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吕蒙正为相，宋太宗想用吕端代替他。有人反对，说吕端为人糊涂，并略举事例。太宗坚持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心擢吕端为相。太宗在皇苑大宴群臣，兴奋之中做钓鱼诗一首，其中有一句是：“欲饵金钩深未达，溪须问钓鱼人。”寓意明确要擢用吕端，几天以后，诏令以吕端代吕蒙正为相，并明令“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闻奏。”
然而，吕端决断大事的能力究竟如何呢？
不久，西夏李继迁屡以袭扰西部边境，宋保安军俘虏了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痛恨李继迁，准备将其母处死，独召寇准商议（因为寇是主管军机的枢密副使），议后寇准退出，路过吕端办公的地方，吕端见寇准神态，便知其入内廷商讨大事，因而拉住寇准问：“上戒君勿言于端乎？”寇准说没有，吕端说，有关边界上一般事务我吕端不一定去管；如果关系军国大事，我吕端身为宰相，不能不知道。寇准于是向吕端讲述事情的原委。吕端问：“将如何处置此事？”寇准说：“将在保安军北门外将李母斩首示众，以惩戒李继迁的叛逆！”
吕端说：“如果这样处置，实在不是正确办法。此事请稍缓执行，容我再向皇帝禀奏。”吕端入见太宗说：“当年楚汉相争，项羽捉住刘邦的父亲太公想要挟刘邦。刘邦不以为意，说：‘我与你曾结为兄弟，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你要烹杀太公，请分一杯肉羹给我。’可见，这些人是不顾什么亲情的，何况李继迁这样的背逆之徒。陛下今日杀掉他的母亲，明天就能够捉住李继过吗？如果不能将他擒拿消灭，那不是进一步激起他的仇怒，让他死心塌地与太宗作对吗？”
太宗觉得有理，忙问：“那应该怎样？”
吕端说：“照我的想法，应该把她安置在延州，善意对待，保证供养，这样，可以牵制李继迁，虽则不一定马上引他投诚归右，但毕竟可以牵动其心，况且他母亲的生死命运操在我们的手里，不是进退自如吗？”
宋太宗听罢，连连拍着自己的腿说：“太好了，如果不是你，差点误了大事！”当即照吕端的建议决策。
后来，李继迁母亲病死在延州不久，李继迁也病死了。继迁的儿子李德明上表归顺了宋朝，从而证明了吕端主张的正确。
吕端敏感地觉察到皇帝与大臣密商军国大事，以宰相之职不肯放过，主动干预，以正确主张纠正既定决策，而且为历史证实其高明，由此更证明太宗从大处看人，棋高一筹。
识别雄心
常听人说：某某有野心。其实，有野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对某些管理者来说，它是一个正面的褒义的词。
野心如同人体中的胆汁，是一种促人奋发行动的体液。但是当它被阻挠而不能实现时，它就有害于人，成为一种恶毒的东西了。因此，当怀有某种野心者感到事业有希望成功时，他们与其说是危险的人物，不如说是忙碌的人物。但是当他们的抱负受到压制因而心怀怨愤时，他们看人看事就将使用那种“凶眼”了。他们这时将成为幸灾乐祸的人，对他人的一切挫折都感到愉快。
作为管理者必须善于驾驭这种有野心的人，要引导他们前进而不要让他们感到失意，否则他们会把自己与其所承担的事业一同毁掉。当然，对这种人，最好还是以不使用为好。但在某些情况下，却又是不得不依靠这种人的。例如在战争中，必须挑选有将才者，这时就不能顾及他们是否怀有某种野心了。而且没有野心的武将也如同没有鞭策的马，是跑不快的。
在政治上野心家也很有用处。例如他们可以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出身卑贱者比出身名门世家者危害小。性格暴烈者比宽容别人者危害小。暴发户比苦心管理者危害小。管理者控制野心家可以采用分势的办法。例如扶植新的野心家来抗衡原有的野心家，但是这种办法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就是朝廷中还有一批立场公正的被管理者，能够超然于党争之上。这些大臣的作用好比船上的压舱铁，可以防止船只由于波涛的颠簸而倾覆。
此外，管理者还可以不断从出身微贱者中，破格提拔人才来制约已形成权势的野心家。但是，假如想拔除这种人，那么举措就必须慎重。因为如果野心家经营已久，羽翼已成，那么他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叛乱。
至于其他方面，那种集中注目于一种事业的野心比无事不想占先的野心要好些；忙于事务的野心要比谋求得人心的野心家要好些；富于竞争精神挑选难题做的野心，对社会可能还是有利益的。
一个有心爬上高位的人，可能怀有三种动机：1.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业，2.取得权势，3.取得富贵。怀有第一种抱负的人，是伟大而明智的。能识别这种人的管理者，是伟大而贤明的。所以管理者在选择被管理者的时候，应当重用那种把责任感看得比权位更重要的人，并且应该弄清远大济世抱负与野心的区别。
有一年，宋太祖赵匡胤到西部（今河南洛阳西）巡幸。车驾将行，突然一名书生拦住圣驾，要向大祖奉上治国之策，太祖惊奇，当即把此人带至行宫。 此人姓张名齐贤，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字师亮。三岁时遭进后晋动乱，徒居至洛阳。少时孤弱贫穷，却好学不倦，心怀大志。
张齐贤随太祖列行宫之后，以石画地，奏陈十条建议：一为攻取并州（今山西太原）、汾州（治今山西汾阳），二为富民，三曰分封五候，四曰提倡敦睦孝敬，五为推举贤才，六曰兴建大学，七为籍田，八为选拔优良官吏，尤为慎重施行刑罚，十为惩处奸邪。宋太祖认为其中四条合乎自己之意，张齐贤却坚持认为十条皆为善策，与太祖争执起来，太祖大怒，立即命令武士将其拖将出去人们都为张齐贤捏着一把汗。
太祖并没有处罚怪罪，回到京城之后，对其弟赵光义说：“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尔，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时可使辅汝为相也。”
赵匡胤不愧为一代明主，张齐贤以一布衣拦驾献策，并在万乘之尊面前固执己见，他虽采怒令人将其拽出，但却深知齐贤为治国良才，并嘱其弟将来任用为相，足可见其识人、用人之明。
大宗赵光义继位为帝后，依其兄之言，欲将张齐贤擢为进士高第，而主选官却未选上。太宗遂任命张齐贤为大理评事通判衡州。“时州鞫劫盗，论皆死，齐贤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递铺夫数千户，因于邮役，衣食多不给，论奏减其半。”不久便迁升为秘书丞、知忻州事。后又连连升迁，先后任著作佐郎、直史馆、左拾遗，给事中、知代州。守北部边境多年，皆有战功。端拱二年（989），领河东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枢密副使。淳化二年（991）任参知政事，数月之后，便被太宗拜为宰相，任支部件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后，张齐贤历壮大宗、真宗两朝，所到之处，多有政绩，后以司空致仕。史称齐贤“四践两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宁福寿。时罕其比。”
张齐贤以布衣见太祖，即为所知；再为太宗所任用，数历大任；虽可见齐贤之才，更可见宋太祖、太宗之长于识人、择人。
刮目相看
用发展的眼光看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三星集团的日趋庞大，三星的人才观和用人制度、方法亦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革与发展。新的人才观更多地强调开拓精神，具体反映为：积极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重视技术人才，培养国际性人才等三个方面。
首先积极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因此，人才录用方式率先发生了变化：从面试到录用都实行分权化，除了少数人才由三星集团人才委员会统一招聘以外，其余的都由各系列公司自己决定，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面试内容和形式，过去一般由考官提出问题，应聘者回答。但现在则采取由考官提出一个主题，7个~8个应聘者互相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观察每一位应聘者的表达能力、说服能力及随机应变能力。
为培养创新型人才，三星集团还鼓励成立各种兴趣小组和研究会，题目和主题由个人决定，研究时间和人数不限，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经费全部由公司负担，每六个月举办一次奖励会，对优秀研究成果进行奖赏。这种制度激发了每个职工的研究欲望，使很多建议、发明、研究成果与公司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例如，1989年10月由“三星物产”的S课长牵头成立了研究新型材料的10人研究小组，经过无数次努力，终于研制出一种能延缓食物保质期3天~4天，保鲜期比普通冰箱长的特殊冰箱。并在1991年3月，把研究成果转变成商品，生产出了第一批新型的冰箱。
其次，重视技术人才。随着三星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重用已是大势所趋，使得过去最高经营决策部门由以管理人才为主向现在以技术人才为主的趋势转变。1988年1月，35名最高经营人才当中，25名是管理人才；但到1993年1月，管理人才只有19名，技术人才则由当初的6人增加到9人，增长速度为5%。
不仅是最高经营层，在理事级以上的全体干部中，理工人才比重也大为提高。1993年 11月，在 780名干部当中，理工人才为398人，超过一半，而且越是基层，理工人才比重越高。
重视技术人才，也体现在自学人才的录用上。截止1992年底，招收录用的留学博士为80人，而1988年仅为33个。并且这些博士、硕士大部分是理工专业出身。
最后，培养国际型人才。随着产业的全球化和国内市场的开放，加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韩国国内生产条件的恶化，三星集团各系列企业纷纷走向国际市场。为了尽可能培养国际型经营人才，三星集团采取了大量录用当地人才，实行地区专家制度和培养21世纪高级管理人才三项制度措施。
以培养21世纪高级管理人才为例。三星不仅重视对年轻人的培训，也非常重视对中年业务骨干的培训，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专门为这些人设置了MBA硕士课程。每期50人，集中培训6个月。先在国内学习3个月，学习电脑、外语、经营管理的主要课程；此后两个月分日本、美国两个组，委托当地教育机关进行教育；最后一个月回国写论文。这些接受培训的业务骨干在本公司的所有待遇，包括职务、职称等原封不动地保留，从形式上看同出差没有什么差别，其目的在于使他们能够专心学习。
可以看出三星集团的用人之道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既强调公平，也不忽视效率。三星在对人才的发掘、培养、运用方面所下的功夫的确是不遗余力的。正是由于这些优秀人才的共同努力，三星才得以成为如今的大型跨国企业。这也验证了已故董事长李秉哲的一句话：“企业的成败在于被管理者的素质。”
人才是别人的好
现代社会，企业的竞争，即意味着人才的竞争。在管理者的眼里，往往自己企业的人才不如其他企业的人才棒，总想方设法“挖为己用”，所以，给管理者提醒的一句话就是“你是伯乐，你应挖人”，挖就应当机立断，多渠道挖人。
一个人才当他还处在“潜”人才阶段，是被及时发现还是得不到发现而自生自灭，是其成才路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也是呼唤伯乐的时机。
闻名中外的著名管理者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始人张弼士，年轻时家里很穷，他发誓要养家糊口，于是就只是身出来打天下。几经颠沛流离，孤身流落到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城，在一家纸行里当小杂工。张弼工很快显露出自己的才华，把纸行的勤杂工作做得井井有条。纸行管理者发现，张弼士决非池中之物，日后一定是个人才。于是他破例提拔张弼士做了账房先生。此时的张弼士如鱼得水，把纸行的账目搞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管理者非常高兴，立即让他管理者商务工作，并授予全权，同时还把自己那如花似玉的女儿许配给他。
张弼士从纸行的生意起家，开始向工商业界发展。后来创立了张裕酿酒厂，制造出了闻名中外的张裕葡萄酒。而他自己终于成为工商业界的大亨。又如：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的故事人人皆知。台湾管理者王永庆效先人之行，五访“茅庐”，方请得当今台塑企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了瑞铁先生。
196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资金短缺，经已故中小企业董事长陈逢源介绍，王永庆认识了丁瑞铁。当时了瑞铁任大同公司协理，因而婉言谢绝了王永庆邀他到台塑的诚意。但是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深深知道人才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先后五次盛情邀请，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丁瑞铁赴任后，创下了民营企业直接向国外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河，台化所需要的资金就此解决。目前，在丁瑞铁的鼎力相助下，台塑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成绩。
王永庆不仅寻求了瑞铁之类的社会名才，就连街头市井的普通百姓也不放过，他甚至罗致了包青天的第43代子孙。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王永庆在纽约遇到了一个研究生化的中国人，直觉告诉他此人能有所作为，于是王永庆邀这个学生去台湾工作，这个学生没讲任何条件满口答应，王永庆见他面孔黑黑，又姓包，于是想起宋朝刚直不阿的包拯包青天。王永庆说：“我在感动之余，脱口而出，您很像包青天的后代。”这个学生说：“我是43代。”于是，这位秉性刚直的包家驹就成为台塑企业医学院的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