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我收到的是一封十分奇怪的信件。
写信者向我说，凯城集团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涉嫌诈骗、走私等行为。他认为凯城集团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了它犯罪事实。周恒泰通过对一些破产企业的所谓兼并，利用不法手段，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他还疯狂地进行以贿索贷，套取国家钱财。他说，前年周恒泰为了他下面的两个小公司能在未向银行交足信用保证金的情况，从某分行办理出信用证，一次就给国际业务结算科某科长送去6000美元，手提电脑一部，以及去欧洲旅行的费用15000元等。
这样的例子竟然罗列了整整七页纸，但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是涉及到银行的，主要是指证银行里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来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经营的是他人钱财（Other people’s money）。银行把吸收来的公众存款，贷放给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既为经济增长提供融资，又给存款者带来必要的回报，如此才是银行经营的正道。可是，由于个别人的腐败，造成了银行大量的烂账。”这位写信者如此说。“虽然布清已经被查处，但隐藏更深的问题和人并没有被暴露出来。”
我大概翻了一下，就放下了。我想：这是一个对银行业务很熟悉的人写的，否则他不可能知道得如此清楚。可是，这样的信件他应该寄给别的部门才对，而不是我。我只是一个小说作家，投诉到我这里，根本没有作用。
“我听说了关于你不少的故事。我相信你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我希望你能作为一个作家，勇敢地站出来，向有关部门大声疾呼，让领导充分重视，使有关问题尽早得到解决。”这位写信者如此对我写道，“作家，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体现。我期待着。”
“我看过你的《掘金时代》，我认为你写出了时代的真实。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我希望你能像小说里的那个作家一样，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揭穿骗子的真面目。从那部小说来看，我认为你对凯城集团是有了解的，而且，我觉得那个牛德衡，原型就是周恒泰。只不过，由于您笔法高明，周恒泰看起来比牛德衡更狡猾，更隐蔽。”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位写信者没有具名，也没有留下任何地址。就是说，他是一个匿名者。他在信里说，他已经多次向有关部门写过信了，但一直还没见答复。所以，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写信给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战斗”。是的，他用的这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革命化的词汇。
我以为，他是性急了些。上面查处什么问题，总是需要时间的。他们先要了解情况，调查取证，一切属实了，才能办案。而事实上在取证过程中，困难是相当大的。再说，他反映的这些情况，有多少是属实的呢？我认识一位纪委的同志，他曾经告诉我，过去他们经常收到一些可靠性不高，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检举信。当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换句话说，就是一般反映的事情都还比较准确。但是，也不是说就绝对的准确。
如果他反映的不够准确，我就会被他拖到泥潭里去。说真的，我对他这封信里所反映的情况并不怎么相信。凯城集团做得那样大，在经济活动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合法的现象，但肯定不会像他反映的那样重。再说，现在的企业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至少也会偷个税什么的。像周恒泰这样的成功企业家，不可能会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来。
我对周恒泰虽然说不上有多少好感，但也并不仇恨。写这封信的人，我想说不定是和他有些过节，公报私仇，也未可知。
事情的蹊跷是显而易见的，这封信怎么就会塞到我的门下？那个投诉者怎么会知道我的住址？这种事情不会给我带来好处，而只会让我陷进去。
我不想惹上那些麻烦。
如果凯城集团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是上级有关部门的事，而不是我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即使我有热情，也是不够的。仅有热情和正义都不行。要解决，需要一种强权。
我哪有那份力量？
想到这里，我就把那封信揉成一团，扔进了书房的废纸篓里。
一个朋友给我带来了一个让我非常吃惊的消息：两天前，郑副市长在省里参加一个会议，结果在会场上被人带走。纪律检查部门对他进行了“双规”。
“怎么会呢？”
朋友笑笑，说：“怎么不会呢？据说他有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人，据说省里也有不少干部受牵连。他的出事，让机关里的人震动不小，因为，再有五个月，他就要退了。”
我也笑笑，说：“没有能够安全着陆。”
朋友说：“说起来也挺倒霉的。”
是啊，我想，真够倒霉的。朋友走后，我坐在沙发上一直抽着烟，回味着我们刚才的谈话。很奇怪，我们为什么都觉得他倒霉呢？可以说，有这样想法的肯定不只我们俩。我想很多人都可能会这样想。他的犯罪被抓，应该说是咎由自取。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替他惋惜呢？也许他的倒霉，只是相对与别人的不倒霉。不倒霉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犯了罪而安全着陆的。在倒霉的官员与不倒霉的官员之间，我们看到了“不公”。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对后者，选择了惋惜和同情。
我在心里笑了起来。今天的我们是怎么啦？我们有病！而且病入膏肓。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们应该感到愤怒，感到正义得到伸张后的快慰。可是，我们却是那样平静，对贪官也完全没有切齿之恨。当然开始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拍手称快，可是后来慢慢就有点麻木了。是不是还有更深的原因？我的头脑里开始变得糊涂起来。
过了几天，又一个朋友向我说了这样的一些事情。说郑副市长在接受调查人员调查时，开始拒不交待自己的问题，而是更多的谈自己的历史，谈自己过去所做的成绩。他还谈信仰，谈主义，谈政治，谈他对人生的认识。他的口才是非常好的，而且由于过去干过秘书，学习过马列主义著作，有非常好的理论功底，简直就是给调查人员上政治课。事实上，过去我在电视上也看过或听过他的讲话，真的非常生动，而且让人信服他是一个廉洁奉公、勤奋工作的官吏。
可是，朋友说，他慢慢就垮了下来。在一些证据面前，他不能自圈其说。“在他那个位置上，很多东西是推不掉的，这也是事实，”朋友说，“求他的人多海去了。或者有些事他出面打个招呼什么，回头人家就报答他。手表啊，名人字画啊，古玩啊。说起来它们不是钱，但实际上比钱还值钱啊。”
关于郑副市长的传闻，后来越来越多。连楼下小区物业管理传达室的那个老师傅都对我有鼻子有眼的说，调查人员从郑副市长家的地板下撬起的美金就有二十几万，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他的老婆是公安局的一位副处级干部，更是敛财的好手。
钱的传闻还在甚嚣尘上时，紧接着又是许多有关的绯闻。说郑副市长光情人就是二十几位。她们中有年轻的，也有人到中年的。这些女人中有机关的，也有社会上的。有演员，也有教师，其中有一位和郑副市长保持了有十多年的关系，更出格的是，说郑副市长好多年前，在某个外市当副市长时，曾经提拔了一位社会无业女人（据说她在无业之前，是一家歌舞厅的女领班）到法院当了执行庭庭长。
荒诞不经。
听得多了，我也就有点不以为然了。套用托翁的一句话，就是，堕落腐败的官员总是相同的。同样的贪婪，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理由。甚至，连他们最后忏悔的语言都是相同的，“我很后悔。受党教育多年，但是最终没有能坚持住，愧对党的培养，人民的信任。”
滥调陈词。
在那么多向我传递消息的朋友当中，这次倒没了一向消息灵通的马青。一直到好多天后，我才看到脸色有些苍白的马青。他去了一趟外地，刚回来。
“出事是早晚的，”他说，“他一出事，怕会涉及到很多人。”
这是当然的，作为一名副市长，在他的周围，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一个权力场。在权力的幅射下，由他而构成了许多复杂错综的社会关系。而在这许多关系的链条当中，他又是非常重要一环。环环紧扣。他一出事，那些链条必然会受到牵连。
“还牵扯到了凯城集团，据说他和周恒泰有一些经济、权力上的往来。”马青说。
我想起了塞到我门下的那封信。
那封信里，也提到周恒泰向省、市有关领导行贿的问题。
“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问马青，“郑某有权力，而周恒泰有钱。在制度还缺乏有力约束的时候，他们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必然会有交易。”
“那个成语是怎么说的？‘一语成谶！’人人都说你那小说里的副市长，就是写的是郑副市长，没有想到他真的就进去了。”马青说。
我说：“这跟我的小说没有关系。”小说是虚构的。难不成我的小说还有预言功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就不应该在作家协会里，而是让我到纪律检查委员会、检察院或者是公安局，或者，干脆由我来开个什么预测学公司。
“反正你鸟人不是什么好鸟。”马青笑着说。
“你怕啦？”我笑着问。在我的小说里，马青倒是没有在经济上出什么问题，反正他又不是个官，但是在男女关系上却出了不小的一场风头，当时马青看到还特别高兴，对我说：“好，好。生活里没有，在小说里过把瘾也不错。等你单行本出来，多给我几本，我要送人，对他们说，里面的马青是真名真姓，写的就是我。”其实我那样写也是有意的。我觉得马青的夫人是个好女人。这样写，一来寻马青的开心，二来是逗逗他的夫人。我和他们是老朋友了，想给他们的生活里添一点乐趣。
“我怕什么？”马青说，“我又不是贪污受贿。”
我说：“我给你安排了那场艳史呢。”
马青笑了笑，说：“人到中年了，能有那样的事，是美事啊。”
“那也不一定。小说里你是付出了代价的。”我说。
马青说：“古话不是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么，才惹上那点麻烦算得了什么呀。”
虽然马青表面上这么说，但是，我却在马青的脸上看到了一种不安。这种隐隐的不安，让我感觉到马青最近可能遇上了点什么。他不想说，我也就不便问。我们彼此一直是比较信任知心的，如果他觉得合适，一定会向我说的。
马青问我怎么样，我说我还可以。他问我和罗萌萌的事情怎么样了，是不是真的决定到北京去，我说已经结束了那一段感情。
他听了这话，认真地看了看我，说：“你好像蛮平静的嘛。”
我笑了一下，说：“还行。”是的，表面上我真的还行。我不行又能怎么样呢？我痛苦过，可是，我是一个中年男人了，一个成熟的男人，我不能为了失去的爱情而大声悲鸣。有苦有泪，只能一个人悄悄地掩在心里。
“我看你还是和林萍团起来算了，其实你们俩还挺好的。”马青说。
是的，是的，我想。可是，我并不知道她的意思。我有次问过她，可是她却冷冷的，一言不发。
“外面传说徐茜和周恒泰好上了。”马青说。
不会吧？我想。
“真的，我好几个朋友都对我这么说过。”马青说。
“也许？”我在头脑里问自己。马青的朋友消息肯定也是比较灵通的，虽然我并不认识他的那些朋友，但我相信他们同样和马青一样，神通广大。
“现在的女人，都精明得很，”马青说，“她们不会认真去喜欢一个作家的。她们需要有钱的男人。”
我知道马青是试图用批判她们，来安慰我。事实上，我并不像他那样愤世嫉俗。虽然我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点心痛。心上像突然被一根针什么的非常尖锐地剌了一下，但是我很快就释然了。我能理解她的行为。这是她的个人选择，我想，她有选择的自由。她和丈夫离了婚，必然要找一个新的归宿，虽然周恒泰并不是她的归宿，――如果这一切是真的话，但并不妨碍她找一个暂时的男人。而且，这个男人看起来是事业有成，稳重老练。
马青对我的坦然，感觉有些奇怪。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说她选择周恒泰是错的，选择我就不是一种错误吗？
“你对女人动过真心吗？”马青突然这样问我。
我说：“当然。”
马青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
我想：他是不是真的有了我小说里写的那些事情？
一切变得有趣了起来。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那人非常客气地约我和他见面，到一个茶社里。他说他姓郭，很礼貌地说有重要的事情想向我了解。我不想莫名其妙地去，但他言辞恳切。我犹豫了一会，终于答应了他。
那个晚上，我早早地就来到了他所说的那个茶社。茶社是新开的，在广州路上。我进去后问小姐有没有一个姓郭的先生，小姐想了一下，说：“没有。”我怔了一下，但还是走上二楼，选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他是谁？他不会失约吧？既然是主动约我来，他就不应该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