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随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命运在瞬间被改变生活脱离了正常的轨迹。面对命运的挑战，有一群无畏的幸存者，他们以自身的勇气和毅力，与黑暗搏斗，在令人绝望的岁月里，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用生的意志战胜了死亡，用对命运的抗争给未来以希望。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人的价值，在苦难中获得了新生。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佩，并时刻给我们以激励，让我们看到人类潜力的无限……
韦汉梅尔：世界上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
一个人如果不去尝试，就不能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一旦你去做了，你会发现一切可能都会变成现实。
第一个感人的生存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作为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他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了一个在绝大多数正常人眼里都是高不可攀、无法企及的目标，并以不懈的努力最终将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就是埃里克·韦汉梅尔--世界上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
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一直是人类登山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交界处，海拔8848米，为世界第一高峰；它也是喜马拉雅山的主峰，被誉为地球上除南、北极以外的“第三极”。公元1712年，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派3名技术人员跋山涉水来到珠峰地区绘制地图，测量高度，并将这座终年积雪的山峰首次定名为“朱母朗马阿林”。“朱母”在藏语里是“女神”的意思，而“阿林”则是满语中的“山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区被认为是人类的生命禁区。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禁区，在不断激发着各国登山者的探险欲望。自1953年人类首登珠峰成功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者在珠峰顶上留下了脚印，也创造了无数登山史上的奇迹。
登山运动是人类意志和勇气的体现，是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身相互较量的过程，但这样一项运动，在很多人眼里，是和盲人无缘的。2001年，韦汉梅尔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成为世界上首个登上珠峰的盲人，从而在登山这个“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勇敢者的运动中，又一次刷新了人类的记录。
征服“世界第一峰”，这对于经历过失明的绝望和沮丧的韦汉梅尔来说，其意义决非常人所能相比，它再一次证明了他生活的信念：即使作为一个盲人，只要选对了方式，同样也能做很多被常人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情。
韦汉梅尔生于1968年，自小就患有一种罕见的视网膜分层剥离眼病。对他来说，这种疾病就像是一个伺机行动的恶魔，随时随地都可能摧毁他的生活，这使他童年的生活蒙受着巨大的阴影。在后来的几年中，尽管全家人付出了许多努力，病魔还是夺去了韦汉梅尔的视力，13岁时，他完全失明了。
最初韦汉梅尔无法承受这个事实。他不想进入黑暗的世界，他对光明仍满怀着希望，然而无情的命运还是将他抛到了绝望的深渊。
俗话说，祸不单行。失明之后，更为悲惨的灾难降落在了年幼的韦汉梅尔身上：他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这使他生活中又少了一个可依靠的坚强支柱。这个打击曾使韦汉梅尔一蹶不振。事隔多年以后，每当提起这段往事，韦汉梅尔仍是一脸的哀惋之情：“母亲的去世比我的失明更令我痛苦，就好像是一扇门狠狠地砸在我的脸上，我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为了抚平孩子的精神创伤，让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父亲艾德每年夏天都会带他外出旅行，登山也成为他们选择最多的活动项目。
从16岁开始，韦汉梅尔便迷上了登山运动。起先登山对他来说有着很多的困难，由于看不见山路，他只能靠父亲从背后按着他的肩膀促使他改变方向。有时他也拿着棍子探路前进，稍不小心，就有失足的危险，好几次就差点没了命。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一爱好，而是不断地冲击自己的记录。
成年之后，韦汉梅尔开始挑战美洲、非洲等许多地区的高峰：1996年他登上了埃尔卡皮坦山，1997年他登上了海拔5860米高的乞力马扎罗山，同年又登上了海拔6900米高的阿空加瓜山。接下来他的目标就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也是最危险的山，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登山专家，也有许多人丧命于冰沟与雪崩之中。对于韦汉梅尔这样需要依靠向导引路的盲人而言，想攀登珠峰简直难于登天。
几乎周围的人都警告他不要去冒如此大的风险，然而韦汉梅尔没有理会他们的警告。他上路了。
一个人如果不去尝试，就不能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一旦去做了，就会发现一切都可能变成现实。
2001年3月初，韦汉梅尔开始了他攀登珠峰的历程，以往多年的登山经验告诉他应该如何实现他的目标。登山向导在前面用铃铛为他带路，如果想让他向右就向右摇铃，想让他向左就往左摇铃。韦汉梅尔就尽量沿着他们的脚印向上爬。
在金谷冰瀑这样的地方，在哪儿落脚极为关键。这时向导们会把他的棍子点在落脚点上，并告诉他确切的位置：往左边迈2步，往右边迈2步，在右边落脚……遇到特别危险的地段，向导们又会及时提醒他注意，比如“停在那儿别动！你后面一步远处有个裂缝。”“小心石头！”
经过两个半月的攀爬及登山组成员的共同帮助，终于，在2001年5月25日清晨，韦汉梅尔迎来了他的胜利，完成了他的梦想，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成了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
“看不见并不等于这人就完了。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人们对盲人的看法，告诉人们不要一想到盲人就是街头卖铅笔的家伙，我们也能登上世界之巅。”这就是韦汉梅尔在他的著作《触摸世界之巅》中所要告诉人们的。
韦汉梅尔这样写道：“除非我们为自己定一些条条框框，否则人的潜力是没有极限的。”
安妮萨：与血癌作斗争
如果你要感谢别人对你的帮助，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我们讲述的第二位感人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和时间赛跑的姑娘，她不仅战胜了自身的病魔，而且还用行动帮助其他不幸的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她的名字是安妮萨·阿雅拉。？安妮萨是位漂亮、文静的姑娘，多年来在家人的呵护下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世事无常，在她16岁那年，一场无情的灾祸悄无声息地降临在了这位花季少女的身上。
有一段时间，安妮萨常常感到腹部绞痛，有时疼得能让她半夜哭着醒来。起先她的家人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由于阿雅拉的隐忍，包括她的家人在内的周围人，没有人知道她所承受的痛苦。等到发觉事情不妙，一切都为时太晚。
1988年4月6日，安妮萨被确诊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癌。这是一种在现代社会发病率较高的致命病症，对于它会产生的严重后果，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不难明白。安妮萨的家人对此病也并不陌生，当他们听说安妮萨患了血癌，就知道她生存的希望极其渺茫。
医生诊断认为，照目前病情的发展状况，安妮萨只能活3~5年，治疗的惟一的方法是进行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可以植入好的造血干细胞，恢复肌体的造血功能，从而根治病魔。但没有亲缘关系的骨髓捐献者，相配几率大约为万分之一；同胞兄弟姐妹中，骨髓类型相配的几率则达25%，所以兄弟姐妹之间最容易找到合适的骨髓捐献者。不幸的是，安妮萨惟一的哥哥艾伦并不在这25%之列，所以一家人只能寄希望于国家骨髓捐助中心了。
与骨髓捐助中心联系的结果十分令人失望，由于当时的捐献机制不完善，社会上根本就没有人捐赠骨髓。也就是说，阿雅拉几乎没有机会获得与她相配的骨髓。找不到合适的捐赠者，就意味着死亡。
希望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但安妮萨一家人不想就此放弃，他们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骨髓捐赠者的努力。他们要争取每一分钟时间，与死神赛跑。才16岁的安妮萨，生平第一次站到公众面前讲述自己的经历、期望和梦想，吁请得到人们的帮助，但她的表现真是棒极了：
“……我才16岁，也许我将来会为国家、为社会、为所有好人做一些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可现在没有骨髓移植，我会死的。我站在这儿请求你们帮助，心里并不好受……”她的演讲感动了无数富有爱心的人们。
安妮萨一家人的呼吁引起了巨大反响：有15万名志愿者前来报名--但还是没有合适的捐赠者。就这样，一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找到合适捐赠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就在此时，在一个朋友的提醒下，安妮萨的父母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再生一个孩子，以新生儿的骨髓移植来治疗安妮萨的血癌。
安妮萨的病情确诊一年半后，她妈妈怀上了孩子，一家人都满怀着希望等待着新生命的降生，并希望他是个合适的捐赠者。虽然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安妮萨能否熬到孩子出生，但这一分生的希望支撑着全家人向前努力，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十二分的力量去争取。
1990年4月3日，奇迹降临了：这个名叫玛丽萨的健康女婴诞生了，她的骨髓类型正好与安妮萨相配。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14个月后，玛丽萨为姐姐捐赠了骨髓，给了安妮萨第二次生命。
回忆那次重获新生的手术，安妮萨至今仍然十分激动，她说：“看着他们把骨髓拿过来，把它挂在那上面，知道那意味着自己的新生，这一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我。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没有她，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如今，安妮萨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她又能享受生活了，但她没有忘记这段痛苦经历所带给她的教训，她要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血癌患者，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就像当初家人帮助她那样。
安妮萨现在美国红十字会工作，她建立了“安妮萨基金会”，专门帮助白血病病人家属寻找骨髓捐赠者。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每天，当安妮萨起床后，她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她工作的意义。帮助病人寻找骨髓，已成为她这一生的使命。
在安妮萨基金会的努力下，美国的骨髓捐献者已从最初的1.7万人增加到了430万人--这大大增加了骨髓配型的几率。
如果你要感谢别人对你的帮助，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你的援助之手。这就是安妮萨想要告诉所有人的。
博伊兰：美国一级罪犯画像师
“看到受害者的心灵得到抚慰，使我意识到我的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将罪犯从受害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
我们讲述的第三位感人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有着特殊技能的女士--珍妮·博伊兰，她能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通缉犯头像。作为国家一级罪犯画像师，她的职业在很多人看来很特殊，但她已经帮助警方抓到了不少臭名昭著的重犯，美国许多重大案件都是靠了她准确的画像才迅速破案的。
博伊兰从事这一特殊职业源于大学时期一段令人难以启齿的经历。她永远也忘不了那次她所受到的性骚扰。那时她在密苏里州市郊上大学，一天晚上下晚自习，她走向停车场时被两个货车司机绑架，他们把她带到了3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绑架者所开的那辆货车里全都是些淫秽画片，他们让她照着照片上做动作，她不做，他们就狠狠地打她。在对她百般羞辱后，他们才抛下她离开。
当博伊兰向警方举报时，情况同样很糟糕，没有人真正关注她的痛苦。这是受害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博伊兰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现状。
她搬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在警察局找了份助理的工作--同目击证人进行面谈的工作。每天她都要听取很多受害者和证人的讲述，其中有许多人有着与她同样悲惨的经历。博伊兰一边抚慰受害人的心灵，一边把听到的支离破碎的描述拼凑整理在一起，根据他们的讲述把嫌疑犯的样子画出来。听得时间越长，她画得就越像。
博伊兰参加工作后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研究罪犯的体貌特征上，她要通过目击证人或受害者的描述勾勒出嫌疑犯的长相，然后把画像送到警察局和报社。如果警局有了嫌疑犯的头像，就会大大加快破案的速度，因为这会使办案的侦探有明确的目标，同时给罪犯以心理打击。
博伊兰的工作能让她通过工作帮助别人，但她明白这个工作是以心理学而不是以艺术为基础的。据权威的心理专家分析，证人或受害者对罪犯的描述不一定是准确的，他们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博伊兰开始研究记忆和情感问题，研究肉体伤害是如何影响精神的。她改进自己的采访方法，以避免误导证人；她试着让他们感到安全，这样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许多细节。同时，她也练就了一种将别人的叙述转为图像的本领。
博伊兰的方法开始被应用于侦破实践，并屡屡获得成功。但这一技艺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直到博伊兰被联邦调查局叫去帮助侦破波莉绑架案。
1993年，一场晚会过后，12岁的波莉·克拉斯在加利福尼亚佩塔卢马的家中被人绑架。此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和关注。追捕工作在美国全国展开，联邦调查局要求博伊兰和两位目击者谈话，画出嫌疑犯的头像。
由于两位目击证人都是孩子，而且也遭受到巨大的刺激，开始的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博伊兰先见到的是12岁的凯特。在这之前，凯特已连续2周被不停地盘问，身心疲惫，充满敌意。见到博伊兰时，她不停地在纸上写着“我很好，请不要问了”。博伊兰的工作方式一般是先同证人谈些高兴的或很自然的话题，然后差不多每隔15~20分钟，她会突然问他们一个与案件有关的问题，而且通常以现在时态，例如“这张脸我该画得长些还是圆些呢”，进行交流。这种做法让证人或受害者们觉得是在讨论现在的事情，有安全感。博伊兰从不对他们提及案件本身，只问类似形状、颜色、肌理的问题。
但面对凯特时，她的这一套常规的方式都无济于事。凯特深受刺激，只要博伊兰的问话涉及嫌疑犯的容貌，她就会哭着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这样一个半小时后，博伊兰仍一无所获。这时她往前探探身子，看着凯特的眼睛说：“凯特，你知道吗，如果我有你一半的经历，就是我记得那人是什么样子，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凯特的眼睛一下睁得很大：“是的，因为我每次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认为我在撒谎！”取得这样的共识之后，凯特心理上的坚冰融解了，她放松下来，一些细节也想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