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我们相伴已久，
历经多少酸甜苦辣；
弥足珍贵的朋友使我们难以舍弃您，
也许它要付出悲伤，付出眼泪；
然后，它偷偷地溜掉了，没有留下什么告诫，
好好珍惜你的时间吧；
别和我道晚安，而是在某个明亮的地方，
向我道声“早安”。
——巴勃德夫人
不要过分地热爱生命，也不要厌憎生命；
它该怎样就让它怎样吧。
好好地生活，无论是长是短，
你将被允许进入天堂。
——弥尔顿
地球上所有一切已经死去的种族，
在他们逝去的地方积聚了无数的精神财宝；
匆忙的一天消失后黑夜来临了；
它的忙碌者、痛苦者、学校、国王、军队都休息了。
——维卡
生命到了黄昏会给我们许多补偿。青年拥有欢乐，老年则拥有回忆。生命到了黄昏时节，甚至可以说是最绚烂的，好比最美的花朵总是在最后绽放一样：花和叶子都枯萎了，果实生长了出来；同样，老年时肉体退化了，精神却日益成熟。科纳罗说过：“精神随着肉体的老化而日臻完善。”有一位美国人钱宁博士，临终前有人问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哪一段？他马上回答：“60岁。”这恰好是他当时的年龄。按照医学的说法，在更年期，人的心智会逐渐退化，而这一阶段就在63岁左右。可是，丰塔内尔却说，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55岁到75岁的这段日子。约翰逊认为，诗人沃勒到72岁的时候，诗才也丝毫没有枯竭的迹象。布丰70岁仍然觉得自己还在尽情享受生活，与以往没有任何不同。他说：“只有笨蛋才会用遗憾的心情看待过去的一切，对于我，恰恰相反，我会沉醉在记忆里，沉醉在那些美丽的图画、珍贵的影像中。它比单纯的快感更有价值，它带给我们的，不止是快乐，还有纯洁，因为它只激起温馨的回忆。”
一位法国的伦理学家曾经说过，青年人的乐土在老年，而老年人的乐土在青年。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感觉到时间在缓慢流逝，生日与生日之间会有很长的间隔，我们在慢慢接近老年的乐土。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日一次比一次来得快，然后我们回顾青年那片乐土，把记忆珍藏起来。一个人回顾从前，看到自己过去的言行也曾发生有益的影响，必定会感到快乐，这样的人是幸福的。西塞罗在《论老年》一文中说道，老年是不受欢迎的。但经他之手描述的老年生活是如此美好，充满古典、优雅精致的情趣，可以说他就提供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典范。
人生到了暮年，会让我们重新捡起许多从前的乐趣，这之中，尤其是细细品味自己喜爱的书，这种乐趣无可比拟。也有些人，他们或者喜欢做些运动，或者回到安宁的牧场，或者是钓鱼，养花种草，采些草药等等。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耳朵几近失聪的时候，离开喧嚣的城市，在布莱克西斯的别墅度过了他的晚年——别墅边上的小道现在还被叫做“切斯特菲尔德小道”。他整天以读书为乐，把这看作一个聋子与人唯一可能的交谈方式和他联系社会的仅有纽带。60岁那年，他给一位法国的朋友写信：“这一年的生活非常单调，没有娱乐，也没有痛苦。前者是因为我的年龄，而且耳朵也不方便；后者则是因为我的人生哲学对我的性情发生了作用。现在我的乐趣大部分来自于种种花草，散散步，看看书，这些都带给我一种静谧的喜悦。我等待着死神的到来，心里既不畏惧，也不渴求。”而他给儿子的书信也在死后出版。
理查德·巴克斯特是《圣者的休息》一书的作者，他曾经谈到他写作这本书的动因，非常感人：“我身体健康的时候，从来没有动过念头要写书，也没有想过除了祷告以外，还要用其他更公开的方式侍奉主。后来因为大出血，身体变得虚弱，一个人孤孤零零地待在德比郡的住宅里，周围除了伺候我的仆人，没有一个我熟悉的人，而医生又断言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时候，我开始更严肃地考虑这‘永恒的休息’，我发现自己正好在它的边缘。因为在单纯沉思中思想无法走得太远，我就开始把对这个题目的想法记录下来。”
骚塞曾说：“我祝愿人们到了老年都不必有衣食之忧，但同时我也想对大家说，到了老年要当心孤独。我们需要找到依靠。”所以，如果人们想寻求一些娱乐，就势必要做一些与他们日常职业关系不大的事情。塔列朗曾告诫一个不会玩牌的人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老年的时候会多么凄惨吗？”说到玩牌，卡瓦尔是一位顶尖牌手，技艺出众，在巴黎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天都去赛马俱乐部玩牌；梅特涅也是非常出色的牌手。不过，也有许多人对打牌持反对态度，不过，他们到了生命的暮年，也会有自己消遣的方式来打发时光。
贝多芬晚年的时候，最感到安慰的事情就是阅读司各特的小说和荷马史诗《奥德赛》；而盖斯福德博士，这位已故的基督教会学院院长就与他不同，有次抱病时，他说他想看些轻松的作品，于是有人递过来一本司各特的小说。“不，不。”他说，“这太严肃了。给我拿本希腊文字典吧。”西德尼·史密斯说自己每次生病想看些轻松读物的时候，他就找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类的书。
即便是盲人到了生命的暮年也可以有许多的享受。对于天才的成长来说，失明也许是最大的妨碍。弥尔顿哀悼自己失明的话是多么让人感动啊！这位失明的老人，看不到光，四周都是怀着敌意的人，置身奴隶之间，而心里的欢乐与希望一点都没有减少，依然充满了勇气前行。他的歌声仍像以往一样庄严美妙，虽然他的双眼已经“看不到黎明”。事实上，如果不是失明，他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写出《失乐园》：因为就在他快丧失视力之际，他心里所想的，是完成一部英国史。
大自然的补偿真是太让人惊奇了。人体器官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替代的，某些功能丧失了，另一些功能就会得到补偿，变得更加敏锐。眼睛失明了，耳朵却能捕捉到更多的声音。触觉也变得纤细了，手指上似乎长满了眼睛，连那张脸也似乎有了特别的功能，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感觉到。欢乐、勇气，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我们功能的丧失，因而，盲人其实并没有与世界隔绝，反而有时显得比我们更加贴近这个世界。失明常常使人性情变得安定、温柔，而失聪好像恰恰相反。俄国人科孜勒的例子似乎是最严重的一个，他不仅失明，而且两腿都中风，不能动弹；然而，身体的痛苦却在他心里激起了对诗歌深挚的爱，在他的余生，他一直细心呵护这种爱，作为他的安慰与寄托。
尤勒是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才完全失明的。这以后，他仍然坚持工作，性情比从前还要欢乐。由于经常地练习，他的记忆力保持得非常之好，竟可以把整部《伊利亚特》背诵下来，记得其中每一页开头与结尾的词。伽利略去世前几年，也已经接近失明，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智力劳动一直到最后一刻。塔克博士65岁时双目失明，但他的学习研究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他有一个女儿，每天给他念书，而且，为了能够让父亲继续与他最钟爱的作家保持交流，她甚至开始学习希腊语。这位博士还借助自己发明的一种机器继续写作，他的手迹还算清晰，恰好可以由女儿誊写清楚。
希尔利和普雷斯克特到了晚年也都双目失明，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视力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有许多书籍都需要经常阅读、检索；但这两位历史学家借助于他们早年很好的学术积累，借助周围人热心的帮助，得以酝酿，并最终出版了极富价值的史学著作。其中，希尔利是由他向誊写员口述，而普雷斯克特则借助专门为盲人设计的文具盒和铁笔，亲手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其他在晚年失明的人士还有德里耶、拉莫特、孟德斯鸠、乔苏亚·雷诺兹、亨德尔、让·保罗·里克特、伊沙克·狄士累利、朱西奥、拉姆普夫（植物学家）、卡西尼（天文学家）、比拉尔德（数学家）、克兰波恩子爵和弗塞特教授。亨利希·海涅在生命的最后8年也接近失明。让·保罗长时间一直半盲，最终视力全部丧失，但他内心依然充满光明，将自己最后的岁月都用来写作他的《塞利那》，主题是证明灵魂的不朽。这部未完成的手稿最后放在他的灵柩上一直抬到了墓地。
最特别的一个盲人也许要算大旅行家霍尔曼中尉，霍尔曼的《游记》由他自己出版的有六卷之多，此外，他在身后还留下了无数原本打算出版的手稿，但死亡打断了他的工作。他25岁就失明了，必须离开他的职位。他是个非常愿意做事情的人，视力的丧失一定让他感到了痛苦。然而，一旦失明的命运完全降临到他头上，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在内心保持欢乐来面对黑暗，并且尽快地适应新环境。可是，他还能做什么呢？他热爱旅游，可是他已经失明了啊！现在，只能是尝试一下。于是，他开始了旅行，第一站他选择了法国，虽然他对这个国家的语言一窍不通。在伦敦期间他有一个仆人伺候，但在他遍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全部旅行途中，他完全是一个人，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在这么一个盲人身上所体现的道德勇气，他充沛的精力，他自立自强的精神，他百折不挠的意志，足以使他成为人类传记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弗塞特是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布莱顿协会成员、邮政总监，在所有这些职位上他都表现了非凡的才华和精力，关于他，已经有一部出色的传记作品，这里就不再赘述。与失明相比，失聪好像不容易得到那么多的同情，虽然从效果上看，它也许更加难以承受。盲人常常以性格温柔著称，而聋子却往往显得脾气暴躁，性格乖僻。所以有这种差别，原因可能在于，社会交往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与人交谈的乐趣，聋子是完全享受不到的。他们坐在宴席上，却只能看着别人吃，自己不能动筷子。他们看到周围人们快乐的表情和笑容，自己却无法分享。威廉·魏尔德说过：“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显著的对比：丧失部分听觉的人整天眉头深锁，那些完全失明的人却笑容可掬。但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发生，这就是那些有极高的智慧的人，或者是那些已经完全丧失了听觉的人。”魏尔德爵士：《斯威天特教长的晚年》。
亨德尔晚年受着失明的折磨，而贝多芬则饱受耳聋之苦。贝多芬习惯于在键盘上，根据自己耳朵里跳动的一串串的音符演奏，但在旁观者听来，他的许多次敲打其实并没有发出声音。他最早发觉自己听力的丧失是在30岁的时候，却极力掩饰自己的缺陷，不想让别人知道，于是，他就避开了人群：“因为我不可能对人们说‘我聋了’，”贝多芬说，“即使我没有选择音乐，耳聋就已经是很严重的疾病了；而对于音乐家，那是一场灾难。”随着耳聋日益加剧，贝多芬变得越来越封闭、急躁、病态和绝望，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艺术，”他说，“是艺术阻止了我。我不可能带着未表达完的思想离开这个世界。我必须时刻让自己镇定；我希望自己的决心能够持续下去，一直持续到无情的命运女神切断她的丝线为止。”正是经过了这一段消沉的日子之后，贝多芬创作出了他全部的、最伟大的作品，歌剧《费德里奥》、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还有那些协奏曲和交响曲。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耳聋促使了他心灵往自己身上着力，由于柔弱带给了他孤独感，才把这位大师身上音乐的才华和能量激发了出来，并让它发展壮大：这场疾病可以说功不可没。
中年与老年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年时，心灵还保持了生长的力量，还能够被新的观念打动。但对于约翰逊博士和詹姆士·瓦特来说，即使在老年，他们仍然在学习新的语言，汲取新的思想；伯泽留斯在耄耋之年也还在实验室坚持工作。许多老人都保持了中年人才有的那种活力。到了中老年，人会变得圆通，会更友善、更谦恭、更愿意理解别人。
然而，年龄的长短并不是衡量生命长度的标尺，有些人20年的生命抵得上别人活100岁。度量一个人生命长短的真正标尺是他在一生中所做出的事业，他所获得的阅历；一个人做得越多，阅历越丰富，他的生命就越长。有人体会到了婚姻的种种烦恼，也有人为自己独身的境遇而抱不平。人们没有意识到，婚姻生活的欢乐与烦恼总是结伴而行的，体验到一种必定会同时体验到另一种。我们需要记住，欢乐必然拖曳着它的阴影。蒲柏曾从特威肯海姆给马撒·布朗特写信，告诉她说：“你从家庭得到的安慰，让我突然理解了一次萨尔通的老弗莱彻和我说话时的心情。他说，‘天哪，我现在除了等死以外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是太微不足道了，无论生或者死，都不会让任何生命有一丝的快意或者恐惧。现在这是惟一一个让我后悔自己不该成为单身汉的理由。我年龄越来越大，像一棵没有依靠的树，周围没有更幼小的树苗生长，可以陪伴、保护我。’”
不过，他虽然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却也不必承受子女英年早逝带来的悲伤。沃伯顿的儿子因肺病而先他去世，他形容自己“掉了个魂似的”；也就从那天起，他的才华开始退化。柏克也是这样。他的儿子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可惜也早早去世；临终前，儿子对着父亲背起了弥尔顿《晨颂》中的诗句，诗庄严崇高，这位垂死者深深沉浸在里面。他吐出最后一个字，浑身力量就消失了。屋子里，一直明亮的灯火这时突然熄灭，他就此倒在父亲的怀里，死去了。这带给了柏克无穷的悲痛，儿子死后不久，他也去世了。他的临终遗言与约翰逊、华兹华斯一样，就是一句“上帝保佑”。
我们遭遇不幸，或者，处在痛苦中的时候，多多少少地就远离了生活。有一种心灵，它就有一种痛苦的需要；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些，它自己就会创造出这些来。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对痛苦的崇拜”，看到卢梭《我生平苦难的慰藉》中流露的悲伤，柯勒律治“对永恒的渴慕”，夏多布里昂《勒奈》里的忧郁，还有济慈“摆脱这种不可言喻的感觉”的渴望。甚至路德，虽然天性欢乐，在生命的终点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变得“又老、又麻木，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东西”，时常受到一种阴郁情绪的压迫，需要不断地和它作斗争才能不为它所累。“我现在成天无所事事，让人讨厌，对万事都不关心，”他说，“换言之，是又老又不中用。我已经结束了我的旅程了，没有必要再留在这个世上了，只等着主把我召去，让我重新与我的父辈团聚……我已经厌倦了生活，如果这也可以叫做生活的话。”
英年早逝固然是一种不幸，但如果是眼睁睁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离去，自己还没有死，但坟墓已经占据了生活的全部注意力，那更是一种不幸。对于这样的人，死与生比起来倒是一种痛快的解脱。甚至在一位异教徒作者那里，死亡也被描绘成了生命的门；对于基督徒，死亡是通往天堂的门。托马斯·坎普斯说：“真实说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十字架；不过，同时它也是天堂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