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三毛后来真的“出去”了，谁也拦不住他。
有些事我是没法弄清楚的，小小的一个日本，在地图上它们不过像几节拉在太平洋上的大便，可是长久以来，为什么却一直像幽灵一样在娥眉穿来穿去？
这次同秦三毛一起走的还有五个娥眉人，不是同时离开镇的，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逐一动身，什么行李都不带，空着手，兜里揣一些预先兑换好的日元。这通常是家人的一番爱心，怕他们初到异地，一时生活无着，虽然出去后能哗啦啦地挣到日元，但在找到工作之前，也该有些应急的银两。
据说工作组第二天才发现不对头，气急败坏地找上门，可是人已经走了，各个家属都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反正是一问三不知。工作组指出，这几个人虽然离开了家，但还没离开国家，没那么快的，他们肯定还留在国内的什么地方，等待着蛇头的安排。他们在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快通知他们回家，回头是岸。
家属们就死皮赖脸地反问：“什么地方？你说什么地方？你要是能告诉我他们在什么地方，我就去通知他们回来。”
我那两天正好回娥眉，我是为了沙佳邦回来的。
沙佳邦又重返过娥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问我母亲是否又见到过沙佳邦，我母亲摇头，她说：“听说她又来了，但没见到。她不来我们家，总有不来的理由吧。”我想我母亲大概是猜到我已经跟沙佳邦分手了吧，她以为还是了解我的，我以往的恋爱总是短命，所有的女人享用过之后，就扔垃圾一样不容置疑地扔掉了，见异思迁我自己都认为肯定会伴我一生。可是，这次，我母亲错了，我也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母亲说，我们之间没有谈心的习惯。我的母亲姜榕树在我父亲走后，美丽的心扉就刹时紧紧关上了，对谁都不敞开。一个把内心彻底遮盖起来的人，往往也就丧失了解别人的热情，即使我是她儿子，这二十年，她也从来都是任其自然。
我到镇里走走，我想或者可以了解到沙佳邦的情况吧，至少应该去弄清她重返娥眉的目的，是为了应我外公的请求打听我父亲的下落，还是继续采访？如果是采访，那就是说她又找到新的工作了。会是哪家报纸聘用了她？
但是我一无所获。娥眉人正沉浸在秦三毛他们突然走掉的兴奋之中，工作组来了一个多月，老在镇里转来转去，虽然也挺文明礼貌的，三天两头组织大家晚上学习，遣词用句也都客客气气。但镇里添出一群外人，平白无故地哽在大家的生活中，每天不厌其烦地反复对你说类似的一个道理，怎么说都是烦人的。秦三毛他们在工作组眼皮底下走了，有点顶风作案的气势，大家都等好戏看，看工作组究竟能拿出什么法子来。
我奶奶说：“不就是罚款吗？能有屁法子。”
我奶奶看来对秦三毛的走也有极大的兴趣，她跟我说，三毛他本来倒不一定爱去，他的店开得好好的，很挣钱，是那个四川女人一直要他去。钱钱钱，四川婆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我奶奶都愤怒起来了，“那么远的嫁过来，嫁给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啧啧啧，啧啧啧！她什么鸡巴都不懂，就知道钱！”我奶奶噜起了黄豆，她的嘴角已经松驰了，噜着噜着，就有口水往外渗，她却并没觉察，这使她嘴的四周总是湿漉漉的。在我印象中，我奶奶始终对秦三毛的母亲十分反感，一开始就不断说她的坏话。四川女人倒对我奶奶很亲，也学着当地人，叫我奶奶“日本婆”。我奶奶马上拉下脸，“四川矮婆！日本什么婆？日本人是你婆婆吗？”四川女人刚开始有点回不过神来，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大错，脸都吓白了。后来知道她的丈夫秦多尿当年批斗过我奶奶，显然有几分对不起人家的嘛，她也就不介意了，每次都亲亲热热地主动打招呼，不再叫“日本婆”便了，而是直接问：“吃饭了？”“去哪儿呀你？”但不管她怎么问，我奶奶都是翻翻白眼，根本不理睬。
我觉得沙佳邦到娥眉不来我家，不找我母亲，但她不应该不找我奶奶的呀。
我问：“奶奶沙佳邦有再来找你吗？”
“沙佳邦？”我奶奶瞪着眼睛看我，“沙什么邦？这是谁呀，邦呀邦的？”
我奶奶都已经把沙佳邦给忘了，她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回到城里时，去了我外公家。我平时不常来，是我自己不愿来的，无论如何它不是个对我有吸引力的地方。而这个家里的人，除了许盼望还会为我的出现稍微兴奋一下，其余的，则总是一副来就来了吧的无动于衷的表情。
既然我外公让沙佳邦帮忙找人，那么她总该有回话吧？我是这么想的。我敲门，我外婆来开，她眼睛红红的。我吃了一惊，以为我外公出了什么事。跨进门，就听到许盼望正在自己的屋里哭。许盼望躺在床上，用棉被蒙住脑袋，而我外公则不知所措地坐在床沿上，一声声地说别哭别哭望啊别哭。许盼望可不是个爱流泪的人，许盼望整天都是哈哈哈笑，笑得嘴巴张得大大的，露出小时候摔断的两颗破牙。女孩子的牙齿美不美，其实对整张脸影响极大的，许盼望牙齿破了，剩半截尖尖的露外面，实在对她的容颜损坏不少，可她毫在不乎，仍然不停地咧开嘴大笑。现在她哭了，她也有伤心的时候？
我外婆说：“望的一个朋友，也是学画画的，前两天走了，去东京了，望今天得到这个消息。别人都可以走，她为什么不能走？她不服气。”
我外公的手枪状的手指头指向我了，他说：“快点，你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管望是谁生的，是你父亲许鹦鹉还是你伯父许喜鹊，反正你得去找他们，让他们把钱拿来！我们家的望，她可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她有人生，却没人管，她是个多可怜的孩子啊！”
我外婆说：“就是啊，哪有这样子的，让一个孩子受了这么多年的罪，也该拿钱出来，将功补过啊。”
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也听到许盼望的身世传说。
“你去不去？”我外公吼着。
他怎么冲着我吼呢？我得罪谁了，怎么这一阵老是要遭受这种无名冤火？
“你去不去？你不去就给我滚！”我外公越来越不像话了，他说着，重重地拍打着床沿，床顿时悠悠晃起来，许盼望就像躺在水上的一株睡莲，跟着上下晃动。
我看到我外公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了，这提醒了我，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都得忍着。我外婆也看出不好，连忙去拿了药，端来水，喂进我外公的嘴里。但我外公还是咚地一下，往后倒下，倒到棉被上，压住了许盼望。
我打了120。急救车很快来了，氧气先罩上，然后抬下楼，把我外公送进医院。还好，没大事，到医院后不久他就缓过气来了。我在病房外的走廊上用手机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她半晌没吭声，最后才问：“还有危险吗？”
“医生说暂时没有。”
她叹了口气，说：“没有就好。如果有什么事，你要马上跟我说。”
我其实很希望我母亲能进城来一趟，看看她的父亲。我母亲应该来呀，她内心也许早就有这个愿望了吧？可是她一直没有跨出这一步。二十多年前她的父亲姜二大声吼着姜榕树我跟你断绝一切关系！你不是我女儿，你听着，你一辈子也别想再跨进我家门一步！而我母亲也认真应到好啊，那就一辈子吧，我一辈子都呆在这里。
就是这样的两句话，一直山一样横亘在那里。
我母亲也许在等着我外公的一声呼唤吧？做父亲的当着娥眉那么多人的面把女儿推远，这个烂滩子难道不该他自己收拾？可是我外公姜二已经八十多岁，一身是病，风烛残年，不管怎么说姜榕树都应该主动迈出一步，来城里来看一看。我说：“妈，你来吧。”
我母亲没说什么，她放下了电话。
我收起手机，刚要放入口袋，它又响了。接起来一听，我脑子轰的一声，差点昏过去。谁能想到呢，居然是沙佳邦。“一帅！”她叫到，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昂扬脆亮。“我听说你父亲在北京开一家百货公司，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有新消息再告诉你。”
她舌头转动得太快了，连一个停顿都没有，连一点缝隙都没有。我根本插不上话，我因为身陷极度的意外之中，一时之间更是找不到话。等到终于腾出机会来让我说话了，她一声噼哒，扣上了话筒。嘟嘟，嘟嘟，剩下忙音。快查找来电号码呀，我手指都有些发抖了。可是，来电号码是隐藏的，没有显示。我再拨去她以前的手机号码，回答仍然是“你挂的手机已经关机”。我打电话到移动公司去问，移动小姐还是以那种以前只有国民党女特务才使用的软绵绵的好听声音告诉我：手机主叫隐藏，是不能查的。
我急不可耐地问：什么时候隐藏不了，短讯能隐藏吗？
移动小姐可爱极了，她还是慢悠悠地答道：“先生，短讯不能隐藏。”
也就是说，如果沙佳邦发来短讯，她的手机号码必然就暴露无遗了。可是沙佳邦不发短讯，我的手机嘀嘀不断的短讯提示音都与她无关。这么大的世界中，我不知道她究竟藏身何处。她是故意的。她故意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耍弄我还是报复我？好了，小姐，我错了还不行？你给我机会，回到我身边，到时怎么耍弄怎么报复都行好不好？
而她传递来的这个消是真还是是假？
我决定去一趟北京，无论真假，都应该去一趟。
但是踏入北京，我环顾左右，仍然不得要领。北京的百货商店何其多啊，简直三步一个五步一家，究竟哪一家是我父亲经营的？这座城市沉默不说。
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离我伯父许喜鹊的单位很近。这是我第三次来北京，前面两次，我都没找过许喜鹊，这一次本来也没打算找。我在京城转来转去，蓝岛、百盛、太平洋、燕莎、赛特、新东方、王府井等大百货商场都进去了，看哪个柜台小姐脸和顺，就问她“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我的父亲许鹦鹉据说是百万富翁，只有这么富丽堂皇的大商场才能与百万富翁的身份相协调，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合情合理的。小姐一般都乐意跟我说话，我和颜悦色地向她打听，她马上也春风满脸地渴望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可是，她们想了又想，答不出来。哎呀，太难为情了，老板离她们太远了嘛，以前真的没想过去了解一下。她们充满歉意地帮我去问别人，比如柜台长比如值班经理，然后再告诉我她们的老板姓陈姓李姓魏姓王或者黄，她们老板不姓许，更不叫鹦鹉。
这座城太大了，我想不出它需要这么大的理由。到处都在堵车，堵得人想掘马路做一头蚯蚓自己爬走。既然路不够，为什么不让车也搞搞计划生育？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出租车司机说，这个月北京就多出七千多部车哩。一个月多七千多部，一年八万多部，五年四十几万部。我的天哪，但愿这个司机是瞎说。我曾经多么向往这个城市，现在虽然照样热爱北京天安门，然而我相信，就是给我机会，我也不会选择在这里住下去。想想我伯父，他已经在这种喧闹拥挤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当初来了，就没有再走，在这里安下家，度过一年又一年。
我已经二十年没见过伯父许喜鹊了，正如二十年没见过我父亲许鹦鹉。虽然北京这么多人，到处人挤人，但也不见得我一定不会在某时某刻某处与我父亲迎面碰上。如果真的碰到他，甚至说上话聊过天，我却是认不出他来的。离家而去时，我父亲不过三十二岁，如今已经年过半百。我想不起他的模样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眼睛鼻子嘴巴，一片空白。就是基于这一点，我下决心去见见伯父许喜鹊，他们是一对双胞胎，许喜鹊的长相毫无疑问就是许鹦鹉的长相。
我走向许喜鹊单位，走得很慢，路因此像一株有生命的植物一样，倒在地上，向前生长。我的意思是路变长了，走呀走，怎么也走不头。直至最后，我都筋疲力尽腰酸背痛了，才见到一个大门，旁边立着一块硕大的牌子，显然是新制好挂上去的，白底红字，字体苍劲。这地方肯定被很多文学爱好者视为圣地，可是除了那块熠熠闪亮的牌子外，它的外观相当破旧，外墙既不是磁砖贴的，也不是玻璃嵌的，而是红砖砌成的。那红当然已经不像红了，像结痂的淤血，从深处透出一股历尽沧桑的晦涩。这样，门口的新牌子就显得特别刺眼，简直都不合时宜了，活像一位风情万种的佳丽，错站到一家简陋破烂的酒楼前当迎宾员。北京这样的房子已经不多见了，宏伟气派的高楼大厦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我相信我伯父单位的这幢楼不会活太久了，它注定要拆。也许被夷为平地的日子近在眼在，一路走来，我就不时看到红漆写成的大大的“拆”字，这预示着又一条路要旧貌换新颜了。
我的伯父许喜鹊一直在这里工作，从没调动过，这可以从北京一些报纸的文艺版面上了解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不时会有一两条刊登出来。我找来时，楼还在，这就是幸运。我只知道我伯父的老地址，以前他跟我父亲母亲以及奶奶信来信去时，都是这个地址。如果拆了，换个地方，又得让我狠狠找上一顿。
我问门卫：“许喜鹊在吗？”
门卫是个上了年纪的脸庞极大的男人。从南方到北方，你会发现人的脸一下子大了好几圈，宽宽的脸，扁扁的脸，这样的男人女人极多，遍布街头。有时候，只要看着他们，就知道已经远离南方的故乡了。
宽脸门卫警惕地打量我，瓮声瓮气地问：“什么事？”
我估计平时不乏上门来找我伯父的文学爱好者，门卫也许把我也列入其中了吧。我说：“我是他老家来的人，是亲戚。”
门卫说：“许喜鹊老家还有亲戚？”他显然不太相信，就抓起内部分机，拨到我伯父的办公室，他说：“许副主编，您的老家来人了，说是亲戚。”接下去门卫好半天没说话，他很有耐心地拿着着话筒，紧贴耳朵。这时候他的脸庞显得分外大，小小的话筒附在脸的边沿，像一只毛毛虫趴在那里。
门卫的沉默是因为我伯父的沉默带来的，在电话那一头，我可以想象出我伯父许喜鹊惊讶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拒绝见我怎么办？我开始做这样的构想。我总不能来软的苦苦哀求，也不能来硬的死活往里闯。左右都很为难。这时，门卫终于说好好好。他是对着话筒说的，然后才对我说：“进去吧，四层，406。”
还只是个副主编的我伯父早早地站到406办公室门外等着，他也许是好奇心作怪吧。我一步一步地向他走去，他疑惑地看着，脸上毫无表情。我心跳变得不正常了，又快又响，胸腔都容纳不下它似的，它要蹦出来，落到地上，咕咚咕咚滚上几圈，像个喜欢凑热闹的野孩子。
“伯父！”我站到他面前时，吸了一口气，叫他。
我伯父没有答。尽管脑子不错，能够不停地写文章，可是，现在，他真的被我弄懵了。
“我是许凯歌。”
我伯父肯定记得这个名字，我父亲取了这个名字时，曾谦虚地征求过他哥哥的意见。我伯父虽然倾向于取个更文气一点的名字，不过，他还是笑了，同意了，他说好好好，凯歌好。所以此时我把名字重复一遍，并且加重了语气，我说：“我是许凯歌。”
噢噢噢！我伯父有些慌了，他身子一侧，说：“请进请进。”
我发现他声音微弱，一场大病初愈似的。行走也不利索，背都驼了，脚都僵了。再细看，牙齿掉了大半，头发稀疏得仅剩几根乱毛。无疑，我面对的是一个提前进入老年的男人。我的父亲也如此吗？可是据那些目击过我父亲有人说，许鹦鹉体阔腰圆，满面红光，英姿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