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里乱糟糟的。到处都是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当中有一般市民（旅行者）和公务人员（单位出差），也有经商者、农民工、学生和士兵，当然也混杂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这时候的天色还是暧昧混沌的，在火车站广场上，候车大楼的顶端上的大钟时针指向五点，分针指在二十上。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手里提着一只红色的旅行箱，匆匆地走进了候车大厅。他先是左右张望着，然后走到五号过道，一屁股在长椅上坐了下来。在他的旁边，有一个民工正躺在那里睡觉，头上垫着脏兮兮的一床棉被，脚下铺着一张报纸，光着的脚丫子就在那里散发着臭气。
“现在，这个男人拿下了头上的帽子，我们可以看到他圆圆的脑壳。他已经谢顶了，在头顶正中，露出圆圆的一块，非常光亮。他就那样把那只帽子捏在手里，四处打量着。红色的旅行箱放在他的脚下。他的皮鞋擦得很亮，看来是早晨临出门时认真擦过的。
“眼镜在大厅吊顶下闪着反光。他的脸是苍白的。他不说一句话。周围的那些人与他明显地显出不同。他是孤独的。这时，他把目光停在身边那个民工脚底下的报纸上。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说：一个作家为情所困而自杀。
“他不熟悉那个作家的名字。现在的作家太多了，没有名气不奇怪，但要是无名到连圈里都不知道，这就不正常了。很可能，这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吧，他想。因为，他也是一个作家。现在，在他的内衣口袋里就有一份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书。黑色的羊皮封套，中间有一块金色的铜牌，铜牌上刻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几个红字，非常漂亮，就像一本出国护照。
“他出不了国。但是他也必须走。他要离开本市。在他写的一本书里，得罪了本市一家大集团的大人物。那些人正通过各种方法挤兑他……”
这是我的小说《掘金时代》后半部分当中的一段，作家出逃。那个傍晚在火车站，我头脑里很自然在就突然想到了这么个情节。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人物。当然，这只是一种巧合。而我，也并不是在出逃，而是在跟踪一个人。有时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奇妙极了，我当时的打扮和我过去在小说里描述的简直一模一样，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头戴一顶黑色绒帽，脚下放着一只红色的旅行箱。俗不可耐。事实上，这只红色的旅行箱并不属于我。是身边的一个人，他对我说：“能请你帮我照看一个箱子吗？”说完他就径直往洗手间走去。
那个男人和我仿佛年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想来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要出远门。他信任我。我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盯着和我隔着两排的那个长椅上坐着的一个人。他三十来岁，剪着平头，上身是一件竖条纹格子西服。我是在75路车站站台上无意中发现他的，然后就一路跟着他，来到了火车站的候车大厅。
我不知道他来到候车大厅干什么。他显然不是一个旅行者。他什么行头也没带。他没有意识到有人在一路跟踪他。我把帽子往下压了压，故意不朝他那边看。但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能观察到。不时地有人从我这边走来走去。广播里不时传来某次某列火车进站的消息，每响起一次，人群中就会有一次小小的骚动。我往洗手间那边看了看，那个男人还没有过来，怎么会要这么长时间？他会不会误了车次？
不由自主地替那个男人着急起来。他是不该这么粗心的。在委托我替他照看箱子之前，他也没有问我是什么时候的车次。如果这时我的车次到了呢？岂不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或者，带着他的红色旅行箱登上火车？
“请旅客同志注意，K69次，往北京方向的列车进站了。请往北京去的旅客，到6号站台检票上车。”候车大厅里的广播，再次传来了服务小姐柔美的声音。我忽然仿佛觉得那个男人是去北京的。下意识地，我一下就站了起来。人群又是一阵骚动。我瞄了那个人一眼，他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动不动。我拚命地向洗手间方向跑，然后一下就撞了进去，大声说：“去北京的检票了，去北京的检票了，这是谁的箱子？去北京的检票了！”那些蹲在里面坐便器的上，这时都好奇地把隔板打开一条缝，向我张望；那些站在小便器前小解的，也都把正在排尿的生殖器拿着抖了一抖，冷面对我。是的，在他们眼里，我冒失得非常可笑，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我没有找到那个人，站着的人里一个都不是，而坐在坐便器上的共有三个人，一个老年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还有一个是中年人。可那个中年人是一个农民工。他那打扮一眼就能认出来。
当我多少有些尴尬地从里面退出来的时候，再看那个一直被我跟踪的人，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妈的！
我站在那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没有去北京。
我去不了北京。
我要把这里的事情弄出一个说法。现在，朋友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复杂起来。一次到作家协会开会，他们看我的眼神也是怪怪的。是的，很多人都相信，我被人打了之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因为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搞了不该搞的女人。换句话说，就是我被打得应该，打得适得其所。
先后我又去过三次派出所。是我自己主动去的。接待我的还是那个警官。他对我很客气。他劝我不要着急，另外话里还有层意思，是要我自己检点自己。“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你放心吧，我们一有消息就和你联系。其实这不光是你的事，也是我们的事。”他说，“这也事关我们所里的荣誉。”
现场、人证都有，甚至连物证也都齐全，我的血衣，打过我的那根扁担，可是，就是破不了那个案子。“你看，你提供的那两个名字，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那个警察说，“如果开始的时候就不掌握那两个名字，倒好。误导。”
我不服气。虽然那两个名字是假的，可是人假不了。他们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很多个晚上，我睡不着，心想：那两个是什么人？我一定要想法找到他们。白天，我无所事事，就到街上去闲逛。反正小说稿也不用再校了。二校、三校我都不管了。它们在我心里不再占据任何位置。我必须为自己讨得一个说法。
那天我到一个书店去取书。那家个体书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我，说答应给我留着的《西方犯罪史》已经是最后一本了。我取完书出来，正好路过75路车站，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正是上次在菜市暴打我的男人之一。他当时是从后面捅我的，我在一闪之中看到他的右眼睑下，有一块很大的黑痣。而且，那颗黑痣上还有一根卷曲的毛发。
我闪到了一个广告牌后，看着他上了车。我也上了车，低着头，然后一路来到了火车站。目标丢失了，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沮丧。也许事实上当时我应该立即报告警察。可是，当时我想看看他往什么方向去，想摸清楚他的后台。
一切显得非常的扑朔和迷离。我临离开的时候，把那只红色的旅行箱交给了站内的值勤民警。民警把我带到值班室，问我里面是什么东西。我说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那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呢？民警就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当时我立即有了不祥的预感，也许里面装的是碎尸呢？嫁祸于我。也许是炸药。如果我贪财，私自带回家，刚一打开，“轰”的一下，尘世里的一切烦恼就全都没了。自从美国发生9.11事件以后，人们已经草木皆兵了。恐怖主义到处存在。
民警在仔细地查看那只箱子，甚至把耳朵贴到箱面上，听里面的动静。我仿佛听到类似定时炸弹所发出的“嘀嗒嘀嗒”声。我的心一下悬到了嗓子眼。或者，里面是毒品。白色的海洛因。毒贩事后找到我，说：“你把那只箱子弄到哪去了？”我拿什么还给他们？
箱子最终被打开了。最上面一层，是一件宽大的睡衣。下面一层是衬衫、裤子、袜子，边上凌乱的放着一本《婚育之友》杂志，一条毛巾，香皂、牙刷、牙膏、刮须刀。两三小瓶没有标签的西药。手机充电器，两只避孕套。
一本通讯录。
民警打开通讯录，快速地翻动着。翻完了，没有说什么。看来是什么明确的线索也没找到。他对我说：留下你的通讯地址、电话、手机号码。
我这时倒不像一个做好事的好人，而像个犯事者，非常老实地在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联系方法。没什么好抱怨的，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回来以后，我倒也没有接到值班民警的任何电话。不知道那只箱子物归原主了没有。现在想起来，那个人有些怪，他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呢？我是看着他走向洗手间的。他不可能好好地从候车大厅突然没有任何踪迹地蒸发掉啊。
这其实可以写成一个悬念故事，一个推理侦破小说，我想。
那个男人是个生意人，但是他的包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随身带的生活用品，所以，他很放心地交给一个看起来像是在机关里做事的男人。他相信那个男人不会带走他的那只并不值钱的红色旅行包。
他大步往洗手间那边走去。忽然，从斜里剌出一个人来，对他的耳边说：“你跟我来。”他犹豫了一下，可是那个人的目光里充满了一种野性的冒险的诱惑。那个人并没有拉他，而是继续向前走，完全是一副你爱来不来的样子。你来了，有你的好处；你不来，损失是你自己的，后果自负。
内心里斗争了一下，他就赶紧跟着那个人向前跑。很快，他就和那个人肩并肩了。可是那个人根本不看他，穿过大厅，下楼，然后向停车广场走去。“什么事？什么事？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他问。可是那个人还是不答他。
那个人上了一辆红色的马自达，他迟疑了一下，也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他还没有坐定，车门再次打开，从外面又挤了一个人进来。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了上来。我左右一看，才看到自己已经被人两边夹住了……
接下来，故事又怎么发展呢？不知道。不过，既然是故事，总会有办法的，怎么离奇怎么编好了。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我从没有试着写过侦破探案小说。其实是可以试一试的。世界上的很多一流作家都写过这种通俗读物。
小说当然是可以编造那个人的身份，现实中究竟如何，还是无从得知。既然我现在发现了那个打我的人，我相信肯定我还会第二次遇到他。我把这件事对马青讲了，马青沉默着，半天，说：“当时你就应该报警。不过，话说回来，碰到这种有黑社会背景的，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惹事了。你斗不过他们的。”
我说：“那我挨了这一顿就算了？”
马青说：“依着我，就算了。不过，你不是我。”
我说：“你说说是谁在背后搞我？”
“说不好。”马青说。
我看得出来，马青说得很谨慎。按理说，他平时是一个很直言的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姜玉颖的事，正是因为他，已经给我摆平了，省了我的一道麻烦。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并不惧怕她告我。相反，她告我，只会增加我的知名度。当然，可能她也是这样考虑的。她可能比我更需要扩大名声。但是，我宁愿不要那样的知名度。我怕俗务麻烦，尤其是官司麻烦。
劝说姜玉颖撤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能想像得到马青是如何运用他的三寸之舌的。他说他以请姜玉颖为名，想把她约出来，结果约了三次，最后才答应出来。她忙啊，她有各种演出活动。行话叫“走穴”。尤其是一些单位搞庆典，那一出场就是几千上万的。她们这种人简直就是造钱机器，而且还很少交税。有多少钱都可以直接装在口袋里。她们是到处受人宠着，天之娇女。
马青在本市的五星级大酒店，请到了她。那时候我正在住院。马青过去跟她就熟悉。虽然马青自己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可是，说起他的父亲，那可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倒退回去二十年，不知有多少姑娘愿意跟在他屁股后面转呢。现在，她也还是卖他面子的。两人先是闲谈，谈了半天，马青话锋一转，说到了她官司的事情。他装成毫不知情的样子。他说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消息。
“已经送上去了，法院说过两天就把传票送给他。”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