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迪亚在获奖致辞中讲道：“艾滋病人绝大部分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群之中，我们黑人中死于艾滋病的人数比其他人种更多。我们应该阻止它，再也不能让它肆虐下去了。我不想让别的孩子也有我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才做了这一切。”
海迪亚与疾病斗争的勇气和教育别人的热情，使她成了生活中的强者，也成为了一代年轻人的榜样。
约翰·麦凯因：寻找战俘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进一步成果的希望日益渺茫，但他依然没有放弃。
接下来的传奇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他在经历了5年的战俘生涯之后回到家乡，掀起了一场在异国寻找同胞的运动。他要以自己的努力为更多的战友赢得生存的机会。
约翰·麦凯因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美国海军上将，因此，对约翰·麦凯因成为一名军官，人们丝毫不感到奇怪。当麦凯因到了一定年龄后，他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海军。一家人对他的选择也不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只要他喜欢那种生活，他们就没有权利反对。
在海军学校毕业后，约翰成了一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1961年5月，越南战争爆发。美国为争夺它在亚洲的控制权，扭转当时在国际局势中的被动地位，发动了入侵越南的战争。但战争的进程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越南的特殊地理特点及人民的不懈反抗，使美军的作战计划遭遇到巨大阻力，多山的地形使现代兵器的威力得不到施展，湿热的气候更使美国士兵难以适应，战局被无限期地拖了下来。
1967年，约翰·麦凯因以上尉的身份应征来到了越南前线。
1967年10月26日清晨，约翰和他的空军中队接到命令，去轰炸河内市中心的一个电厂。虽然他们知道这个任务非常危险，但作为军人，他们别无选择。
在飞往河内上空的途中，一枚导弹击中了约翰飞机的右翼。飞机坠落，约翰·麦凯因跳伞逃生，落入了越南首都市中心的一个小湖里。
他被俘了，落入对美国人充满刻骨仇恨的北越人民手中。当时周围的越南人都愤怒极了，他们踢他，用枪托打碎了他的肩膀，还用刺刀刺了他好几下。他身受重伤，然后被送进了当地最著名的一所监狱。
战俘作为军事上的人质，有着特殊的价值。北越方面并不想让飞行员死去，因为被抓获的飞行员是谈判桌上的有力砝码。
当时，约翰的父亲是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总指挥。于是越南方面决定释放约翰·麦凯因。因为他们觉得，将一名海军上将的儿子送回家，会产生很好的宣传效果，有助于他们在道义上占据上风。这样做，好像是在对美国军人说：“看，你们炸我们的工厂，我们却送还了你们的孩子。”
可约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坚持执行战俘应按被俘顺序释放的军事协定，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越方人员大为恼火，他们又一次毒打了约翰，并打断了他的胳膊。
之后，约翰在越南当了5年半的战俘，其中有2年是单独监禁的。
虽然监禁生涯让约翰身心异常痛苦，但他却没有放弃活着回家的希望，他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捱着。
1973年4月4日，漫长的越战终于结束了。约翰·麦凯因和近600名战俘被释放回国，这也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监禁。
被释放的战俘们满脑子想的就是赶紧回家，去过一个普通人的美好生活，不再想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战争。同时经过这场磨难，许多人对战争的看法也有了根本的改变。
约翰回到了家乡，但和平安宁的日子并没有使他的心灵得到平静。
据美国军方调查及种种迹象表明，仍然有许多美军失踪人员落在了越南人的手中，因为越南若要与当时的尼克松政府讨价还价的话，这些秘密战俘将是非常有价值的谈判筹码。
在1991年到1993年期间，约翰在马萨诸塞州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中任职，主要负责解决越战失踪军人问题。当时，美国军方的估算是还有2000多名士兵滞留在东南亚地区，约翰决心要找到他们。他亲身体会过战俘的痛苦与绝望，他要以自己的努力带他们回家。他对所有失踪人员的家属保证：将对失踪军人的下落一查到底！
他的确这样做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一直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寻找有关那些在越战中失踪的美国士兵的线索。他和他的同伴们要求越南政府释放所有可能健在的美军战俘，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虽然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尚未找到的美军战俘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他们的努力仍没有停止。
2000年，经过约翰·麦凯因等人士的呼吁及努力，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名为《活着带他们回家》的法案，大意是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办法，逐个寻找当年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失踪的士兵，如果确认他们已经阵亡，也要找回他们的遗骨。
约翰·麦凯因早已成为一个战俘问题专家，他的话令许多失踪人员的亲人看到希望：“我认为我们寻找越战战俘和失踪军人下落的工作是有史以来最具成效、最彻底、最竭尽全力的。对此我永远不会放弃。”
约翰·沃尔什：拯救失踪儿童
走出个人悲剧的阴影，约翰为别人家庭的幸福不懈地忙碌着。
这一个感人的传奇故事来自一位父亲，儿子的被杀使他成为拯救全世界儿童的活动家。他的名字叫约翰·沃尔什。
“我想不出谁会对一个6岁的孩子下如此毒手。我真的想不出来！”约翰·沃尔什始终没有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1981年，约翰·沃尔什和他的妻子里维生活在佛罗里达州好莱坞郊区，他们拥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约翰虽然年纪不大，但在生意方面却很成功。他们生活美满，夫妻俩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他们给他起名亚当。这年亚当刚满6岁，他，就是他们的生命之灯。
可是，1981年7月27号，这盏灯却永远地熄灭了。
这天，亚当在一家商场里被人拐走了，当时他和母亲仅仅隔了几条过道，但他却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夫妇俩四处寻找，并立即报了警，但他们很快陷入了失望--他们没有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有效帮助。出事以前，人们都这样认为，如果你丢了孩子，警察局一定会有一套方案来帮你。其实，在当时的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方案。
警方的不负责任令约翰·沃尔什一家陷入了绝望。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印了上千份寻人启事，约翰还去了电台。在启事和广播中，他们描述了亚当的体貌特征，并悬赏如果有人能够提供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必将重谢。
出事两周后，终于有消息了，但却决不是好消息--约翰接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电话。对方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小男孩的部分遗骨。
亚当的头颅是在100英里以外的一条水沟里发现的，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始终没能找到，而凶手，则至今逍遥法外。
在看到儿子的遗骨那一瞬间，约翰·沃尔什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孩子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现在儿子消失了，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可最终约翰还是从丧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改变寻找失踪孩子的方法，帮助政府完善侦破体系，建立有效手段打击人口贩卖活动。
在当时，美国儿童案件发案率很高，少女失踪和儿童绑架案屡屡发生。据统计，每年有超过5.8万个儿童被非家庭成员绑架，其中40%最后惨遭杀害。儿童常常成为社会犯罪的牺牲品。
约翰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他去当地的司法机构寻求帮助，甚至还去了华盛顿。同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比他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但他的决心已定，就决不放弃。他相信人性中终有好的一面，相信只要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最终，在约翰的不懈努力下，《美国失踪儿童法案》于1982年获得通过；1984年又通过了《失踪儿童援助法案》，并成立了失踪儿童国家援救中心。
在援救中心里，有全职的联邦调查员，有免费的800报警电话，还有最先进的技术，被用来寻找失踪儿童。电脑软件使工作人员能够根据孩子的年龄增长，绘制出孩子逐渐改变的面貌，并参考家人提供的孩子过去的照片，来确认失踪的儿童如今的模样。他们运用这种方法找到了233个孩子。在这里，每个失踪儿童的家庭都能得到切实的帮助。
援救中心自成立以来印过几百万本宣传册，接过数百万个求助电话。约翰还协助中心拍摄了一部渴望公正的电视系列片，这个系列片的宗旨就是缉拿逃犯和寻找失踪儿童。约翰等人的卓越工作获得了良好的回报，援救中心自成立以来已帮助找回了57000名失踪儿童。
约翰见过一些被找回来的失踪孩子，他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对他说了同样的话：“我的孩子今晚能平安躺在床上，这多亏了你们。”有了这句话，对约翰来说就足够了。
走出个人悲剧的阴影，约翰为别人家庭的幸福不懈地忙碌着，并且，矢志不渝。
格达：纳粹集中营里的幸存者
劫后余生的她，嫁给了解救她的英雄。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充满仇恨与暴力的疯狂年代。这个女人以她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你也要满怀希望。同时一定记住过去，以史为鉴。这位女士的名字是：格达·韦斯曼·克莱。
格达是3个孩子的母亲，8个孙子、孙女的祖母，并有着长达56年的幸福婚姻。而这一切都是她在忍受了人类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段折磨之后所获得的。
对格达来说，纳粹集中营不是游离正常历史之外的意外浩劫，而是现代社会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正是这一段浩劫，让她感到拥有爱和自由的珍贵。
“如果你想拥有自由，如果你想拥有爱，那么你就要去争取。别轻易放弃。”这是格达对她所有的孩子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格达拥有幸福的童年，在父母和兄长的爱中，她无忧无虑地长大。然而，1939年，希特勒侵占了她的家乡--波兰的贝尔斯科尔。那一年，她刚刚16岁。
如今回忆起这突然从天而降的灾难，格达·韦斯曼·克莱仍心有余悸：“前一天你还是完全自由的，可突然之间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你，拿走你的一切。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她19岁的哥哥很快就被带走了。在接下来的3年中，她跟父母躲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可最终他们还是被发现了。一家人被分别送进了集中营，从此就再也没能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