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海归者的金点子
要说这批留学幼童与上海的故事，还须从容闳说起，因为他既是第一位海归者，又是这批幼童出洋的催生婆，更曾为近代上海的发展贡献了许多金点子。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28年（道光八年）生，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布朗从澳门带往美国就读，1854年（咸丰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同年11月回国。名他为“海归者”，那是因为当时出洋留学归国的只有他与黄宽两人。黄宽，字绰卿，与容闳同乡，也同时被布朗带往美国，两年后他转赴英国爱丁堡医科大学学习，185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先主刀教会所办的广州惠爱医院，后任香港国家医院院长，是位著名的外科专家，1878年去世。区区两人，实难称之为“派”，故以“海归者”名之。留学大开眼界的容闳，一心希望积弱落后的祖国能尽快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于是，他一再游说于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刘坤一等手握重权又颇有改革图强之心的督抚重臣间，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对中国的近代化和上海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63年，他以“兴建机器厂”作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向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进言。于是，曾国藩荐聘他赴美为筹建中的江南制造局采购最新的机械设备，使该局成为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设施最新的军工企业。我国近代工业由此起步。
1868年，他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建议：兴办合资汽船公司，逐步收回被外资控制的航运利权。于是，有了兴办轮船招商局之议之筹，1873年1月17日，这家我国近代最大的民用航轮公司终于诞生。
就是这次向丁日昌面陈时，他正式提出了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的建议，意在以回国留学生为骨干，有计划地引进西技西物，发展图强。在曾国藩、李鸿章支持下，才有这件“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
引进最新设备和技术发展生产、采用最新科学知识和制度改革教育培养人才，始终是容闳最关注的。为此，他又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提议，于江南制造局旁设办工艺学堂，培养技术骨干；还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进言兴办女学。于是，1898年工艺学堂（后名兵工学堂）设立，上海、汉口等地女学大兴。说到兴办女学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容闳言毕，张之洞的一些幕僚都不以为然，竟说：“难道先生只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意见？”容即答道：“这不是小小的意见，而是极重要的问题。设或中国女子不能受到最新知识的教育，而外国女子却与男子受同样教育，影响将极大。以教育下一代为例，纵然中国的下一代尽得上一代之智商，也只得父亲100分智商，而外国孩子虽只各得父母70分智商，合之则为140分，两者优劣立判。”张之洞听后，沉吟一番，渐曰：“从未如此想过，当立即去办。”如此，上海才出现了一批国人自办的女学。
为国捐躯的上海“海归派”
当时中国社会风气未开，越重洋去外国，预定的15年遥遥期限，自然被人视为畏途。家长还要填一张《具结书》，“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之类不祥语句，更令父祖辈驻足。所以120名幼童多从沿海口岸招来。广东地近港澳，开放最早，留学幼童自然最多，计84人，占了绝对优势；上海也有17人，居第二位。
所招的其他省籍幼童，大多也是在广州、上海生活的，家长亦多从事洋务或买办工作，属“新广州人”或“新上海人”，如第一批中的詹天佑，祖籍虽为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实是出生、生活在广州。1874年11月17日第三批的黄仲良、黄季良兄弟，祖籍广东番禺，一直随父亲生活在上海，其父黄道平，任职江南制造局，后为该局锅炉车间总管，是这家“特大国营企业”四品衔（相当于今局级）的车间主任。
正是这些上海籍和“新上海人”的留美幼童，组成了上海最早的“海归派”，为推动中国和上海近代社会的发展奉献了青春乃至生命。谱写这支爱国主义悲壮乐曲第一章的是四位中法战争中的牺牲者，其中就有“新上海人”黄季良。
1881年11月，黄季良等16名留美幼童被分配至福州船政学堂，入第八期驾驶班学习。1882年7月毕业，旋至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为见习军官。1884年七八月间，法国舰队至闽江口挑衅，围泊于马尾港外，谋袭马尾船厂和福建水师，战事一触即发。黄季良寄了一幅自画像给父亲，表示了将以忠代孝、为国捐躯之决心。8月23日，法军发动突然袭击，黄季良与扬武舰及福建水师官兵迅速点炮还击，并击中敌旗舰窝尔达号的舰桥，法军舰队司令孤拔亦险些丧命。但终因张佩纶等福建军政上层并无应战准备，开战不久，扬武号右舷尾部被敌鱼雷击中，很快沉没。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黄季良与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壮烈殉国，成为海归派中最早的为国牺牲者。英勇国殇有续篇
经过十多年的磨炼，这批昔日的留美幼童已渐渐成熟并崭露头角，纷纷成为所在部门的中坚与骨干。进入北洋水师的一群，或任旗舰镇远号的大副、参谋，或为致远、济远、定远等重要舰只的帮带（副舰长），或是广甲等小型舰艇的管带（舰长），他们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大多英勇出色，又一次谱写了悲壮的国殇曲。沈寿昌和陈金揆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位。
沈寿昌，字清和，上海洋泾（今属浦东新区）人。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赴美，时年11岁。回国后先入天津水师学堂，继任威远舰二副、大副，1888年以都司衔升济远舰帮带兼领大副。1894年7月，鉴于日军一再挑衅，清政府被迫增派5营陆军援朝。济远与广乙两舰奉命为运兵船护航。25日凌晨，两舰返航。驶至丰岛西北海面，突遭埋伏于此的吉野等三艘日舰的攻击，其时7时43分，当时日本尚未对我方宣战。炮战中，沈寿昌站在瞭望台上指挥。突然，一发炮弹落至台边，飞起的弹片正中他的头部，成为甲午海战中的第一位烈士。
陈金揆，上海宝山江湾乡殷十四图（今属杨浦区，位于五角场镇西北）人，亦第四批赴美，时年12岁。陈出身普通农民家庭，父为一猎户。陈返国后，以考绩优秀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派任扬威舰二副，1888年任致远舰大副。是年，台湾发生一起动乱，进剿半年未平，陈受命率60名枪手和两门6英寸大炮，仅以10天时间，即告平息。1989年升任致远舰帮带兼领大副。1894年8月18日，在大东沟与日军主力决战中，他与管带邓世昌配合默契，同大管轮郑文恒两人把掌驾舵，灵活穿梭于猛烈的火网中，不断抢占有利位置，充分发挥舰首舰尾十几门12英寸重炮的火力优势。当吉野等四艘日舰欲围攻我旗舰致远时，陈即依照邓的命令，迅速拦击于前，保护了旗舰。其时，致远已多处中弹，水线下不断进水，舰身严重倾斜，但陈镇定自若，以高超的技术，克服倾斜，坚持战斗。后来，致远弹药将尽，邓对陈言：“敌人全仗吉野，如能除掉它，我军必可获胜。”陈即会意地掌着轮舵，全速向吉野撞去，吓得在该舰督战的日军常备舰队司令坪井航三急令转舵避让并发射鱼雷，致远不幸被其击中，引起锅炉爆炸，舰身断裂，陈与邓等大多数官兵落海牺牲。
继黄、沈、陈之后，金大廷又于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中阵亡。金大廷，字巨卿，宝山人，也是第四批赴美，时年13岁。回国后入北洋医学堂。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他正任京津铁路与旗兵学堂总医官，在组织救护伤员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坠河牺牲。
风骨铮铮
“海归派”由于在国外生活多年，精通外文，又熟悉欧美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方式，在维护和争取国家利权的交涉中，自然也更有办法。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周万鹏。
周万鹏，上海宝山人。第三批赴美，时年11岁。留学期间，不知是腼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得了个“杨贵妃”的雅号。周万鹏回国后入天津电报学堂学习电报工程。民国年间，他长期担任上海电报局局长、上海电报传习所监督兼电料管理局局长；还曾任赣、皖、闽、浙、苏等省电政监督，交通部邮传司司长兼电政总局局长和电政监督；先后主持宁汉、滇黔、陕豫等电报线建设工程，筹建广州与上海电话局，为中国电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在一些涉外谈判中，他为国家争回了许多利权。1907年5月，主持中、德、英关于上海、青岛水线和胶济铁路转报合同谈判，力挫强权，写上了“德国不再增设电线”的条款，购回了塘沽至北京的电报线；1908年，主持中日关于东三省和烟台水线谈判，又达到了烟台水线不再发商报与给价、收回东北电线等目的。1909年和1914年，先后取缔了英商私设在上海惠中旅社的电台和法国私设的顾家宅电台经营商报。为此，蔡元培曾高度评价他：“导引电政，吾国之倡。周旋樽俎，折冲外攘。清廉峻洁，不媚于上。”第一代“海归派”足迹遍上海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也是第一代“海归派”施展才华的舞台。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50年中，上海滩留下了他们或深或浅的足迹。
电讯、铁路、海关等当时最新的技术部门和涉外机构，多以这群海归派为中坚。从1900—1923年的23年中，上海电报局先后有局长（总办）五人，全部出自海归派。沪宁、沪杭甬两路管理局在1908—1917年的10年间，有9年半由海归派钟文耀任总办、局长。当他离职时，又恰由周万鹏接替代理。科学巨人詹天佑留学归来后也担任过沪宁铁路顾问。后任外交总长的梁如浩，1907年任上海海关道。任过上海海关监督的还有吴仰曾。以作风细致著称的丁崇吉，长期主持上海海关统计工作，由总税务司赫德亲自提名担任了上海海关副税务司，成为打破洋员垄断高层关员中的一个特例，退职后又一直在沪经商。
后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的唐国安，1885—1907年一直任教于圣约翰大学，期间还担任了环球中国学生会会董，负责编辑过《南方报》。调外务部不久，1909年又与另一位同学刘玉麟作为中国代表来上海参加万国禁烟会，为禁绝鸦片而努力。
后任海军司令和外交总长的蔡廷干，在美时因顽皮而被美国老师认为不堪造就，最后送到机器厂学艺，被称为“好斗的唐人”；曾因于甲午海战中驾鱼雷艇逃跑而成为颇有争议的人物。回国后曾长期兼任中外关税税则谈判的全权代表，在上海与各国谈判。1925年又兼任了五卅惨案华方调查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官方间的交涉。
温秉忠的上海缘更浓了。1902年他因丧妻而续娶了倪秀珍，遂成了宋氏姐妹的小姨夫，1907年就是他带了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和妻兄倪锡纯赴美留学。1912年，他与连襟宋庆龄之父宋嘉树，任职孙中山主持的、设在上海西路上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后来，也因孙中山的政治生涯起伏而长期没有职业，1915年前后一段日子充当外商买办，维持着一家生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在苏州当了几年海关监督和外交交涉员，但家室一直住在亚尔培皇家花园（今陕南村）175号。
至于留美幼童中的翘楚人物唐绍仪，更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大动荡的时代里，他曾两度充当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的主角之一，不过，第一次他代表的是北方，第二次他代表的是南方。第一次当的是袁世凯的代表，为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而效力，1912年3月因此获得了袁世凯赏赐的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头衔。但他骨子里的民主倾向与一心独裁的袁世凯不能相合，三个月后便弃职来到了上海。寓沪期间，他担任着金星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合作，实现了在政治上的转折，1913年5月19日，他与孙中山、陈其美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393号黄兴宅内纵谈时局；1917年南下护法，先后任职广东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和南方军政府七总裁之一，这便有第二次以南方军政府总代表身份，来沪与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谈判。后来，却因为历史的误会，1938年年初，传出他准备投日的谣言，军统特工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竟采取断然措施，由谢志磐他们用利斧将他砍杀在福开森路40号他的女婿宅中，最终魂断上海滩，这实在是抗战初期国民党“除奸”行动中的一起大错案。
在导引时尚方面，那位当了9年半沪宁、沪杭甬两路局长的钟文耀可谓风头十足，他一直保持着在美留学时担任着耶鲁大学赛艇队舵手的那种活跃劲头，既是上海私家汽车最早拥有者之一，又是早期上海留存电影资料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坐落在华山路723-727号那偌大庭园里的三幢双连体的西式别墅楼，更举行过无数次家庭派对。
在“海归派”队伍空前壮大并显现出巨大作用的今天，回顾近代中国第一代海归派的业绩和他们留在上海的足迹，从中感悟他们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和甘为社会贡献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