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法，在光绪帝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她与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母子关系。
2．严师慈父
载湉一点一点地长大，已经六岁了，按照清朝祖制，皇子读书“白六岁入学”。像其他的孩童一样，小载湉起初对读书也是陌生和排斥，有时又哭又闹，有时还摔书本。所幸的是，他碰到了一个好师傅——学识渊博的元老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声甫，号书平，晚号松禅、瓶庐居士，江苏常熟人。翁家“为苏常望族”。其父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早年通籍，道光进士，步人仕途后，官至大学士，曾为同治帝“师傅”。其兄翁同书，字祖庚，号药房，曾任安徽巡抚；翁同爵官至陕西、湖北巡抚、代理湖广总督。可以说翁家既为“书香门第”，又是“官僚世家”。翁同稣更是博学多才，咸丰六年（1856年），以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俗称状元）步入仕途，为詹事府右中允。其父翁心存去世后，在同治四年（1865年）底被慈禧选中授命为“弘德殿行走”，成为同治帝的汉文师傅。父子同启一帝，实属“儒生非分之荣”。从而他“尽心竭力，以图报称”，受到两宫太后的嘉奖，不久升为署侍郎、内阁学士。在同光之交的政治风浪中，已成为参决机要的重要人物。
翁同龢共为光绪帝师22年，成了光绪白幼至长的精神支柱和亲密无间的长者宗师。
翁同龢是宫中唯一真正疼惜小载湉的人。出于传统士子的良心，对光绪在宫中的处境给予了足够的抚慰。他像慈父一样对待载湉，斥责欺负载湉的太监，耐心地给他讲经说理。毕竟此时的载湉还很小，他起初读书就是怀着一个孩子的单纯心理——我好好读书，才会让翁师傅满意。小载湉终于在宫中找到了一份感情的寄托，他对翁同龢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依赖。一次，翁同稣因故回乡几天，载湉在这些天不管别人的软硬兼施，不肯大声读书，心情低落，郁郁烦闷。而翁同稣回来的那天，他第一句话就是“吾思汝久矣！”然后兴高采烈地大声朗读着课文，声音清亮而欢愉，一旁的一位老太监湿了眼角：皇上还是个孩子，他在用自己单纯的方式来迎接这位他敬爱的师傅啊！光绪五年十一月（1879年），快到元旦了，小皇帝端端正正地用朱笔写了“福”“寿”两个大字，送给师傅。
随着岁月推移，载湉年岁渐长，逐渐习惯于读书生活。光绪读书很用功，慈禧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光绪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如在《乙酉年御制文》中写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日我饥之；一民寒，日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这一年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光绪才15岁。他很想当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光绪还写了一首《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皇帝光绪胸中念边塞、心中挂庶民的心态。
3．东太后猝死
光绪七年初十（1881年4月8日），宫中突然传出东太后“崩逝”令慈安人震惊的消息。
东太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生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1837年8月12日）。其父穆扬阿曾任广西右江道，后因女人侍咸丰帝，封为三等承恩公。当时咸丰帝奕詝为皇子时，即入侍藩邸为侧福晋。咸丰帝即位前其嫡福晋已病逝，故她于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3月）被封为贞嫔，五月晋为贞贵妃，十月便册立为皇后，时年16岁。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死，年仅25岁的钮祜禄氏成为清官未亡人，她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上尊号慈安，与慈禧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众人称她为“东太后”，与“西太后”慈禧相对应。
慈安与慈禧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是位德高望重的好皇后，因此众人痛惜其暴崩，并对其死产生了怀疑。东太后当时45岁，小慈禧两岁，“体气素称强健”，而当时慈禧正病卧在床。所以听到噩耗，很多朝臣都以为是“西边出事”了，等得知结果后惊诧不已。许多官员提出怀疑，尤其是左宗棠，立即大喊有鬼。
根据慈禧当时的表现，人们认为是慈禧毒死了慈安，而且，传说咸丰帝留给慈安一封密诏，要她必要时处死慈禧，慈安在慈禧的哄骗下焚毁了密诏，把自己对抗慈禧的一件最大的武器也毁了，慈禧便毒死了她。
对慈安太后暴卒的具体原因至今还存在着争议，除中毒之说外，还有自杀、自然死亡等说。“自杀”说来白《清稗类钞》，书中说：“或曰：孝钦实证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孝贞不能容，又以木讷不能与之辩。大恚，吞鼻烟壶白尽。”《清朝野史大观》里又用“或日慈禧命太医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亡”来说明慈安为用“错药致死”。不管是“毒死一说”还是“自杀”或“错药致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慈禧害死了慈安。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慈安为“自然死亡”。徐彻的《慈禧大传》则倾向于“病死”说。首先，作者认为慈安不善理政，例如召见臣子时说的话分量不足，只会询问其身体状况、行程远近等等，所以她根本不会妨碍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慈禧也没必要害死她。
徐彻提出了翁同龢的《翁文公恭日记》中的关于慈安发病的两则记载作为证据。一则是慈安太后26岁时曾经患了“有类肝厥”疾病长达24天，甚至达到“不能言语”之程度。另一则是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初四日，慈安太后“旧疾发作，厥逆半时许”。“厥症”主要表现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轻者昏厥时间较短，重者则会一厥不醒甚至死亡。
但这也只是徐彻的一家之言。“东太后之死”成为了清官的又一大疑案。
慈安死后，对于慈禧而言，为其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欲，极少参与政治，不像慈禧那样有谋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对慈禧的专权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慑。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恣意妄为。慈安一死，权力尽归西宫，慈禧可以惟我独尊、专执国政而无所忌惮。从此两宫垂帘格局变为西宫独尊，光绪帝还未成人，慈禧大权独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慈安的死，无疑也使奕诉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同盟。多年来，慈安和奕诉与慈禧之间均有矛盾，奕诉多以“嫡庶之分”为由，通过支持慈安压制慈禧的嚣张气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诉，无形之中，奕诉和慈安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共同对付慈禧。慈禧感到势单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内务府、军机处相继安排自己的人或者是牵制奕势力的人。慈安在时，尽管奕诉屡受打击，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军机处的位子，执掌军机处大权；慈安一死，形势大变，慈禧不再受约束，同时由于自己的党羽势力大增，消长之间，她对奕诉也就不再顾忌了，奕诉的势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东太后死后，慈禧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已经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此以后，她被称为“老佛爷”，完全由她一人控制了清王朝。此后，她为巩固其“独尊”的地位，更加深了对光绪帝的驯化和控制。
东太后慈安的突然离世，对年仅十岁的小载湉来说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几乎每天都到东太后停灵的弘德殿致祭。一个多月后再人书房时，仍“尤少尤分心”，“神倦气浮”。即使是慈安辞世三个月后，“读虽佳而气不静，言及慈安大故，泫然流涕，此发于真诚者矣”。年少的光绪帝，随着宫中唯一可体验母爱的“调护”者的消失，使得他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同情者和保护者，他的处境更加不利了。
4．“亲政”
按照中国古代宫廷的惯例，皇帝十四岁就应该亲裁大政了。清朝也延续了这一惯例，无论是六岁登基的顺治帝，还是八岁登基的康熙帝，都在十四
岁亲掌朝政。然而，到了同治帝，就像清朝本无“母后垂帘”而慈禧仍然能将“垂帘听政”实施下去一样，什么“惯例”、什么“祖制”，慈禧都能找到打破的借口。同治帝直到十六岁（同治十二年正月）才得以亲政，除了因为同治帝“学识俱劣”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客观实情之外，慈禧恋栈皇权、不愿撤帘归政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光绪十年（1884年），光绪帝14岁时，因有同治帝16岁才正式亲政的“新例”，所以光绪帝的亲政问题没有人敢于提及，且慈禧独自掌权的欲望已经被朝廷上下心知肚明，因此无形之中，人们只好把光绪帝亲政的希望放在16岁上。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帝16岁了，亲贵王亲、文武大臣，甚至慈禧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按礼法、祖制，还是光绪帝的“学识德业”，似乎都没有了继续拖延的理由。早在十二年前，慈禧强立不足四岁的载湉为帝。为了笼络人心，慈禧曾经公开做出两项保证：（1）待光绪帝生子即为同治帝立嗣；（2）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冲龄践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不能无所禀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是按照慈禧的授意，由钦天监择定的大吉之日。这一天，在太和殿要举行光绪帝“亲政”的大典。御前太监在丹陛上鸣鞭三下，上千名官员在丹陛和广场上如同潮水一样起伏跪拜。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举一动都显得少有的干净有力。《翁同龢日记》记载道：“仰瞻天颜，甚精采也！”尽管这不过是一场名不副实、掩人耳目的“归政”骗局，但这个仪式毕竟还昭示着有个皇帝的存在，而且不仅仅是存在，还是个长大的有独立思想的成年人。白从二十八年前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男主人。人们一直坚信，“牝鸡司晨”只是万不得已的变通，男人永远比女人更适合当家主政。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如同他那些伟大的祖先一样，有能力带领大清摆脱困境，重现康乾时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荣光。但是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光绪帝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慈禧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或被慈禧看做御座上的玩偶。慈禧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白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光绪经常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则傀儡。光绪临朝亲政后，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仍把持着国家政务，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
光绪帝毕竟年轻气盛，对于这种傀儡地位，到底是难以“沉毅静穆”，所以白“亲政大典”后，他就经常在深居独处和到书房上课时，表现出郁闷和烦躁。光绪帝的一切表现，早已被慈禧密切注意，其结果更对光绪帝不利，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难以自由。
慈禧从形式上“归政”光绪帝了，履行了十二年前的诺言。然而，她却通过《训政细则》，使自己获得了在幕后操纵皇权、事事“提撕”的制度保障。但是，对于慈禧而言还有一件事情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地步，那就是光绪帝的大婚。
5．没有爱情的婚姻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帝18岁，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晚婚的年龄。慈禧迟迟不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其目的就是要在权力的巅峰多恋栈一些时日。因为皇帝只要大婚，就应该亲政，何况民间也有“成家立业”之说。然而，慈禧蒙蔽视听的举措或许连她自己都知道漏洞百出、难以服众。人们不禁要问：慈禧究竟要在何时给光绪帝择后选妃呢？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慈禧终于颁发了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及亲政的懿旨：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这一懿旨昭示世人：慈禧终于允许光绪帝大婚了！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一位皇后和两位妃子都是慈禧做主选的。光绪帝有一后、二妃，没有子女。这在清朝皇帝中是独特的（宣统6岁逊位另当别论）。
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亲弟都统桂祥的女儿，就是隆裕皇后。隆裕皇后长得不漂亮，既瘦弱，又驼背。这门亲事是慈禧皇太后懿旨给定的，光绪虽不满意，却也无奈。皇后叶赫那拉氏与光绪皇帝的婚姻，完全是政治婚姻。慈禧将自己侄女嫁给自己外甥，目的就是在宫闱椒房探悉皇帝的内情，控制和操纵皇帝，并为日后母族秉政、太后垂帘听政做铺垫。光绪皇帝同皇后叶赫那拉氏大婚后，情不投，意不合，始终是一门不美满的婚姻。光绪死后，宣统继位，上光绪皇后徽号为“隆裕”，是为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在民国二年（1913年）正月十七日，死于太极殿。
慈禧强行将侄女指派给光绪帝做皇后的一个最为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在皇族中加强叶赫那拉氏的血缘。因为光绪帝的后代是要给同治帝承祧的，光绪帝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却是自己的妹妹和咸丰帝的弟弟的儿子，而皇后又是自己弟弟的女儿，一旦帝、后育有皇子，不仅拥有一半以上的叶赫那拉家族的血缘，而且还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可以弥补同治帝没有后代的遗憾。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安插心腹。正如《慈禧外纪》所分析的那样：
“太后以己之侄女，选为皇后，亦具有深意。前此为同治帝选择有勇有德之阿鲁特皇后，其后常与太后反对，至其死而后已。太后惩于前事，故此次为光绪帝选后，其意重在为己心腹，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在封建王朝中，皇帝的后妃，尤其是皇后，与皇帝、政局的关系最为紧密，皇后对皇帝的思想及其政务活动都有特殊的影响力。慈禧想在光绪大婚后巩固自己在清廷中的专权地位，牢牢地控制住光绪帝，就必须让光绪皇后唯命是从；并通过控制皇后进而达到控制光绪的目的，最起码也可将光绪的言行进行监视。这就是慈禧选择已过预选年龄的侄女为皇后的真实目的。光绪的两位妃子，一位是瑾妃，另一位是珍妃，二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他他拉氏，为满洲正红旗人。其祖父裕泰，在道光、咸丰年间曾任湖广、闽浙总督；其伯父长善在同治及光绪初年曾任广州将军；父长叙，官礼部左侍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