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希望利用上海商业中心和外资集中的特点，唤起公众舆论，赢得国际同情，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而涉及各外国集团的利益以促使外国干涉。为此，蒋介石派出他的最精锐部队，包括用德国武器装备及德国顾问训练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参战的部队几乎占全国总兵力的一半。
法肯豪森对蒋介石的这种做法非常满意，因为蒋介石不仅采取了他所建议的立场，而且这种做法取得了国内外政治上的支持。他在10月写给德国的一份报告中仍很乐观：“中国军队在他们第一次出击之后打得如此勇敢，以致使日军想要占领上海或强行攻击长江要塞江阴的企图不能得逞。”但是战争进行到11月初，他对抗战的前途转向悲观。法肯豪森的悲观来自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德国方面。自10月份以来，德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德外交部的指令下“调停”中日两国的战争。德国政府为了取得在中国的原料，为了唆使日本进攻苏联，达到让日本在战略上配合德国牵制苏联的目的，决定对南京政府施展劝降、逼降。陶德曼在调停的过程中当然要利用法肯豪森经常接触国民党政府要人的条件，从法肯豪森本人来说，不论主观上同意不同意，他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命令，并从德国的利益出发。法肯豪森悲观的另一个原因来自蒋介石。他认为国民党在淞沪会战的关键时刻犯了领导方面的错误，即他们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九国会议，过于依赖外交解决，以致使日本新登陆的军队得以巩固他们的阵地，并进一步包抄中国战线。当中国军队放弃乍浦后，未能实施有计划的反攻。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撤退过于突然。在仓促撤退中，部队的秩序混乱不堪，在部队撤到预先构筑的工事时因找不到开启的钥匙而使交通阻塞，自相践踏。南京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但蒋却要在南京抵抗日军，结果造成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师等精锐部队损失惨重，南京被日军占领。
1938年4月，第五战区在鲁南组织了台儿庄会战。日本第十师团企图占领徐州这一交通枢纽。但他们没有料到会遇到顽强的抵抗，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仅四五天的时间，第十师团就遭到灭顶之灾。法肯豪森在战场指挥部称，这是“我们给敌军致命一击的最后战机”。
台儿庄会战开始时，法肯豪森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他反对蒋介石“防守据点”以及“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思想。但取得初胜后国民党军队没有乘胜追击，丧失了战机。法肯豪森因部队没按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他愤愤地说：“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八到十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
从淞沪会战到台儿庄会战，法肯豪森不忘记中国的利益，他不顾自己政府的政策，敦促蒋寻求广泛的国际援助。他的备忘录，沿袭最好的德国总参谋部的传统，是清晰而有具体的有关战术与行政管理思想的样板。他在当时能做到这样，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回国后的义举
在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向日本倾斜。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发布改组政府的命令，解除了国防部部长布隆堡、外交部部长牛赖特的职务。此前，经济部部长沙赫特也被迫去职。这三个人曾是实施对华军事经济合作关系的具体执行人。显然作为军事顾问的法肯豪森在中国的时日也不会长久了，他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筹划指挥，日本人对此曾提出指责。
淞沪会战时，日本援引美联社电讯，指责德国纵容“五名德国顾问在上海闸北协助华军作战”。德国发言人为此开脱，说“这纯系是捏造的消息”，德国“顾问们为了搜集情况而到前线的总司令部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德政府的袒护，他们参与淞沪会战一事未在德日间引起大的风波。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中演说，宣布承认伪满洲国。3月3日，德国外交部正式通知中国驻德机构，停止接收赴德深造的中国海军及陆军留学生，原已在学者限于8月31日结束。
法肯豪森等德国顾问参与台儿庄会战的事，引起德日两国的注意。4月27日，德外交部次长怀克特通知中国驻德大使陈天放说：“德国政府为对中日战争采完全中立态度起见，觉德国军事顾问此时在华服务有偏袒一方之嫌疑，故愿其离开中国。”同日，戈林宣布禁止德国武器运往中国。5月23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外交部陈述了希特勒的决定：“对中日战争绝守中立。”但是由于在反苏方面“德国与日本共同利益之形势”，因此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德顾问解除契约，准其一律回国”。6月21日，德外交部致电法肯豪森，严令全体代表“尽速离华”，违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德国还威胁中国政府：“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予以断绝，须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
中国政府接受德方要求，于7月5日允许法肯豪森等驻华顾问返德。临行前，法肯豪森等向中方官员保证，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为了防备顾问团的其他人可能向日本人泄密，他令顾问团直接回国，而不假道日本。离开中国时蒋介石派贺耀祖、何应钦、俞飞鹏、桂永清等100余名军政官员欢送。
法肯豪森返德后，因纳粹党扩大战争，他于1939年以预备役军官应征服役，任莱斯登军区代理司令。1940年任德国驻比利时部队总司令，驻扎在布鲁塞尔。
1943年，驻比利时的纳粹德军逮捕了艾海德蒙镇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并准备绞死他，罗杰的亲人十分焦急、痛苦万分。这时，法肯豪森的好朋友、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也居住在艾海德蒙镇。她知道法氏在中国的经历，并通过钱卓伦了解了法氏的为人，她想通过法肯豪森救下罗杰。她找到法氏，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不要杀害罗杰，法肯豪森答应了钱秀玲的请求，下达了特赦令，释放了罗杰。钱秀玲在枪口下救人的事不胫而走。在艾海德蒙这个小镇的人们眼中，钱秀玲是一位英雄。人们每每遇到一些难事、特殊事时，全都恳求钱秀玲帮忙。钱秀玲一次次地求助于法肯豪森，在德军纳粹的枪口下救出了许多比利时人。
1944年6月7日，比利时的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三个盖世太保，德军开始了疯狂的报复，逮捕了90多个青年男子，要求当地居民在一天之内交出凶手，否则，德军将采取抓阄的方式，每批15个人质将其处死。人们恳求钱秀玲想办法救出人质。
法肯豪森本来就对纳粹的侵略政策不满，厌恶战争，加上他不断释放大量反德国纳粹的比利时人，他受到盖世太保的怀疑、监视，并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甚至生命也面临着危险。钱秀玲了解法肯豪森的处境，担心再去找他会给他带来不祥，她在拯救生命与友情间徘徊、权衡，为了挽救无辜人们的性命，最后她还是向法肯豪森伸出求援之手。
第三天，被逮捕的90多个人被放了回来。没过几天，法肯豪森被调回了柏林。当他一回到德国的一个边境小城，就被盖世太保抓了起来，把他作为异己分子准备送到法庭上审判，按军法处置。但在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脚步逼近了柏林，德国投降了，法肯豪森作为战争罪犯被交给了盟军监管。
1948年，法肯豪森被引渡到比利时。1950年，法肯豪森作为德军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接受审判。
听到这个消息，钱秀玲坐不住了。她到处奔走呼吁，寻找她救助过的人联名上书，主动接受比利时媒体的采访。他告诉记者，法肯豪森是一个侵略者，但同时他又尽其所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使许多比利时人免遭杀身之祸。对他的功过应全面评价。法庭开庭时，钱秀玲还和她救助过的几个人出庭为法肯豪森作证。最后，因为法肯豪森作为德国占领军的首领，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
法肯豪森服刑3年多便提前释放了，后曾任德中文化协会会长。他关注着中国，不断给蒋介石去信，除提供军事情报外，还对蒋的政策提出建议。1966年，法肯豪森去世，终年88岁。
凡是做过好事的人，人们都不会忘记他。2000年，中国的电视工作者根据钱秀玲通过法肯豪森从纳粹枪口下救人的故事，编演了电视剧《纳粹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在国内外引起反响，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