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长长的历史中，十八般的妖怪，都有他的份儿，在耍他们的把戏，或明或暗，我们可以不管。野鸡与暗娼原来何别？一种是官僚，一种是正人君子罢了。我读鲁迅先生的“发微”乃不禁喟然叹曰，北京的叭儿狗，何其若是之忠，吾固谓其好玩，足供闺淑拉出来路上走走漂亮漂亮而已，未知其用处若是之大也。（按叭儿狗英文作Pekingese，为世界狗类有名者之一，以好玩称，吠而不咬，可欺而不愠，故世人多爱之，但查《大英百科全书》则未提到其忠心一层，忠心似以笨狗、警犬等为最。若然则《百科全书》第十二版须于“皮经尼斯”条下，加以补正。）至于陈任中之“未闻其事”，这是自然的。章士钊启事（《京报》三月二十一日）既已声明不便“越俎”，“所主何谋，尤为可怪”，陈任中自然更没有关系了。何况从前禁止天安门国耻纪念会的教育部明令尚可以由“黠者伪造”！猗欤盛哉，“此诚世道人心之忧也”（恭张之江语）。幸亏“数千年来”还可以“赖先圣之道术礼教以维人心于不敝”！吾爱“愚”之道术，吾尤爱“愚”之滑稽。
一九二六，四，二十三。
讨狗檄文
今天看见岂明先生《恕府卫》一文，末段几句沉重的话，使我不得不决意抛弃很重要的事务，来讲几句更重要的话了。
记得民国六七年，新青年时代，我们的知识界是一致革命的，不打算荏苒十载。今日已是民国十五年，不但思想革命没有弄成功，知识界方面自己软了腿，一方面讲革命，一方面正在与旧势力妥洽。这当然是因为人多种杂之故；许多聪明人本来是应该做官的，因环境的关系一时蛰居教育界。教育界来了这些杂种分子，分裂是必然之势。我们并不以为十分稀奇，不过以此为十年来知识界之进步，难免言之痛心而已。前十年目我为“乱党”，为“洪水猛兽”者，是前清故旧大臣及遗老，今日之目我为“洪水猛兽”者，乃出洋留学的大学教授们，我们还有何话可说？我们自己并没有进步，就是我们的敌人“文明”些吧！我们所要疑问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做官？为他们个人计，为知识界自身计，我们都希望他们升官发财，因为做了官讲官话，大家还可以知道是官说的，不会受其欺愚，同时亦可以免得污蔑教育界之尊严。倘是反动派都肯去做官，这倒是免除知识界分裂之一办法。
知识界内部不一致，要想打倒军阀，打倒官僚，是绝对的空想。大家倘是这一步看不清，而天天大谈特谈打倒军阀，结果不免流为一种空谈而已。所谓军阀等于虎，则知识界青年界至少须等于狼。团结起来，才略有与抵抗之希望，若狼中杂了些叭儿狗，一方面做老虎的间谍；一方面扰乱知识界自身之团结，再不到五年知识界的战斗力可保其完全消灭。
所以这些东西，忽然说些漂亮话，忽然说些糊涂话，我们都应该小心。其漂亮与其糊涂都可以其私人利益而解释。我们须认清我们的敌人，率禽兽而食人者将来就是这些东西，给革命势力以致命伤者亦就是这些东西。
由这回惨案后“丧家狗”之举动与言论，已经更可看得显着了。岂明先生谓这回老段所以敢杀人，实由于他知道知识界的身份并不比官僚清高，是可以用威吓利诱的，或是讲情面，或是用大洋，“舆论界”一定有一部分人替他掩护，所以他才敢这样。这个话可以使我们深省。其实自章士钊上台所做一切的罪孽，无一不是因为有这“舆论界”的保护，是应有一部分由正人君子及大学教授负责，这并不是效《现代评论》先生们欲替政府解围的手段，乃实情如此。倘是章士钊知道教育界能一致反对他，未必敢出其种种摧残手段，此可断言。其所以敢解散女师大，就是靠有一方“舆论”的帮助，有一方的教授们要替他助长声势，同时有新文化领袖说“女生都可以叫局”，所以女师大更非解散不可，同时有四十岁以上的太太们在那边愤慨激昂。谓今日女学生之“学风”非“整顿”一下不可，同时“整顿”时，有人“坐汽车”去“观戏”。这些话都属过去，可以不提，但是经过这回惨杀的事件，我们不能不慎重的把这教育界与政府实行“互_____助”问题彻底研究一下，倘是报上所载各校教职员代表敷衍政府的事实是真的，倘是每回政府预定计划屠杀数十枪伤数百学生以后九校代表的四校仍旧不愿意通过责问政府的案，我们还是这样容忍下去不是？将来知识界青年界无论如何受政府摧残都有人要替政府大卖气力，无论如何反对政府的提议（脱离章总长的教育部也好，声明执政府应负杀人责任也好）都要自己分裂不一致，还讲什么革命？
近来屡屡有人提议教育界之革命派及反动派应该重修旧好，勿自相攻击。我们对于这种的提议都是取坚决拒绝态度。
我们是绝对不妥洽的，与政府妥洽的人妥洽即同于与政府妥洽。而且这种提议是简直可笑，无提出之必要。倘是大家主张一致，则言论自然一致，无妥洽之必要，倘是大家主张根本不同，则单求表面上之一致亦是无用，所谓不“平”，何以和“和”？
我们骂章士钊，你们也肯骂吗？我们攻击研究系，你们也肯攻击研究系吗？我们深恶《晨报》，你们也能深恶《晨报》吗？倘是肯，表面上不一致亦自然一致了，并没有讲和之必要。
我曾经说过我们须先“内除文妖”才能够“外抗军阀”。
这个文妖与军阀的关系恐怕大家看不明。岂明君说得非常明了，故重抄于此，希望大家趁这屠杀案未过去时，深思一下。
A.“也不见得以前的卫队军警一定怎样高明，到了现在才变坏了，然而以前不开枪而此刻忽然开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的，卫队军警并不变坏，而北京的知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变坏了……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学生们轰轰烈烈闹得更厉害……那时为什么不开枪的呢？因为这是舆论所不许。大家不要笑我这句话说得太迂，只要把今昔情形一比较就明白了……”
B.“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其实这样情形当然不是此刻才有的，去年大半年来早已如此，反反章士钊事件可以算是这个无耻运动的最高潮，而这回的残杀也就是其结果。政府以前还怕舆论制裁，不敢任意胡为，到了去年知道这些舆论代表与知识阶级都是可以使得变相的，章士钊只需经手一千块钱的津贴便可分设一家白话老虎报于最高学府，有人长期替他颂扬辩护或诬蔑别人，这是多么经济的办法！
有了一部分“知识阶级”做段章的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了，--现在还不开枪等候何时！于是开枪矣！于是群起而拥护政府矣！”
以上的话到底是说得“太迂”还是说得太沉痛，请大家试想吧！
倘是以上的议论不谬，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先把知识界内部肃清一下，就是先除文妖再打军阀，必使文妖销声匿迹而后已，至少亦使得他挂出“狼”的招牌来，要做他们的狗事亦得偷偷摸摸地去做，不能像现在那么舒服，白天在《晨报》，或《现代评论》，或九校联席会公然干他们的鬼勾当。我们不但不言和，“狗狼之战”应该自今日开始。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此后再来讲打倒军阀。
这篇写到此地有点像“讨狗檄文”，惟文字上太草率些，不大像檄文。其实就当做一篇讨狗檄文，也不要紧，讨狗的檄文，本来不应过于郑重。打狗还要用金棍吗？
一九二六，四，二。
打狗释疑
兆麟先生：
狗之该打，世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
所谓“讨狗檄文”，“对狗宣战”，其实不算一回事。中国人酷爱和平，所以一听宣战就怕，而中国之不长进亦系坐此酷爱和平之故。无论何事都是犹豫两可，都是“至于政治问题，静候国人公决，鄙人绝不过问”的取巧办法。不过等到自己上台时又是“当此国事飘摇之期，惟有仍本匹夫有责之义”的十分负责。在公私利害冲突时谁也不肯得罪谁，于是乃演成今日永远爱和平而永远不能和平之现象，三进两退，年年姐姐十八岁，永无个了结。所以今日的希望，只要大家不怕战，有个《猛进》周刊，更应有个《猛退》周刊，双方对击，才能击出一个进步来。历史上的进步都是由异力相冲来的，是曲折的，不是直行的。果然有人开倒车，就应拼命开倒车，若法国的保皇党固亦旗帜鲜明一个保皇党，中国的开倒车者，开后三步，一见笑于人，心气已馁，即时开过来同你敷衍，所以将来死，亡，灭族也就死亡，灭族在这灰色的敷衍及怕战上面。
在西洋国度，政治思想混乱时期，对方在报上互相攻击，绝对不算一回事。法人所谓le bon combat，英人亦有fight a goodfight之语，对于打架并不一定认为不吉祥之事。“战斗性”本为人类应有的，中国人之不好战则个人意见以为在于受文明太久时间的关系，春秋战国初秦时国民性未必懦弱至此，观荆轲聂政张良伍子胥之事可知。西人去封建制度时期未远，于此最多不过三四世纪，这已是我们的明末了，他们才脱出封建制度，所以战斗之本能（pugnacious instinct）尚十分显现。美人电影多有混揪混打之段，即迎合美国普通社会心理。中国人若没法子，还是多看这种片子吧！前美国社会学名教授Ross来华十月着《变化的中国》一书，里头就提到在中国街上很少看见小孩打架，与美国不同。到过外国的人都能够证明洛斯所言之不谬。
总而言之，今日报上的一点点辩论，不但不足悲，而且是可喜的现象。若使鲁迅、岂明、冯文炳、董秋芳等素来讲话的人沉默下去，那才是值得“天鹅绒”的悲哀，大家爱和平，反没有和平。若惨案后教育界之沉默使我想起来，实要毛骨悚然。因为爱和平，才有这种惨案的发生。就使再屠杀四十八个学生，教育界的反响--也不过如此！为什么不再屠杀？
鲁迅先生已经说了，将来亡国也就亡在沉默中。“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语丝》
七十四期）无论哪一国，政府中人大都是坏的，所以要政府好，惟在有强有力的民意监视。这回民意的监视如何呢？全中国养成这百分之一的读书识字的知识阶级可以代表民意。但是读书识字便好了吗？我初到国务院看屠尸横列时第一感想就是军人太无知识，所以最要紧还是提倡无论哪一种拼音文字。但是细想呢，这是教育问题吗，读书识字问题吗？主使屠杀的人，都不是曾留过学的吗？不识字？这不是教育问题，简直是中国人要好不要好问题，是要不要做人问题。
总之，生活就是奋斗，静默绝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倘是大家不能肉搏击斗，至少亦得能毁咒恶骂，不能毁咒恶骂，至少亦须能痛心疾首的憎恶仇恨，若并一点恨心都没有，也可以不做人了。这种东西，吾无以名之，惟称他为帝国主义者心目中的“顶呱呱的殖民地的好百姓”。
前清故旧大臣曾称我们为“猛兽”。我们配吗？
刚才因为我家里小姐听见邻家耍猴儿，叫我也叫他来院子里耍一耍。不打算一跨进门不见猴先见叭儿狗，委实觉得好笑。想打他又像无冤无仇的。后来看他走圈儿，往东往西，都听主人号令，十分聪明，倒也觉得有几分可爱。狗之危险，就在这一点，而且委实有点像猫，难怪鲁迅要恶他甚于蛇蝎。这总算是我对叭儿狗见识的长进吧。并此奉闻。
一九二六，四，十七。
附一封通信
语堂先生：
看了某日《京报副刊》上你的“打倒文妖”的话，你说是一种讨狗檄文，你的这种不怕环境的精神，我委实疑心你“不是中国人”。--委实之委实我就不知道你的“籍”，我只知道你是个教授，又在报上见到你当选为女师大的教务长了。
我痛痛快快的把你的文章读完，然这股儿痛痛快快的心理总想和你谈一谈才好：看见你说是讨狗的檄文不用好文章的，那不是讨论狗的问题亦不用好文章吗？我岂不是活该给你写一封信吗？
一向在《国家与教育》上讨论一个政治与教育的问题，说到了“研究系”，我便送了一个“文妖催眠术”者的字眼，跟着我便把这个“文妖催眠术”者一概抹杀。有一位先生看了不耐烦，很有精采的问我：“我以为一件主张只管其对否，倘若是对的，便是从‘文妖催眠术’者的口内出来，也还是对的；倘若是不对，则即使从国民政府底下的革命敢死队口中说出来，也仍然是不对的！”（《国家与教育》十二期）我对于文妖只不过主张“抹杀”而已，有人还起来和我辩护，先生主张“打倒”的时候，曾否想到暗杀你耶未？
先生和岂明先生把文妖应该打倒的理由说得本来有理了，“大哉”用不着我来多嘴。然而自己总想多嘴，这在我是没有办法的一番事，谁教“造物”这样的来？若夫“悠默”者，我是不能的也！
我之所以欲抹杀文妖者，是文妖与中国的“官僚政治”有因果关系也。大家都知道“政治”是“属事”的，换言之，政治便是众人的“事”与管理众人的“事”之混合“事”。（看一看“民权主义”便够了。）文明的国家，政党的争执，只是对“国事”的攻求，譬如此党对于“国事”的某种“事件”是如此的主张，彼党对于“国事”是如彼的主张，倘若如此的主张胜利，便是对于“国事”的某种“事件”主张的对，因而此党亦就连带着处理国家的一切的“事”去了，而彼党仅是不掌“事”而已，对“人”并不发生什么问题的；反过来说，彼党乘机处理了国事，此党下野，亦是对事问题，非对“人”的问题。“官僚政治”便不能这样同日而语了，官僚政治是“属人”的，是借上了政治舞台来苟取富贵的，又是名利的渔猎场，我们看了一系一籍一社一派的官僚在中国乱闹，自然就知道是非利“国事”，仅仅“自利系人”了！我们对于中国的官僚政治确不可看成对“事”问题，他们官僚们既是“属人主义”者，则不灭此辈，大乱不止，我们不仅要抹杀而已，进一步还要打倒的！
说到文妖呢，先生不是已经说他们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的走狗吗？有官僚在，中国要灭亡，有文妖在，官僚可以有护身符。官僚们应该抹杀，文妖的话我们不该抹杀吗？文妖也者我们不应当打倒吗？这是讲不到“以人废言”的，就是讲到了，那“以人废言”也不是真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