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男女之情遭遇到兄弟之义,胜出的是哪个?当义气和前程产生冲突,你又会选择哪个?一将功成万骨枯,可又有谁知道,在这千万白骨之中,有多少是来自他的至爱亲朋?2008年的年度大戏《投名状》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混杂着亲情、义气、女人、背叛的故事,而电影的取材则来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
战场初见
1 851年,广东金田,随着洪秀全等人的振臂高呼,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的大幕徐徐拉开,千千万万的青年前仆后继投入到这次起义的洪流中,张文祥就是其中一个。
张文祥,河南汝阳人(一说安徽合肥),出身农家,从小习武。18岁时加入太平军,是侍王李世贤的部下。经过多年南征北战,张文祥立下了不少战功,深得李世贤的赏识,被提升为左营主将。然而,此时的太平天国,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之下节节败退。
1864年,天京陷落,天王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这支在中国国土上存在了14年之久的农民起义政权终于消亡在历史长河中。此时,张文祥正随李世贤从湖州进入江西,并一路转战到了福建,队伍已经所剩无几。不久后,李世贤在内讧中被杀。本来,张文祥等都是因为李世贤的威望而一路相随,如今李世贤已死,张文祥与结拜兄弟曹二虎、石锦标商议后,决定带着自己的队伍转回安徽,投靠捻军将领张宗禹。当时,从蒙城到涡阳都是张宗禹的势力范围,他对张文祥三人的到来十分欢迎,立即给予重用,任命三人为将军,仍旧统领旧部。
在捻军中,张文祥等人除日常打仗练兵之外,又做起了私盐生意,以维持生活和军队的开支。然而,做这种生意难免要与官府发生冲突。一次,在贩盐的途中,张文祥的队伍遭遇了合肥官府军。面对能征惯战的捻军,官府军根本不是对手,大败而归,团练马新贻也被活捉。
这次战役,在张文祥南征北战的几十年中,几乎不值一提,而马新贻这个小小的团练,在张文祥所俘获的敌军首领中也是微不足道。但是,就是这次不值一提的战役,就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俘虏,却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
歃血为盟
马新贻,山东菏泽人,道光进士,祖上几代都在朝为官。1853年,马新贻任合肥知县,因镇压太平军有功被擢升为庐州知府。但在随后的战役中接连惨败,被革职留用。革职期间被委任团练带兵打仗,不料却在第一仗中就兵败被俘。
按照惯例,张文祥等要对马新贻进行堂审。可就在大堂之上,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对张文祥来说,俘虏一个小小的团练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兴奋。多年的军旅生涯,对于作战、俘虏,早已是家常便饭。况且,这场小胜利对于他们目前的处境,根本没有多大的益处。当时,清政府对于捻军的打击非常严酷,作为其中一股小小的力量,张文祥部一直在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将来何去何从,谁心里也没有底。
而对于马新贻来讲,满以为前途似锦,能在乱世中谋得一方前程,却不料在这么一次上不了台面的战斗中被俘,眼看躲不了被杀头的命运,所有一切都将成为黄粱一梦,心里真是苦不堪言。
然而毕竟是久居官场,马新贻一到大堂,察言观色,见堂上将领丝毫没有得胜之势,联想捻军近年来的状态,也就摸到了张文祥的几分心事,于是一丝侥幸涌上心头。
张文祥随意审问了马新贻几句,便沉默不语。马新贻趁机说:“久闻将军骁勇善战,我是仰慕已久,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有些心里话不吐不快,希望将军不要见怪。尽管将军坐镇一方,和朝廷对抗中也屡有获胜,但洪秀全已死,你们要想与朝廷长期对抗,恐怕有些困难。想我朝中多有爱才之人,像将军这样的人,我们是思之若渴。如果将军不嫌弃,我愿意作为中间人,为你和朝廷牵线搭桥,这样将军的才能才有长久的发挥之处。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张文祥一听,正中下怀。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真的能与朝廷和解,不仅可以免去杀头之罪,还能继续谋划自己的前程。可他转念又想,如果马新贻只是当场敷衍,到最后再以招安为名实为剿灭自己,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就在张文祥百转千回之时,马新贻早已猜透他的心思,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他假意诚恳地说:“将军如果信不过我,我愿与将军结为兄弟,今后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张文祥一听大喜过望,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就这样,各怀心思之下,马新贻与张文祥、曹二虎、石锦标歃血为盟,结成了生死兄弟。马新贻居长,张文祥次之,以下是石锦标和曹二虎。
捻军
捻军,指的是太平天国时期活跃于北方地区的一股反清武装势力,源于捻子(一称捻党)。“捻”为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伙”。捻子,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主要活动在安徽、河南一带,首领为张洛行、张宗禹、赖文光等人,与太平军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纵横驰骋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陕西、山西、直隶八省十余年。为对付捻军,清政府倾尽全力,动用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对之围追堵截。捻军被迫分为东、西二捻,后西捻为李鸿章所平定,东捻则被曾国藩所灭。
色字当头
马新贻回到合肥后,立即上报巡抚唐松,说自己巧遇捻军首领张文祥,经过一番深谈,张文祥表示愿意率部来降。自然,对于自己被俘一事,他只字未提。
当时,因为害怕捻军成为太平天国之乱的延续,清政府对于捻军采取的是剿抚并用的政策,因此,唐松闻听这个消息大喜,立即签发招安文书,派马新贻亲自交给张文祥。此后,张文祥率部正式投降,编制在马新贻部下待命。第二年,马新贻因招安有功,被擢升为安徽布政使,开始平步青云。
此时,由于投降的捻军和太平军越来越多,清政府害怕养虎为患,便将这些降兵进行了改编,拆散后编入其他部队。张文祥三人仍旧被留在马新贻身边,但只领了个下级军官的虚职。
马新贻与张文祥三人的结义本就是各取所需,因此,随着时日越久,几个人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曹、石二人还好,性情迟钝,不善察言观色;张文祥却有自己的一番打算。他早已看出马新贻对他们并无结义之情,但寄人篱下,也只能小心行事。随着日子渐渐安稳,曹二虎便把家眷都接来衙门同住。曹二虎的妻子王氏,生得花容月貌,是远近闻名的标致人物。从乡下来到安徽后,王氏算是开了眼界,身边来往很多都是达官贵人、王子公孙,她对曹二虎便产生了不满,常借着莫须有的缘由,和曹二虎吵得翻天覆地。这番“惊天动地”的过日子法,自然成为衙门上下的话头,也因此引起马新贻的注意。当马新贻第一次见到王氏时,就动了爱慕之心,而王氏对于这个“大哥”,也是一见倾心,因此,不用多费周折,两人便搅在了一起。
桃花运正浓之时,马新贻的官运也更加亨通。1896年,当年的小团练已升任两江总督,私底下与王氏依旧暗中私通。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看不下去的张文祥找到曹二虎,将马新贻和王氏的事和盘托出,曹二虎当场大怒,张文祥给他陈说其中的利害关系,告诉他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不然会引来杀身之祸。随后,在张文祥的劝说下,曹二虎伺机将妻子送回了老家。
“兄弟”相残
就在王氏被送走后不久,马新贻找到曹二虎,亲自交给他一封文书,派他到寿春镇总兵徐心良那里去领军火。张文祥知道曹二虎此去一定凶多吉少,便找到石锦标,一同赶往寿春去保护曹二虎。
曹二虎是个粗线条的人,送走妻子后,他以为事情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因此对于这次公干丝毫没有疑虑,揣上文书便上路了。抵达寿春后,曹二虎将文书交给徐心良,徐心良热情款待了曹二虎。曹二虎丝毫没有戒心,酒足饭饱之后便回馆驿休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曹二虎还没有起床,徐心良便带着一队兵丁冲了进来,二话没说就给曹二虎来了个五花大绑。随后,徐心良宣布:“曹二虎骗取军火,私通捻军,就地正法。”可怜的曹二虎,糊里糊涂就做了刀下鬼。
当张文祥和石锦标赶到时,曹二虎已经被就地掩埋了。石锦标惧怕马新贻的势力,赶往山西,投奔了山西总督李庆祥。张文祥则浪迹天涯,伺机为曹二虎报仇雪恨。
马新贻除掉曹二虎后,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张文祥也失踪了。马新贻了解张文祥的为人。他血气方刚,最讲义气,兄弟不明不白的身首异地,张文祥一定不会就此罢休。于是,马新贻一边加紧防范,一边派发文书,悬赏缉拿张文祥。
这一天,马新贻在校场阅兵完毕,返回衙门。途中,突然窜出一个老者拦路喊冤。当时,为了显示为官者的严明公正,规定官员必须受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诉状。所以,马新贻命轿子停下来,听取告状人陈述冤情。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拦路喊冤的人的身上时,在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手拿匕首的中年汉子。只见他一把抓住马新贻,举起匕首狠狠地刺入了马新贻的胸口,顷刻间血流如注,围观的百姓见状吓得四散奔逃。可那中年汉子一点逃走的意思都没有。只见他擦了一下钢刃上的血迹,高声喊道:“我是张文祥,一人做事一人当,马新贻是我杀的。跟其他人无关,你们不要胡乱抓人。”说完,扔下钢刃,束手就擒。
流言四起
两江总督于光天化日之下被刺身亡,在朝野引起巨大轰动。慈禧太后听闻,也异常震惊,立即发下谕旨,要求务必尽快结案,给民众一个交代。
本以为刺客已被擒拿,结案是瞬息的事,可是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张文祥并不陈说杀害马新贻的具体理由,只是说像马新贻这样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之人,就是该杀。再问,也是三缄其口。期间,不断有朝廷要员参与到案件审理中,但是历时几月,审讯大臣给朝廷的奏折中总是说案犯闪烁其词,让人不得要领,直至调补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到来。在曾国藩到来之前,曾经得到慈禧太后的密见。慈禧只说了一句“马新贻是个好官”。实际上,这已经为刺马案的审理定下了基调。
曾国藩到南京不久,按着慈禧的基调,将案子草草了结。官方定论是因为张文祥本是捻军、太平军的余孽,投诚不过是求生之计;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曾经镇压过南田岛海盗,张文祥受海盗头子龙启云的请求,答应替他报仇;而张与马新贻还有私仇,因张妻罗氏在宁波被人勾引逃走,马新贻去宁波巡察时张向他呈控,马拒绝受理;后来张到湖州开小押店,又因马出示禁止而本利俱亏。张文祥因此对马新贻怀恨在心,遂起杀机,云云。
1871年四月四日,曾国藩奉旨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轰动一时的刺马案随着张文祥的人头落地,终于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