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透过一滴水珠，可以看到一个大海。透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一个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聂耳。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和母亲彭寂宽是云南玉溪的中医师，后到昆明行医。聂耳于1912年2月15日出生在昆明市甬道街72号父母开的“成春堂”小药铺楼上。1916年，聂鸿仪因积劳成疾而病故，当时聂耳刚满4岁。从此全家5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来负担。聂耳从15岁开始读马克思著作，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他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云南政局动荡，反革命势力猖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学生运动受到压制，因此他决定到外省探索真理、寻求发展。恰好这时，驻在湖南省郴州的滇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为补充新兵，到昆明来招“学生军”。十六军军长是云南人，叫范石生。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战斗失利后，朱德率领部分红军向湖南转移，一度在湖南郴州与范石生建立过反蒋统一战线。于是，青年学生们认为十六军是一支有革命倾向的进步队伍，所以报名踊跃，几天之中就达到200多人，聂耳也背着家里报了名。
报考“学生军”前，聂耳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革命武装，正在一些地方搞“士兵运动”和“兵变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对旧军队中的士兵灌输革命思想，提高他们的觉悟，从而策动哗变。把军阀武装、地主武装转变为革命武装，扩大红军，夺取政权。聂耳认为十六军是一支滇军部队，绝大多数士兵是云南子弟，在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有较好条件。即使不成，也可以利用这个外出的机会另谋出路。他向团组织谈了这些想法，得到中共地下党领导同意后，他才和团小组长郭耀辰、党员胡受之等人一起去报名。经过考试与体检，郭耀辰因眼睛近视被淘汰；胡受之和聂耳两人被录取了，但胡受之又因走漏了风声被家人发觉，受到很大阻挡，终未成行。
在旧社会，云南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俗语：“穷借粮、饿当兵，悲时倒灶当沙丁。”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穷到了没有办法可想时，才不得不去承受高利贷剥削，借粮来吃；只有饿到了走投无路时，才会不得不去当兵送死；只有到了实在活不下去时，才不得不去替资本家当牛做马，爬进阴暗的矿洞里去背矿。聂耳对外出当兵的危险，并非一无所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直接从学校里出走，不敢让家人知道。
从昆明到郴州的食宿由“学生军”负担，但生活必需品、看病等要自己掏钱，军装也要到郴州以后才发给。聂耳不敢让老母亲知道，只好向省师两位同学借了14元滇币就上路了。1928年11月30日清晨，一声火车汽笛响过后，16岁的聂耳离开了可爱的家乡、可爱的亲友，他的双眼湿润了。40多名被录取的“学生军”，坐着两节四等车厢的云南小火车，向越南首都河内开去。这条铁路是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承认以后而修筑的。从1904年动工，到1910年4月1日完工，筑路工程中，中国民工死亡7万多人，真是一道枕木一条人命！
这种火车十分简陋，没有座位，在紧靠车厢两侧各搭一块木板，人们就面对面坐在木板上，车厢两侧也没有玻璃窗，是用木头梭板做成窗子，光线很暗。走道中间，还摆放着铁路公司收运来的鸡鸭，粪便的臭气熏透了车厢。梭板窗打开后，煤烟吹进来，使人呼吸困难。特别是列车进入山洞时，更是呛得让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当天下午，火车到达阿迷州（现开远市），部队住下来。晚饭后，聂耳把一封家信投进了邮箱。
当天晚上聂耳在旅店中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母亲和二哥从家里赶到阿迷州来捉他。聂耳再三向他们恳求，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让他走，拼命扯着他的双臂往回拽，聂耳则竭力挣开。七拽八扯，就把聂耳扯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天还没有亮，头上却冒出了汗珠。
12月2日上午，“学生军”刚要上火车出发，车站却发生了一起惨案：有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跳上火车想到下一站去捡点碎煤，因买不起车票，被乘警推下火车，当场压断双腿。聂耳目睹了这次惨案，后来，他就以此事写了一篇《碎煤》的短篇小说，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12月2日，“学生军”到达越南海防；4日晚上又乘轮船，经过3天航行到达香港。接着又改乘“广西大仓”号，直达广州。再经过韶州、归头、乐昌等地，历时半月之久，最终于12月15日到达湖南郴州十六军的驻地。经过两天整编后，每人发给一套制服、军帽、油布雨衣、皮带等，聂耳被编到了新兵队。在这里，他过了10天非人的生活。每天“操八字慢步”、挨饿、挨冻、抢锅巴吃。“暗探”难防，每天还要搞“清共”。有的士兵逃营后，被抓回来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残，这时，聂耳才明白，原来招收“学生军”时所作的种种“革命”宣传，什么“进军事学校”等完全是骗人的。实际上是为补充新兵，为军阀当炮灰。要想在军中开展“士兵运动”，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聂耳想找范石生军长亲自谈话，但是范石生早已下达命令，所有招来的新兵，一律不得见他。不过还算幸运，郴县的宪兵队队长毛本芳和聂耳是玉溪同乡，他们在昆明参加“玉溪青年改进会”时见过面。还有几个低级军官也是朋友，他们都对聂耳非常关心。经过他们千方百计地奔走、疏通，在连长李舒华的帮助下，聂耳终于在1928年12月26日离开新兵队，调到一三七团二营六连担任文书上士，每月可领16元工资。但这点钱连伙食费也不够，还要由连长给予补贴才可以生活。这时聂耳把自己比做一只“初离母巢的孤雁”，面对着“光明的东方”和“洪涛巨浪”，他想要奔向“自由之乡”。1929年2月11日，他在日记里写了一首诗：一个卑湿污浊的荒岛上，
站立着一只初离母巢的孤雁！
他那细长的头颈，不住地转向后看，
看不见他可爱的故乡；
他那细长的头颈，又不住地伸向前望，
只望见他的前途茫茫。
渐放光明的东方，
突起一轮通红的太阳；
残暴怒吼的洪涛巨浪，
一阵阵地涌上他的身旁。
他知道这是他的穷途末路，
只好挣开了他那柔弱的翅膀，
预备着奔向他的自由之乡。
啊！自由之乡！
通过这次经历，聂耳深深明白了“理想是直线的，但事实是曲线的”。为了摆脱这个处境，他写了一份申请，要求军部批准他去上海报考公费学校。最后，上边批复说：“现在缩编在即，关于该员到沪修学事，俟缩编再决定。”在郴州当兵的103天，聂耳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像一只“孤雁”，“慢慢地吮吸”“少年苦酒”，但他仍然抽空读书，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学校；同以往一样，关心着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他的日记中除了记录士兵生活外，还记下了“广东逮捕70多个共产党员，两个女孩、军官”等消息，并抽空写下了《碎煤》、《薄暮》等短篇小说和短诗。又分别给母亲和二哥聂子明各写了10页纸的长信。他在信中对二哥说：“你不要以为我是消极的，我并不消极。我的英勇、我的热血，还是继续地沸腾着，决意向着光明的前途上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