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归来报效祖国
著名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教授（1921—2000年）一生爱国，新中国成立后，她心怀科学救国的宏愿，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物质和科研条件，冲破重重阻力，与丈夫曹天钦一起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世界的东方站立起来了。这个消息给谢希德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从而改变了她的人生之路。
谢希德自从1948年秋到美国留学，一直与国内的亲人保持着通信联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继母和弟弟们都写信告诉她。她从信中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和国民党统治的解放前相比，国内的情况完全两样，解放军官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欺压老百姓，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物价比较稳定，1949年后回国的一些留学生正在发挥很大的作用，等等，希望她和曹天钦早日归国。二弟谢希仁还以清华大学如何欢迎钱三强来动员姐姐回国。谢希德还从报上了解到，新中国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优越性，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她和中国同学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当时，一批批留学生怀着拳拳爱国之心，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壮举深深激励着谢希德。从1950年到1951年上半年形成了留学生归国的高潮，人数达2000之多，钱三强、钱伟长、黄昆、邓稼先等先后回到祖国参加建设。1950年2月，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发出一封《致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学生回国。谢希德晚年在回忆当年决定回国的心情时，激动地说：“在校的中国同学大多接到家人来信，相互转告，为祖国的振兴感到衷心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能飞回祖国，飞到北京。”1951年春，曹天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还被剑桥大学Gaius学院破例吸收为荣誉院员，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英联邦科学界获此殊荣。他原本准备赴美到哈佛大学在著名的蛋白质物理化学专家P.oty的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考虑回国。但有一天下午，曹天钦和在剑桥大学的中国同学多次谈及曾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应睐，谈起了当时海外留学生最关注的回国参加建设的话题。后来曹天钦收到王应睐一封热情地呼唤他回国工作的邀请信，使他改变了到美国从事研究的计划，决定马上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那时对谢希德来说，是否回国曾经心情很矛盾，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她首先想到新中国刚成立，科研条件和物质条件远不如美国优越；还考虑到对马列主义不甚明了，对共产党了解也不多，回国后是否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其次有人告诉她种种关于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搞得过猛的消息，说某某人跳楼自杀了。不过，她最担心的是回国后是否有机会从事当时刚开始的半导体理论研究。
此外，当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得知谢希德打算准备回国，因对共产党成见很深而竭力反对，来信劝阻说：“接来信，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妥，我不希望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当时她读着信，内心异常痛苦。她是这么想的：“父亲带我走进了知识的殿堂，他也是我从小敬佩的人。可是我觉得，新中国虽然还贫穷、落后，却是欣欣向荣，正是我一展身手的地方。”
谢希德生前曾许多次面对“你当年和丈夫一起回国后悔吗？”的发问，但每一次她都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后悔，因为我爱中国！”她曾用极其朴实的话语表达她决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心情，她说：“我们觉得在争取祖国解放的日子里，自己出国念书了，没有做什么，现在国家要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正需要人去建设，我们还等什么呢？”
赴伦敦结婚
1951年春秋，曹天钦和谢希德先后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决定尽早回到祖国，商定让曹天钦到美国和她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一起回国。
然而，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了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跨过了鸭绿江。1951年下半年，原本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大陆。一时间议论纷起，传说有些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已被扣押，遭到威胁。这个规定一下子把他们的计划打乱了。不过，他俩很快就冷静下来，积极寻找别的办法回国。
1952年3月，他们经过一番商讨，最后决定由谢希德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一起回国。但谢希德没想到办赴英签证就碰到了麻烦。她先是在英国驻波士顿领事馆填写了申请去英国的登记表，可一个月之后再去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委婉地说，由于战后面临的经济困难，就业问题十分严重，英国政府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发给她去英国的签证。
谢希德连忙解释道：“我并不是到贵国去就业，只是准备从贵国到我的祖国，英国剑桥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过路站。”
然而，那位工作人员似乎不相信谢希德的话，又说：“请您交出一份证明，确实说明三个月内离开英国到香港，或到别的什么地方，那时我再给您签证。”
谢希德心想自己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呢？但是真要写三个月离开英国的保证，又会给她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当她犹豫不决的时候，曹天钦敬重的老朋友李约瑟博士向她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曹天钦和李约瑟相识于中国抗战期间的大后方。1944年曹天钦在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毕业前夕，经友人介绍，被聘到位于重庆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那时，李约瑟博士通过中英科学合作馆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向抗战大后方的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提供科研用药品、书籍、资料和教学仪器。他随李约瑟夫妇辗转旅行于祖国的西南和西北，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李约瑟博士得知谢希德来英国碰到困难后，亲自到英国内政部门以他们夫妇名义担保谢希德三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这样，英国有关部门鉴于李约瑟博士在科学界的声望，很快为谢希德签署了一张可进入英国的特殊的“旅行通行证”。
谢希德在拿到赴英入境证明后，又犯愁了，因为美国若不发给她出境证明，她还是到不了英国。于是他们决定把结婚地点移到英国，谢希德以赴英结婚为由，申请离开美国。结果移民局为她签发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为她出主意，要她结了婚赶快回来。
谢希德高兴地接过证明，但仔细一看，发现这并不是正式证明，正式的证明要到船上才能拿到。为此她又忐忑不安了。
曹天钦也唯恐谢希德在赴英途中再节外生枝，关照她一定等上了船拿到正式的证明，而且须待轮船驶离纽约哈德逊港后，再给他发接客的电报。因为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轮船是英国的，上了轮船就等于到了英国国土。1952年5月的一天，谢希德提着简单的行李在纽约哈德逊港登上了当时英国最大的邮船“伊丽莎白王后”号。登船后不久，美国移民局就有人来到船上，照例问她为什么去英国，她镇定自若地一一做了回答，来人又看了看她的行李，没再继续盘问下去，递给她正式的出境证明。直到轮船驶离码头，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谢希德和曹天钦在离别六年后终于又重逢了。他们稍事休整，便忙着举行婚事和联系回国。随后，他们把结婚的喜讯告诉父亲、母亲和弟弟们。当时在菲律宾的父亲坚决反对她回国，此时又写了几封信给她，希望她到英国后留在那里或回到美国，但她没有听父亲的话。父亲曾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无奈地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然这样，她很疼父亲，不愿伤父亲的心，希望能说服他，但从此任她怎样去信、寄照片都不回复，父亲再也不理她了。谢希德晚年非常忧伤地回忆说：“回国后一直到他1986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印了许多。”
谢希德和曹天钦结婚后，立即到英伦三岛西南的威尔士度蜜月……踏上故土
1952年8月底，谢希德和曹天钦在老朋友的送行下，告别剑桥，然后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敦乘“广州”号海轮离开了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吉隆坡，经历了一个月才到达香港。
当谢希德凭栏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想到自己5年的海外生活即将结束，心潮起伏不平。1999年9月1日，谢希德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五星红旗唤我回国》一文，回忆了当年从英国归来途中的激动心情。她说：“……我和丈夫曹天钦在甲板上，望着海天，不由思绪万千。费尽周折的归国路终于迎来了曙光。身后的日不落帝国虽有种种诱人的条件，却挽留不住我们的赤子之心。这5年的留学经历，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木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在船上，贤惠的谢希德拿出毛线，为新婚的丈夫曹天钦织毛衣，有时又整理在麻省理工学院撰写的论文。曹天钦也一刻没闲着，抓紧时间撰写文章。他们在急切期待中度过了一个月的海上生活。
到香港后，谢希德偕曹天钦拜望了自己继母的一位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她与家中的通信，都是通过这位香港朋友转的。随后，他们又去看望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结交的好友的父母。有一天，他们在九龙轮渡上巧遇谢希德母校厦门大学萨本栋校长的夫人。谢希德非常敬重萨校长，1947年她因办出国手续，曾到南京去拜望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萨本栋，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不久，萨本栋在美国旧金山病逝。在萨师母遇到谢希德的当晚，她还特意到旅馆与谢希德夫妇叙谈。萨师母后来也到美国去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任教直到退休。谢希德于1992年和1995年两次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厄尔巴郡访问时，曾去老人院探望过年迈的萨师母。
1952年9月下旬，谢希德和曹天钦在中国旅行社的安排下，从九龙经罗湖，到达深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当他们在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时，岸上的广播喇叭传出雄壮的歌声，使谢希德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随后他们来到祖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准备从那里转车奔赴上海。
谢希德在广州遇到不少老同学，令她和曹天钦最高兴的是遇到了从北京来的曹天钦的初中时代的老师、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他是从北京特意南下帮助当时岭南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的，侯教授热情地向谢希德和曹天钦介绍如何和过去划清界限，进行思想改造。
当时留学生回国的高潮已过，广州的归国学生接待处已撤销，他们回来时没有欢迎仪式，没有鲜花。谢希德和曹天钦在办好手续后，乘火车北上，于10月1日抵达上海火车站。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已在站台上迎接。这天正是新中国的第四个国庆节，谢希德看到马路上成千上万的市民，正兴高采烈地从庆祝游行的队伍中散去，这一情景深深地感染了她，使她忘却了旅途的疲惫。
此时，亲人正在北京翘首以待，他们的心都向往北京，在上海稍事休息后，便又风尘仆仆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探望久别的继母、弟弟们和曹天钦的父母，兄弟、妹妹。迎接他们的是充满希望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