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家中，他们的光辉来自写作的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写作对所处时代的剖析。这种剖析愈是深刻独到，作家作品的光辉，就会愈发的明亮耀眼；二是他们塑造的人物愈是丰满复杂，并且鲜明独有，作家本人就会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光辉灿烂，耀眼夺目。这两点是作家立足伟大的双脚。但是，随着时间、时代的推移，和读者对作家与人物所处时代的隔膜与疏远，现实主义作家的光辉对后人的照耀，其光源更多的是来自他故事中的人物，时代之背景，则多为研究者分析的笔墨。而人物愈是有生命的血肉，作家就愈有生命的光辉。人物生命真实的程度，成为了作家和作品光辉的重要亮度。在那个时代俄罗斯群星灿烂的作家队伍中，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是同代人，在他们一生的写作中，彼此都保持着相敬的距离而又终生未曾谋面。在那个伟大的变革年代，他们是俄罗斯文学的并肩双雄，甚至就当时因为文学所造成的社会轰动，屠格涅夫还在托尔斯泰之上。一八六二年《父与子》问世时，因其小说中的人物巴扎罗夫和巴威尔·彼德洛维奇·基尔萨诺夫在社会的左派与右派中引起了纷纷的对号入座，从而在圣彼得堡引起游行示威、纵火焚烧等一系列暴力行为与恐怖活动长达一年之久。“在俄国文学史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上，没有哪个作家遭受过左派和右派同时发起的如此猛烈、如此持久的攻击。”（库切：《异乡人的国度》，第30页，汪洪章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由此可以想象，屠格涅夫在那个时期如日中天的光辉有多么炽热之炎照。但是，现在——尤其在中国读者和论者心中，《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要比《罗亭》、《前夜》、《父与子》、《处女地》和《猎人笔记》更有诚敬的声望和生命的活力。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缘于在人物与所处时代的结合上，托尔斯泰要比屠格涅夫写得更为完美和糅实。前者在时代的故事上更为注重“人”和人的生命，后者则更为注重“社会人”和人所处的时代的（阶级）辨析。关于对人的认识，托尔斯泰曾经说：“有人徒劳地把人想象成为坚强的，软弱的，善良的，凶恶的，聪明的，愚蠢的。人总是有的是这样的，有的是另一样的；有时坚强，有时软弱；有时明理，有时错乱；有时善良，有时凶恶。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序言，第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由于这种对人的生命过程更为复杂的理解，安娜则是“一个多么奇妙，可爱和可怜的女人”，甚至在卧轨自杀时，看到“一位穿特大撑裙的畸形女人，安娜想象着她不穿裙子的残废身子的模样，不禁毛骨悚然”（同上，第1015页。）这实在让安娜的真实也达到了令读者毛骨悚然的地步，使一个人物的生命真实，到了无可比拟的实在。
是的，我很烦恼，但天赋理智就是为了摆脱烦恼，因此一定要摆脱。既然再没有什么可看，既然什么都叫人讨厌，为什么不把蜡烛灭掉呢？可是怎么灭掉？列车员沿着栏杆跑去做什么？后面那节车厢里的青年嚷嚷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又说又笑呢？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同上，第1017页。
这段话几乎是所有论者论述安娜的生命对世界的呼唤，可比起安娜在卧轨的那一瞬间，“她丢下红色手提包，头缩在肩膀里，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微微动了动，仿佛立刻想站起来，但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她对自己的行为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子，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她的脑袋上，从她背上碾过。‘上帝呀，饶恕我的一切吧！’……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耀，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地熄灭了”（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01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从表面看，这写的是故事中人物安娜死亡的结束，实质上，是精细地描绘了文学中人物生命真实的深度和厚度。我们从典型人物安娜身上，读到的是人的生命的本质，而从巴扎罗夫这个人物身上，看到的他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社会思潮，这就是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差别，也是他们同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光辉的并肩双雄，在一百多年后的亮度之差。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倘说社会与时代，《红与黑》也正如作家写下的那句话：“一八三○年纪事。”小说中广阔的社会画面，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剖析，在今天看来，都有烦琐累赘之嫌，但因为于连这个人物的丰满、复杂与独到，正是一个生命真实的展开和延展，从而使我们对《红与黑》有着永不忘怀的阅读和记忆。
人物生命的真实是否大于故事中对复杂社会真实的揭示与铺排，并且这个人物是否超越时代和时间，对当下所有人的人生有多少普遍意义，这是我们作为读者对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在今天的切实苛求。
《阿Q正传》从写就至今，已经整整九十年。为什么九十年后，这个人物还相貌血肉都清晰在每个中国读者的心里？是因为阿Q作为人物超越了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时代，于我们今天所有人的人生有着普遍的镜子意义。这是一个被鲁迅写出最大生命真实的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这一个”。鲁迅在那个时候的写作，能够挤入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行列，如果没有他那一批都渗入人物之生命的小说，当我们把他归入伟大时，是会有些舌短或嘴唇发颤的。当然，广阔的时代和复杂的人物所建构的那些不朽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没有中国的小说，这是我们后人的遗憾，但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作家紧跟世界文学的步伐，也足以让今天的我们骄傲和尊敬。莫泊桑是作为短篇大家存在的，他倒是有着长篇《一生》和《俊友》等，但这些长篇在他的创作中却是读者有意忽略的沉默，甚至有人会想何必写出这样的平庸之作。《羊脂球》不过一万来字，其对社会与人的剖解，足可抵过写了三十万字的《一生》；人物生命真实的深度，足可大于莫泊桑在长篇小说中对上层社会（并非人物）精细用心的努力。从这个角度去说，我们没有必要惋惜鲁迅没有给我们留下现实主义的鸿篇巨制。倘是他果真写了那样一部作品，谁又能保证这部长篇就一定可以经典并同十九世纪的伟大小说并驾齐驱？鲁迅以他的《呐喊》和《彷徨》，作为中国现实主义小说洞悉并打开生命真实这一真实境层的第一人，也许这已足以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所自豪。我们真正要惋惜感叹的，是我们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没有沿着生命真实的路径，朝现实主义更远、更为广阔、深厚的生命真实的方向进取和探求。其后的写作，文学被革命牵死了鼻子，由生命真实的境层倒退回了世相真实乃至控构的真实。而且这一倒退，几十年间就再也难以挣脱，如被主人牵着的牛或驴一样，永远地在磨坊辛勤地、不知疲倦地原地打转和兜圈。
站在生命境层去诚敬地观望文学，我们不能忽略萧红的写作。可敬的夏志清先生用他的中西学识和对中国文学独立、独到的理解，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纠正了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世相小说中社会真实的过分偏爱，得以使沈从文、张爱玲这些民间世相的作家和《围城》走向文学的前台，这多少含有对文学史拨乱反正的纠偏，使文学回到文学的航道上。沈从文的重新经典，得力于他整体写作既含有生命真实的意义，又在整体上以逃离的姿态，对社会世相真实这一强大写作的抵抗。而张爱玲的坊间世相真实在今天的大红，也正得力于读者对强大到难以抵抗的中国控构现实主义内在的反感，阅读并夸张地喜爱张爱玲的作品，其实正是对无处不在的控构真实的控构现实主义的反抗与表达。令人意外的是，在夏志清的小说史中，竟对萧红的写作无所示墨，这使一部文学史的客观圆桌，失去一条腿多少有些偏斜和不稳。
如同我们不允许一个批评家失去理性对文学进行情绪化的评判一样，而允许一个作家的褊狭和情绪的极端表达。那么，我可以以我个人的情绪和偏爱，从生命真实和世相真实这两个境层去理解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约我会这样依次写出几个名姓来：鲁迅、沈从文、老舍、萧红、张爱玲和巴金、郁达夫、茅盾……
估约如此。这是一个不懂牌局的人，对五十四张纸牌洗整后的前队的重新编码。
5灵魂深度真实
从库切转述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生平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弗兰克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曾不无夸张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文学无产者，不得不为了挣工资而写作”。各种原因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繁重的文学写作，这使他倍感厌烦。《罪与罚》出版大获全胜，此前又曾发表《白痴》，但就连这些也平复不了他心头低人一等的感觉。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在评论界的声誉（以及每页文稿所获稿酬）都比他高。他嫉恨这些对手，他们有的是时间和闲暇，还有继承得来的大笔财产；他盼望有一天也能写真正重大的主题，好与他们一较高下，证明自己不比他们差。他为一部抱负不凡的作品草拟了非常详细的提纲，原先的名字叫《无神论》，后又改为《一个大罪人的生平》，企图以此让人承认自己是个严肃作家。但这些提纲和草稿后来不得不拼拼凑凑写进了《群魔》，而杰作的写作任务又再次推迟。（库切：《异乡人的国度》，汪洪章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这是一段相当有趣的记述，它至少告诉我们两个讯息：一是在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二是之所以低人一等，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没有写出“重大主题”的小说，于是他渴望有朝一日，他自己也写“重大主题”，也成为严肃作家。在那个俄罗斯的文学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曾经私下里暗称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是“土地贵族乡绅文学”，属于失去的时代。另一方面，他又很想写“重大主题”，去做“严肃作家”。无论是考查俄罗斯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学时代，还是浏览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伟大作家们的大多数作品，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尽力剖析、揭示他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和变化，故事与人物，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和发展。舍此，你就难以走入“伟大”的行列，就不一定属于“严肃作家”。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的经典人物，一定是复杂社会孕育的产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不是那样的写作。他的小说有着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现实强烈的结合，但却没有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小说那样阔大的社会背景，如《战争与和平》和《父与子》等。而复杂、阔大的社会背景，是现实主义小说立足天下的坚固靠山，是现实主义常常取得轰动的埋在宏大叙事背后的炸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重大主题”和“严肃写作。”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他所缺少的。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苦恼，似乎技不如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想到，正是他的写作，为现实主义的真实境层——灵魂的深度真实提供了不朽的范本，使现实主义在那时候更加丰富和具有新的开拓和创造力。同时，也正是他的写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天翻地覆的变化，提供了桥梁和过渡，为二十世纪的现代小说，打开了可能的门扉。
灵魂的深度真实——这是现实主义小说真实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生命真实之上的对现实主义真实新的掘进和求索。在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家中，有许多作家都在生命真实的层面直抵灵魂的真实。但很难有一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在他的鸿篇巨制中，会从故事的第一页开始，直到最后一页结束，都是对人的灵魂深度的展示和描绘，会让人物的灵魂在无限丰富的颤抖中发出真实刺眼的光芒。前辈翻译家金岳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翻译，让中国的读者较早感受了灵魂深度真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基石，也是现实主义真实至深、至高的境界。而且这种灵魂的真实，不是一个细节、一个情节或一段故事，而是一部、几部小说的全部，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毕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社会下层，熟悉贫民区污秽的小巷和阴暗潮湿的斗室里贫苦无告的人们的生活，对他们的命运感同身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正因为作者对社会下层贫苦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才能对人们的悲痛、苦难和屈辱作出如此深刻、逼真的描写，使读者处于千万人受苦受难的悲怆凄恻的气氛中，从而激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和憎恨。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古典文学中，他首先把都市贫民的悲惨遭遇引进了文学。他是俄国小市民阶层的一名代言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序言，第3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这是相当“中国式”的传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着许多读者对现实主义的欣赏和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些写作。弗洛伊德也深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小说。但弗洛伊德是从心理去理解“壮丽的小说”的，并不是人物的灵魂。如果就现实主义之灵魂——最深层真实这个角度去谈陀氏的写作，毫无疑问是他把现实主义的真实境层，全面提高和推进到了超越人之生命真实的人的灵魂深度之真实的真实境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现实主义之真实推到了最后的绝处，从而让现实主义的真实画上了句号，走向了尾声，使二十世纪小说不得不调头转向，重新开始。
灵魂的真实，让现实主义从高峰开始跌落，这不知是现实主义写作之大幸，还是一种真实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必然路径上的葬曲。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吹响灵魂葬曲的时候，把灵魂最真实的行为、呼吸和颤抖，铺洒在了文学的途道上。以《罪与罚》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展现，是从他的内心蠕动开始的。当他无力交纳女房东的房租而不得不躲避房东离开时，就“从某个时候开始，他动不动就发火，情绪紧张，仿佛犯了忧郁症似的。他常常深思得出神，爱孤独，甚至怕见女房东。贫困逼得他透不过气来；可是近来连这种贫困的境况他也不觉得苦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1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然而，随着这些内心铺排的开始，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前大学生，迅速从人物走入了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