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新年伊始，俾斯麦的内外政策革故鼎新地出台。1月，他的外交策略，是宽猛相济、软硬兼施。这些手段一时对泱泱大国奥地利不能奏效，而对德意志的诸小邦却有些作用。22日由奥地利牵头，将改革德意志邦联的建议在法兰克福付表决时，因赞成票数不够而流产。
上半年，议院会议不断。自由派和保守派一致支持俾斯麦同比利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此同奥地利提出的“德意志经济改革计划”分庭抗礼。同时，俾斯麦开始在政府各部门清除他的反对派。5月下旬，有不少议员抗议俾斯麦，阻挠他们向大臣提出咨询，自由派报纸支持议员。30日，俾斯麦颁布一项新闻法规定：要取缔那些发表有损朝廷、国家和教会文章的报刊。太子认为过于专制，太子妃说：“是好汉就公开反对，别在家里对我嘀咕。”6月5日太子参加但泽检阅，在市民大会上讲话大肆攻击俾斯麦，并且还对自己的老头子有些微词。
国王对儿子的放肆十分恼怒。军事顾问们认为太子知法犯法，破坏现役军官的荣誉法规，应判处要塞监禁。俾斯麦为太子讲情。他很清楚，太子若关进要塞，就成全了他为民请命的青天大老爷形象，而俾斯麦自然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国王看在宰相的面子上给太子一纸书面警告了之。
8月2日，俾斯麦和国王在萨尔茨堡附近著名风景区，加斯泰因温泉疗养地度假，这里是德意志王公们的疗养地。普王、奥皇都来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此以非正式方式邀请国王8月16日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参加一个由他主持的“王侯会议”。威廉一世没有拒绝，但心中有些犹豫，俾斯麦坚决反对。他说，这是奥地利巧设的圈套。会议一开，奥国与南德各邦的选票占多数，普鲁士就丧失一切领导权与各小邦平起平坐，今后只好听任奥地利发号施令了。国王听了他的意见拒绝了邀请。
可是，会议一开幕即有萨克森国王上门敦请威廉出席。其时国王在巴登，这里的人都拥护“王侯会议”，此地离法兰克福很近，加之萨克森国王与威廉有私交。威廉动了心：“有30位君主与会，一位国王来充任信使，我怎好意思拒绝呢？”俾斯麦声泪俱下地劝国王不要成行。俩人争吵到深更半夜，最后国王精疲力竭、泪流满面地听从了俾斯麦的规劝。俾斯麦离开国王房间时，激动的情绪还未平息，以至将门把手都拧断了。到自己房内，他操起一个大玻璃托盘死命摔向墙壁，那巨大的破碎声可不是乐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北部的俄国与波兰又起纷争。60年代初的欧洲政坛，俾斯麦的名气不大，但说他是普鲁士的“波兰通”大概没有人反对。俾斯麦生长在波美拉尼亚，岳父的庄园就在普波边境。17世纪前波美拉尼亚属波兰。波兰语有差别不大的5种方言即：大波兰语、波美拉尼亚语、西里西亚语、小波兰语和马佐维亚语。俾斯麦从小就会的波兰语可能就是波美拉尼亚方言。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供职时，稍加留意就能了解奥地利掌握的波兰情报，后来驻俄得到俄国的波兰情报更多，十数次通过波兰全境往返于德俄之间，他因病滞留波兰境内，陪同普王到华沙会晤沙皇。英国大臣、法国皇帝也曾听过他对波兰的介绍。
俾斯麦对波兰的立场，从1861年2月26日写给他妹妹的信中可见一斑。当时华沙发生请愿，沙皇下令开枪打死打伤了十多人。俾斯麦说：“把波兰人狠狠地揍一顿，使他们丧失生存的勇气；我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可是我们既要生存，就只好把他们消灭掉；狼之所以为狼，是上帝创造的，狼自己又有什么法子呢？但人们只要有可能，仍要把狼射死。”
俾斯麦解决波兰问题的出发点是想借此加强同俄国的合作，消除东方的后顾之忧，以利于将来普鲁士在南边或西边进行的战争，避免战线过长。他的眼光是放得很远的。俾斯麦采取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诡诈策略，即是让阿尔文斯列本签订一个协议，即俄国军队可追击到普鲁士领土上来打击波兰人。俄认为镇压波兰叛乱根本无须普帮忙，两国军队各自沿国界巡逻将叛乱分子消灭就可。普要签订《阿尔文斯列本协议》，似乎亲善得过火，俄感到协议有弦外之音，俾斯麦可能耍了什么花招。果然，不久俾斯麦就煞有其事地将“秘密协议”的内容泄露一些出来，并使人感到“秘密协议”后面还隐藏着普俄勾结的许多条款。
拿破仑和帕默尔顿认为，根据维也纳会议精神，“会议波兰”并不是纯粹的俄普两国内政。2月中旬以来法就不断与奥和英磋商，打算在柏林提出联合抗议，法还有在庇护波兰的借口下发动战争的打算，以便掠夺莱茵河左岸的领土，并乘机巩固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外交大臣德鲁安认为，应把矛头对准《阿尔文斯列本协议》的首倡者普鲁士。消息传到柏林，俾斯麦和威廉有些慌张。沙皇知道后大笑道：“我们可爱的俾斯麦首相是个大傻瓜，这是他自作自受。”但几天后俾斯麦说：“别高兴得太早，看谁笑在最后吧。”
英国在柏林提出抗议后，并不想过于为难普鲁士。4月17日英法把矛头正式对准了罪魁祸首，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查科夫接到了英法抗议照会。奥地利也对俄国提交了照会。但是，不久沙皇依戈尔查科夫之计，终于逃脱危机。戈氏之计也很简单：1.修好普鲁士。2.镇压波兰人。次年，起义即被镇压，危机得以平息。
其实，1863年到1864年，英法奥也不可能对俄开战。那时法国正忙于对墨西哥的战争，使其无暇东顾。英国仅唆使法国与俄国作梗，更不愿意与俄国开战，它们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美国战争态势。奥若英法不动，亦无能为力单独抗俄。
俄皇一想起克里米亚战争阴影，便觉当年俾斯麦力主普善意中立之可贵。看来俄国在欧洲有普鲁士娘舅撑腰，有原俄国宫廷宠儿俾斯麦代为折冲倒也不坏。1863年6月以来，人们公开谈论俄普结盟时，俾斯麦成了欧洲政坛的明星。俾斯麦在公开场合谦逊地说：这次外交的胜利转折，要归功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产生的政治分野。至于他自己的运气嘛，那完全是捡来的。但在私下场合他不无得意地说：每个人，因而也是每个外交家，往往有这种情况，他很走运，但幸运偏偏从他身边溜过。巧妙的外交家与愚笨的外交家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能够及时抓住从他身边飞过的命运女神的衣襟，而愚笨的外交家只好坐失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