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 就是一个不断融合远古至近代中国内地和周边地区不同部落和种族的文化、不断融合南亚印度文化、中西亚古今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历史。中华民族是最善于学习的民族， 它一向注意吸收异族、异国、异质文化精华并使之内化， 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获得多元共存、发展的民族。
佛教文化是由印度传入、但已在中国转化为中国新的成分、并已融为一体的外来文化。
中国接受西域文明， 以音乐和舞蹈的影响最大。舞蹈和乐曲皆已失传， 但西汉时传入琵琶、羌笛、胡琴， 自那时至今， 成为中国“国乐” 的主要乐器。
中国接受西洋文明， 自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近代科学，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知识阶层， 虚心学习。近现代更是如此， 西方科学成为中国青少年学习的主要科目。
更具典型意义的是中国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引进和吸收， 倡导了一种极为诚恳、有效的文化接受方法。
印度佛教文化自纪元前后的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传入中国， 至今已有2000年的悠长历史。王国维指出其传入的过程和意义说： “佛教之东， 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 当此之时，学者见之， 如饥者之得食， 渴者之得饮， 担簦访道者， 接武于葱岭之道， 翻经译论者， 云集于南北之都， 自六朝至于唐室， 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
然当是时， 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 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 此又受动之时代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按指清朝）， 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 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 西洋之思想是也。” 此论简明扼要地点出佛教东传的重大意义和中国学者学习、引进、翻译佛教经论的极大热情。经过中国学者一千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 引进佛教文化， 翻译、注释、评论和研究了几乎全部的重要佛教典籍， 将佛教文化的整座宝库搬如中国， 并终于彻底内化， 在北宋时形成中国文化的儒道佛三家鼎立和互补的宏伟格局。印度佛教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并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
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并具有多种重大意义：
1．哲学与人生哲学： 佛教思想通过哲学与人生哲学的领域， 全面深刻影响中国的哲学和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及行为。佛教哲学及其人生哲学在三个层面上与儒道结合， 形成三家鼎立和三家互补的局面： （1）在整体上的三家鼎立和互补； （2）宇宙观的佛道结合； （3）在处世方法上成为与儒道结合的人生哲学。宇宙观包括天堂、地狱、人间、阴间等多层次和多维空间观的输入和影响。人生观中三世观、报应观及其修行、修禅， 对作家和作品有重大影响。在处世方法上教导中国作家诗人以入世与出世皆可进可退， 且灵活自如的人生哲学； 并重视人生、人性、生命的终极指归的探索， 以此指导人们的生活道路。
2．与道家思想相结合的伦理道德： （1）对封建道德的蔑视， 对封建政治秩序和法律的蔑视； （2）对封建时代家庭伦理的反动； （3）与人为善、崇扬人性和克服人性中贪欲、霸道、懒惰等弱点， 皆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有重大影响。
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艺术在整体上给以巨大影响，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艺作品的描写内容： （1）地点环境多与寺庙有关； （2）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其它艺术形象（如动物、花草、人格化的山水和鬼神妖怪等）多受佛教思想影响； （3）故事情节往往直接、间接与之有关。（4） 绘画、雕塑中的大量佛像作品。
2．文学体裁和语言： （1）各种体裁的作品多受佛教的影响， 且对小说、戏曲和白话体裁的产生、发展有重大影响； （2） 对文学作品语言的巨大影响； （3） 对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有重大影响。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论述元杂剧的成就时言及“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 在我国文学中， 于《楚辞》、内典（即佛经） 外， 得此而三。”
3．对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重大影响： （1）对理论著作体裁的影响（专著体、语录体和诗话体等）； （2）思维方式， 如直观、悟人等； （3）理论观念， 如妙悟、神韵、境界， 等等。
南北朝尤其是唐宋以后的最重要的作家诗人与文论家几乎都受佛教的深刻影响。如王维、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钱谦益、吴伟业， 直至龚自珍和王国维等等。而中国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及其著作， 诸如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金圣叹《金圣叹全集》、王士祯《带经堂诗话》、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都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从而取得重大理论成就。戏曲著作受佛教影响固不胜枚举， 古代小说最重要的著作， 短篇的“三言二拍”、《聊斋志异》， 长篇的《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老残游记》———这些一流名著中有多部深受佛教影响。
中国知识阶层通过道家文化的桥梁理解和汲取佛教文化的精华， 尤其是钻研佛经名著文本， 将其精华与中国的儒道文化之精华相结合， 并善于作出新的创造。如佛祖释迦牟尼倡导众生平等的民主思想， 佛经中富有的自由精神。中国作家汲取这部分精华， 尊崇禅宗，从众生平等、呵佛骂祖的民主观点中得到启发和鼓舞， 在中国尊崇皇权的浓厚政治气氛中在内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 或敢于批评昏君， 或蔑视科举， 或笑傲江湖， 不受封建政治之牢笼； 《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小说体现出的神人平等的观念， 更是佛教文化范围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之所无。
佛教文化对中国知识阶层的重大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思维方式方面， 越出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及灵感思维的范围， 在前三者的基础上又掌握了顿悟、妙悟的思维方法。中国的作家尤其是诗人， 在南朝尤其是唐以后， 山水诗特多， 艺术成就巨大（西方在十九世纪以后才刚兴起）， 即因顿悟、妙悟的思维境界， 将诗人带入自然山水的空灵而淡远的诗境而获得辉煌成果。以佛为主、佛道结合的静坐（俗称气功）
式修炼方法， 使作家们在气功状态中所看到的景象和极静之后所获得的活跃思维和创作灵感， 具有出奇的、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在道德观念方面， 与人为善和恕道精神， 舍己为人和牺牲精神， 对作家和民众影响很大。因果报应和中国原有的善恶报应相结合， 在作家和读者中造成较大的舆论。因此小说和戏曲作品除少数作品外一般都宣扬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人生结局。清官惩治贪官和奸徒， 鬼魂帮助弱者复仇昭雪之类的故事层出不穷。“大团圆” 成为一般作品的必然结局。
作家们不惜牺牲自己而救助他人的精神， 是儒佛结合的进步道德观念的出色体现。
熟悉佛教并受到深刻影响的现代作家， 也可开列出一长串名单。“他们中间既有新文学的开山祖师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 也有在20年代已经成名的郁达夫、许地山、废名、宗白华、瞿秋白、丰子恺、夏丏尊等， 在更为年轻的第二代新文学作家中， 如老舍、高长虹、施蜇存等等， 也与佛学有着各种深浅不一的因缘。至于那些曾经以佛教文化作为创作题材的现代作家与作品则是难以计数了。佛教文化， 尤其是这一文化系统中的精华部分———佛教哲学作为一种对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求根求解决的深刻智慧， 它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确实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行文至此， 我还要再次强调， 是胸怀极其宽广、博大精深的道家文化做了引进佛教文化的桥梁， 中国知识阶层最初是通过道家文化既有知识来理解佛教经典和重要观念， 从而接受了佛家文化。
古代中国用1000年的时光， 热诚地将整个印度佛教文化的宝库搬入， 将佛教文化消化、融合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热情地向东亚各国传播， 于是韩国和日本也有完整的汉译大藏经的刻印和传播， 这样虚怀如谷地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 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近现代至今的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对西方优秀文化、科学的学习也有着同样的极高而持久的热情， 并已取得了卓越的效果。这股势头方兴未艾， 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并取得更大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果。
四、倡导了一种极为和善而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
中国伟大文化的极大魅力吸引东亚周边国家自觉自愿对中国文化的主动吸收， 泽被东亚各国和部分东南亚人民。
东亚各国接受中国文化是以汉字为中心的整体文化。董明庆《汉字文化圈的“汉字事典”》（《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8月5日） 高度评价1988年出版的日本学者阿辻哲次《图说汉字的历史》（高文汉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年） 回顾汉字的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和过程：
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连续的发展， 从甲骨文、金文（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篆体字， 到隶、行、楷， 没有文化断层。汉字是与西方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 以物的图形为基础做出的单音、独体、结构方正的独特文字。汉字、汉学伴随着中国的有关的律令制度， 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 从中国传播到东北的朝鲜， 东方的日本， 南方的越南。汉字在朝鲜的应用起始于公元285年之前； 汉字的典籍大规模进入日本， 也在公元3世纪左右； 公元112年， 汉武帝在南越设郡， 汉字便正式成为越南的文字。在中国漫长悠久的历史中， 以汉字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广被于东亚， 用文字联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但依然有着汉字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和痕迹。如朝鲜称自创文字为“谚文”， 意思是“非正式” 的文字， 因而朝鲜“正式”的文字依然是汉字； 而日本称汉字为“真名”， 将自创的文字称为“假名”， 这都表示对汉字的尊崇。汉字文化圈是以汉字为媒介而拥有共同价值体系的世界， 是在中国及其周边发展出的以同一个表记法为基础的文化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