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就是中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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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主旨］说明决策的重点，在于分清楚本末、终始和先后。凡是事物，都有本末终始。就管理来说，做出任何决策，都应该研究相同问题的本末终始，分辨其应先应后，应急应缓，以求制宜，也就是合理地加以解决。这样的管理程序，就合乎管理的原则了。这样做是因为管理所能运用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不是要什么有什么。管理所能运用的资源，实际上相当有限。就算不是要什么没有什么，也必须受到很多的限制。因此在处理问题时，要分清楚本末、始终和先后，才能够把握重点，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喜欢做的事；做必须做的事，而不是做不得不做的事。现代化管理，讲求ABC重点管理，主张先把要紧的部分管好，再来管其余并不要紧的事情，实际上和《大学》的观点基本一致。
“中”的观念，早在尧舜时代，便已深入中国人的心中，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中”与“道”合，道之所在，中之所在，“中道”在心。儒家讲求中庸之道，便是中道思想，几千年来，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人为人治事的基本信念。中国人视“管理”为“修己安人的历程”，“安人的目的”不变，而“安人的条件”必须因人、因时、因地而改变。中国式的管理者，在发言、行事之先，往往会自问：“这样做是否符合我的身份？”(人)“是否合乎时机？”(时)“在这种场合说此话、做此事是否妥当？”(地)他们的反省，无非在求“得中”。所以权变的法则，亦是“中道”与否；而中国式管理，实际上就是“中道管理”。
“中道”是管理界共同追求的“合理化”。管理的中庸之道，要使个人与团体之间，得到一种平衡，亦即重视团体而不必忽视个人，并使各种机构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得到一个中道，也就是“人尽其才，事尽其功，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时尽其效”，而又能够“货畅其流”，进而“人得其安”。中庸的精义，在于“过犹不及”。中道管理，就是要避免过和不及。无论人、事、地、物、时，或其他，都要求其适当、合宜，即恰到好处。但这一标准如果出于主观的认定，难免有所偏颇，或失之武断。所以孔子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先建立客观的态度，以“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方法，从全体看，从整个看，在全体整个中，觅得一中道。依据中道来管理，才是真正管得合理。中国人不喜欢人家管他，大多存有“自己会管好自己”的观念；但是中国人最讲道理，只要管得有道理，即管得合理，中国人也就心悦诚服，显见中国管理精神，在求管理合理化。中道或中庸之道，同样成为我国的管理精神。《中庸》说：“从容中道，圣人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合乎道理。管理者如果达到这种境界，修己安人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中”的标准，系于没有过与不及，没有偏颇，没有过猛过宽或过刚过柔，没有张而不弛或弛而不张，也没有轻重失衡或长短失度，而是随时皆宜，随地皆宜的。就管理的最终目的在安人来考察，只有中才能安，不中即不安，可见中国式管理所求在中，中必合道，所以就是中道管理。张晓峰先生分析中有五义：一中正，二中和，三中庸，四中行，五时中。
现在分别从这五种取向来检讨中国固有的管理，说明如下：就是中正，管理者唯有大中至正，一切光明正大，才能管得恰到好处。陈大齐先生探究诸德成美的条件，认为所系正大，应居首要。任何组织，如果目标邪恶不正，则管理越有效，越危害社会。
同时成员的表现，例如忠诚、肯干、负责，虽然都是美名，却全成了恶德；况且越忠诚肯干，越认真负责，其为恶越加厉害。孔子主张“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春秋繁露·玉英》也说：“治国之端在正名。”管理者必须明确制订中正的组织目标，才足以号召员工通力合作；再以大中至正的精神，确立可行的制度，来调整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引起员工的良好感应，才是真正的美德。中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钱穆先生认为人生有其分别性，亦有其和合性，拿中国人的天性和西方人相比较，则是“和合性大于分别性”。
西方管理，由于他们的天性好分，常用对立、冲突的眼光来考察事理现象，因此强调监督、制衡。中国式管理目的在安人，一切以“和谐并行，相辅相成”为重。管理者必须了解：对立、冲突乃是一时的病态，并非恒久的常则。中国人特别重视和合，一切管理活动，都需要协调。要把协调的精神，贯彻到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训练之中，即融于整个管理的历程，方能达到安人的目标。中庸考中学家郑德坤先生深究中国人的基本思想，肯定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就是中庸。
中国人的思想及生活习惯，无处不受“中庸主义”的支配，其具体表现可用下述六种基本观念的分析加以说明：1、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万物最优秀的成分，所以人类的尊严，必须加以维护。管理者自己的“面子”固然需要维持，其他的人，如股东、员工、顾客，也不能让他们难堪。因为不顾别人的面子，结果只有冲突斗争，引起不安。中国的管理者，应善于诱导，使员工保住面子。因此在管理过程中不可不谦让三分，顾及对方的面子，切勿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2、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相信人是天地万物的精华，否认西方人所信仰的“原罪论”。古人讲用人，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固然是因为既任用他又不信他，他便无法竭忠尽智，发挥其长才。而根本信念，还是系于人性本善。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实在是管理者用人的中庸之道。
3、人为万物之灵，有智能，可以格物致知；有自省、自我批评的能力，能应付一切事态及环境。管理者只要确立原则，充分从工作中训练员工“以不变应万变”(依据既定的不变原则，应付万变的事态及环境)的能力，便可以由有为而无为，让全体成员尽量发挥各自的潜力。
4、对于一切事物的决策，必求其有利于人。管理者最完满的措施，是能利己益人，其次要利己而不害人。有时为了生存，不得已试一试利己害人的决策。但是害己伤人的，则绝对无人过问。不过我们相信为善者昌，为恶者亡，为求天命所归，最好不以恶小而为之。
5、人类生活的基本希望是安居乐业。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目标，即在促使成员身安心乐，而又安分乐业。组织内的每一分子，都应该“安分守己”，尽一己的心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乐天知命”，愉快地克尽人事，不计较成败以听天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才是最有效的控制，也才是幸福的源泉。6文化是求生的工具，一切发明创造，都要为人服务。管理者扮演“服务人”的角色，建立有利于人的法则制度，自能获得大家普遍而良好的感应。中行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看出志于道而具有中和德性的人，自古以来便很少，不如退而求其次，找那些志趣高大，不做不好的事情的狂狷之士。后来孟子才感叹地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狷之士，并不是最合理的，只不过中道难得，孔子才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管理者当然不能“阉然媚于世”，成为孔子最讨厌的“乡愿”。这种一味顺着世俗，迎合着污世；用心好像忠厚，行为似乎廉洁；大家都喜欢他，而他也就自以为是的作风，是永远也不能进入中正之道的。管理者至少也应该积极进取，而有所不为。最理想的，就是具有朱子所说的“刚果决烈”的性格，硬着脊梁无所屈挠，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那才是“中行无咎”呢！时中子思作《中庸》，记述孔子的旨意，指出“君子而时中”。孟子也赞美孔子为“圣之时者”。因为孔子深知变是宇宙中的一种根本事实，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管理者必须在时、位改变的情况下，随时调整，随时改进，以求其“中”，而获得良好的感应。
这“位、时、中、应”(顺应时空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以求得良好的效应)四个观念，从古史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形成早于西周时代，也深远地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善于把握“难得而易失”的时机，才是切合时中之道的管理者。中国人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便是最佳的组合。管理者必须“好古敏以求之”，充分了解持经达权的道理，无所胶着，无所凝滞，却能够变通创新，那就是时中的精神。
中道管理符合人性的要求
中国人普遍并不十分理性，因为我们相当重视感情。加以我们的情绪变动得很快，又很容易走极端，不是爱之欲其生，便是恶之欲其死。孔子看到这种情况，才特别提出中庸主义，希望中国人能够稳定情绪，凡事尽量求合理。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汪少伦先生毕生追求人类幸福之路，发现人类不能幸福的原因，在于“人类本身不似天使，各种环境又不似天堂”，以非天使居非天堂，自然不能有幸福。人类不似天使，主要是受到观念的影响。各种不当观念，使人做出不当的行为，当然不像天使。
人类居住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及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系由物质构成，与人类有直接而密切关系的，是太阳和地球。太阳影响气候与气象，地球包含地形与物产。这四种不同的因素，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和固定性。前者表现在有些地方自然环境较佳，而有些地方自然环境较劣。人类只能适应相当好的自然环境，特别坏的，不能适应，只能听其为虐，因而引起竞争，希望夺得较好的自然环境。后者则表现为陆地面积不可能任意扩张，重要资源也无法任意增加，不足以供养急速增长的民族人口，以致你争我夺、战火频频。文化环境系人类运用智能，改造自然环境的结果：人力改造“地”，形成物质文化；人力改造“人”，产生社会文化；人力改造“天”，发展精神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非孤立的个人所能完成，亦不是整个人类合力创造的。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改变，氏族文化发展形成民族文化，因而有其矛盾性与相对性。
前者由于各方面文化有其本身发展的法则，极易倾向绝对性的发展，形成某一方面文化的独尊，以致民族文化走向畸形或偏道，形成变态。但是任何一方面的文化无论如何发展，均仅能满足人类某一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人类所有的需要。文化发展有其绝对性，文化效用复有其相对性，这就形成了矛盾。后者呈现为文化量的限制性与质的差异性，特别是物质文化，量受到限制，质也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人可以获得量多而质优的物质，有的人显然不能。即使社会文化或精神文化，亦因其质、量的差异而形成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矛盾性与相对性，使人变成文化发展的工具或奴隶，例如欧美的偏物文化，使得大多数人成为拜金主义者。资本家或财迷自愿为金钱牺牲自己，在主观上可能不知道自己不幸福，在客观上则显然并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