
“我看，能调动。相信多数，少数人骂街总是有的，不要紧，我们会对付。”
“那就下达命令，调动二十军。并且，不再要二十军支左。”老帅们纷纷表态。
肖永银看一眼，张春桥和王洪文面有愠色，保持沉默。毕竟孤掌难呜，军委常委会里，老帅们主舵，即使反对，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还有一件事，前天晚上，彭冲跑到我家，他要求我带个口信，把六十八军也调动调动。这件事我们军区没有讨论过，是彭冲同志个人的意见。”他字斟句酌地转达了江苏省委书记彭冲的请求。
六十八军的问题比较简单。该军编制属济南军区，军队支左又将六十八军调往徐州，徐州属江苏省。这样，江苏与济南相互关系不好处。但另有一层。当时济南军区分两派，六十八军听南京不听济南，给济南的报告都通过南京转。调走六十八军，等于削弱了南京力量。因此，不等老帅们表态，张春桥和王洪文抢先发言。
张春桥：“我赞成。”王洪文立即附和：“我同意。”1975年夏，肖永银亲自处理完二十军的调动问题后，离开南京。一年后，“四人帮”粉碎，江南一带百姓中又流传一句民谣：
“二龙翻身入大海，水漫南山淹死熊！”--其中的含义，似乎不必解释。
2、邓小平的南京之行，“你恐怕要动一动了”
1975年6月，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访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到了南京，下榻于中山陵九号（即“美龄宫”，蒋介石的旧宅）。肖永银去看望邓政委，汇报了军队的一些情况，其中，特别提到十二军（因为，十二军的前身是刘邓大军第六纵队，这支军队曾跟随刘邓从中原战场打到华东华南，统帅对于自己的“老部队”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加之，当时中国政界动荡不宁，“四人帮”已经在磨刀霍霍欲再次“打倒邓小平”，一旦统帅有难，他是需要军队来扞卫政权的巩固）。
“我们十二军这个部队还是靠得住的，干部都在勤恳工作，没有多大问题。”邓小平听了，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肖永银接着汇报了许世友任内遗下的一个军队与地方发生矛盾纠纷的问题。
江苏农科院在紫金山军事防区以内有两处地盘，一座三层小楼和中山陵十一号，十一号与国家元首元帅经常下榻的中山陵五号和九号相距甚近。在军事禁苑里存在这样一个非军事单位，许世友一直觉得是块心病。1971年初，农科院干部下放，中山陵十一号人去楼空作了标本楼，许世友终于动了念头。一天，把肖永银和吴大胜叫去，对这两个一个代表军队一个代表地方的人说：
“你们俩商量一下，把这个交给军区。”话很简单，语气有点不容置否。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没敢吭声，两人下来商量，肖永银觉得，许司令让“交给军区，”那就是说“白拿”，白拿地方上的东西总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吴大胜说：“老吴，我不沾你便宜，咱们对调。”结果，用军区通讯总站的三排楼房换了农科院的三层小楼，用金陵城市区汉中路街上的前国民党部长处长楼换了中山陵十一号。肖永银觉得这事做得一点不亏地方，“老吴，你三千平方米的地盘。我用六千平方米换，你还沾了我三千平方米的便宜。”谁知，农科院的人后来跑回来造反，“华东会议”时，江苏省代表激烈抨击：“你们把我们农科院解散了，军队把学院占领了。”肖永银当时就问：“老吴啊，许司令是怎样给我们交待的？”吴大胜自然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江苏代表不吭声了，算是平息一段。
可是，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后，此事又被上告到中央。邓小平亲自批示：“交给地方。”批文下达给军区，肖永银不服，叹口气道：
“现在是兵遇到秀才，有理讲不来！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不管怎样都要打你。”随后见了江苏省委的人，不客气他说道：“你的给你！我的给我！”作为军区的“当家的”，他不愿落个“败家于”的恶名，自己的要不回来，别人的却要“原物奉还”，真个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觉得这样子窝囊透了，多少有点欺负人！现在见了邓小平，他决意面君直言了：
“总长，你有个批文，我当然坚决给它（指地方）。但是，情况不是那样。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来会是一个不团结的祸根。”邓小平没吭声。
“再说，中山陵十一号现在做了军区高级招待所，总理宴请外宾等重大活动都在那里搞……这样子吧，实在要给地方，你批准我们再盖一个招待所，不要上头的钱。”邓副主席仍不吭声。
此后，说些闲话，再没提房子的问题。可是，邓小平走后，这件事却出奇地彻底平息了。地方上从此不再要“十一号”。吴大胜见到肖永银用一句话给这件扯皮了几年的事画上了句号：
“那个房子……还按以前的办吧。”肖永银想，大概他一离开中山陵九号，邓政委即叫来地方上干部做了番调查研究，并且当即做了果断处理。这正是邓政委一贯的作风--不露声色，兼听则明。
临行，肖永银等人送邓小平、金日成到机场，分手时，邓小平像是漫不经心似他说道：
“哎，肖永银呐，好像你恐怕要调动了。”肖永银一听，愣了一下：
“不动不行呐？”邓小平略一沉吟，点头道：
“动动好，动动好……”于是，肖永银知道，自己真的要“动”了。
3、恩恩怨怨三杯酒，政委杜平深夜送行
果真，邓副主席陪同金日成离开南京，仅相隔一天，军委的命令来了：调肖永银为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司令部机关饯行。灯火辉煌的司令部餐厅里，一百来号人济济一堂，杯盏觥筹交错。第一轮，副参谋长们一个个过来敬酒；第二轮，部长们；第三轮，处长科长们。酒是好酒。场面也挺隆重。
但以海量着称，在南京军区“酒家”中算做“一家”的肖永银，这晚上却丝毫没有洒兴，酒喝得谨慎，喝得索然无味，甚至喝得沉沉闷闷。昔日的恩恩怨怨，并非能够杯酒释然；然而，醉酒失言，吐胸中块垒，却会给自己，给“亲爱的战友”招致“杀身之祸”，授人于把柄。因此，大多情况下，他只浅斟慢酌，用嘴唇碰碰酒杯，作饮酒状。三杯酒例外：
一杯酒。
他高擎起酒杯，双目炯炯地环顾一眼昔日同僚们，多少动点感情，展颜笑时，笑容里有别情，也有慨然英气，举杯四面相揖：
“同志们，好几年啦，我要走了。希望你们以后工作搞得更好。来，干杯！”一仰脖子，咕嘟，一口灌进，算是辞行酒。
副参谋长王近山举杯朝他走来：
“老肖呀，我敬你一杯！”肖永银立即起身离坐，迎着王近山走上去。王近山人不等闲，肖永银也从不将王近山等闲看待，尽管宦海沉浮，命运多舛，昔日刘邓大军里的赫赫虎将不幸落难后做了副参谋长，但在肖永银心目中，王近山永远是王近山，六纵队的司令员，他的“王司令”，老上级。几年相处，两人相懦以沫，王近山在公开场合始终称他“肖副司令”，而私下里，他总称王近山“王司令”。他们的战友情谊，经历过生死考验，也经历过私人感情上的折磨，行将作别，王近山很难受，恢复了对旧日老部下的称呼，一声“老肖”，肖永银倍感亲切。两人碰杯，肖永银充满深情地望着王近山，也以旧称相呼：
“王司令，我走了，你多保重！”说完，一饮而尽。这杯酒畅快，饮的是情。然而，这杯酒，竟是他与王近山共饮的最后一杯酒了……
或许是“人之将去，其人也善”，曾在司令部群众大会上痛哭流涕控诉过肖永银的一位副参谋长，举杯相邀道：
“肖副司令，我一家人都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敬你一杯酒……”肖永银顿时胸口一痛，流泪了，勃然大怒道：
“不要说了！--你伤了我的心了，好像我是禽兽！--喝酒就喝酒，你说这个，我就摔杯子！”四座愕然，副参谋长满面愧色。
他含泪吞饮下这杯酒，从喉咙里直倒进胃囊。这杯酒，喝得满心酸楚，喝得泪光闪闪……
是情是怨，是爱是恨，是悲是痛，没有不散的筵席。酒宴快收场时，即将卸任的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忘怀不了他牵挂在心的一件事。他起身说道：
“在那个会上（指许世友布置的批斗会），关于搞李元那个问题，我知道。如果有问题，我负责，与张明无关。”这句话，是他在南京军区的公开场合中，说的最后一句话。
司令员丁盛没有参加饯行宴会。他的饯行，是在他那座司徒雷登和马歇尔曾往过的有点洋味的小楼里举行的。除肖永银外，在座的还有几位客人，宾主双方都沉默寡言。席间，丁盛只说了一句唯一带有感情色彩的话：
“老肖呀，你要走了。咱干上一杯。”两人干了此生中第一杯，也是最后一杯酒--仅仅一年多后，“四人帮”的末日也结柬了丁盛在中国军界高级将领的生涯。……
夜深人静，社平政委来访：
“你要走了。明天到我家吃一顿饭，我送送你。”杜平政委说得恳切，肖永银很感动。杜平是少数几个敢于偷偷来看望肖永银的人之一，他和杜平的缘分始结于朝鲜战场，那时，杜平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几年的相处，杜平政委的宽以待人，仁厚长者的风范令他肃然起敬。他执着杜平政委的手：
“谢谢政委。不要请了，情--我领了。我吃了喝了走了以后，他们要找你的麻烦。”杜平沉默不语。
肖永银抽着烟，从烟雾中凝视着窗外黑沉沉的夜幕，与政委剖心相谈：
“我早有思想准备。许司令调动以后，就要有运动，运动一来，我就打倒了，张春桥说的那句话不是很清楚吗？‘南京是没有许世友的许世友’。他相信我吗？他不相信我，要我离开。胳膊拧不过大腿，让走就走！”他笑笑，站起身，伸伸胳膊：
“贬--偏--官--罗--！”杜平极为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