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截然划分中等阶层和贵族，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有些家族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和征服者威廉一起”过来的，有的认为他们的祖先在征服者威廉到来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更有人宣称自己是古代凯尔特人和威尔士人的后裔，祖先生活在大不列颠的年代，比朱特人、撒克逊人、丹麦人、挪威人或者诺曼底人都要早得多。
例如克伦威尔，尽管自己不过是一个啤酒制造商，同时也放牧、干些农活，据说祖先却是辛钦布鲁克的克伦威尔爵士家族和伊塞克斯的克伦威尔伯爵；而他母亲的一支，据说是出于苏格兰的斯图尔特王室家族。但这一说是不准确的，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母亲从没有到过苏格兰。他母亲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斯图尔特，外公是埃里城的威廉·斯图尔特先生。斯图尔特先生是城市周围天主教辖区的世袭农民。斯图尔特家族在英格兰有很长的居住历史，但从没有听说过他们在苏格兰拥有地产。虽然有一种说法说他们是罗西兹的斯图尔特家族的后裔（这一家族是苏格兰王室的一个分支），但它已经被加尔蒂纳教授和沃尔特·莱伊先生驳倒。参阅莱伊《诺弗克史》。而最早的克伦威尔不过是普特尼的一个铁匠。在这个家庭里，王室、贵族、工人阶级三种成分都合而为一了。卡莱尔《克伦威尔传》。——原注再比如约翰·诺克斯，出身低微，据说他称自己祖上是兰弗卢郡古老的兰腓利家族。罗伯特·钱伯斯《苏格兰名人传》。笛卡儿的家族本以为他会成为一个贵族的料子，他却堕落成为一个哲学家，家族的人都把这视为家族的一个污点；然而，现在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只有他哲学家的名声，家族中其余的那些贵族成员都湮没无闻了。
德莱顿的父亲是北安普顿郡的牧师，祖上却是伊拉斯莫·德莱顿爵士，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该郡的行政长官。瓦特·司各特爵士的曾祖是瑞伯恩的司各特的幼子，也是哈顿的一个古老男爵家庭的一个分支；而他外曾祖是博威克郡斯温顿的约翰·斯温顿爵士，都是显贵。
考柏的父亲只是大博克汉姆斯泰德地区的教长，但他的祖父却是民事诉讼庭的一个大法官，是著名的曾任首相考柏勋爵的兄弟。他母亲名字叫安·多恩，如果追溯她的祖上，一支一支追上去，经过四支，就追溯到了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在给表妹博德海姆夫人的信里，考柏写到：“我相信，我身上更多的是多恩家族而不是考柏家族的东西。尽管我对两个姓氏都热爱，也有无数的理由热爱和我同一姓氏的那些人，但是，我确实感到有一种天然的纽带将我不可抗拒地吸引到你们这边。在我幼年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我更像我的母亲，而我的性情也可以追溯到她，还有我的舅舅，也就是令尊大人那里。大家一定记得，他在端详母亲的肖像之后写下的那些充满温情的诗句吧，开头是这样的：
哦，那曾经说出言语的嘴唇啊，自从最后一次看到你
我依然在生活，却没了存在的意义。
柯尔贝的父亲是一个做布料和酒类生意的商人，但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个古老的苏格兰家族，卡斯特·希尔的库特贝家族；而萨利公爵马克西米安·德·毕尧姆则把自己视为菲弗县的比顿家族或者毕尧姆家族的后裔。
最了不起的军事家，一般都出身国王、伯爵或其他贵族成员这样的统治阶级中间，像阿弗雷德和查理曼、英国的爱德华三世、西班牙的查理五世、法国的亨利四世、瑞士的古斯塔夫·阿多弗斯和查理十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俄国的彼得大帝都在此之列，都出身王族。出身贵族的有土伦、孔代、华伦斯坦、马尔波罗、萨克斯元帅和威灵顿。这一种体制一直持续到美国和法国革命，这以后，功绩和勇气开始成为擢升所考虑的尺度了，于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底层提拔起来的将军。
就诗人而论，出身中产阶级的诗人最负盛名，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席勒和华兹华斯都属于这个阶层；就一般的文学家而论，那么大致是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两分天下。但在应用科学、发明和器械方面，正如大家所料，那些巨人都出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英国杰出的化学家，”威尔逊博士说，“大多出身中下层。”
中产阶级直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才开始成为国家的一股重要势力，这之前，学问、政治几乎都是教士和贵族垄断的事情，但随着商业的扩张、财富的增加、印刷术的发明，还有宗教改革，引起了社会的许多变化，其中就包括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后，这一阶层不仅产生了像伯雷、培根、沃辛海姆、米尔德梅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像豪金斯、拉雷、德雷克这些著名的航海家，斯宾塞、莎士比亚、约翰逊、弥尔顿这样一些大诗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多数都出自中产阶级。
麦考莱对此时开始出现的大政治家做了如下的评述：“他们并非贵族的成员。他们没有任何头衔、领土、侍卫和城堡。但他们却不是某些王室出于对贵族的妒忌而从绿林草莽提拔起来的那类人，他们决不低贱，有良好的出身，受过开明的教育。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他们都是出身同一所大学。剑桥荣幸地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新教徒主教，而牛津值得炫耀的是把这些人送上火刑台。在北欧，新教所以能够确立，正要归功于剑桥造就的政治家。”《麦考莱文论》（1851年版）。
由乡村的绅士阶层涌现的杰出政治家多数是近两个世纪赢得他们的盛名的，如福克斯、皮特等等，但最近出身商人阶层的大政治家也开始出现。理查德·考伯丹死后，狄士累利先生曾称他为近世唯一一位中产阶级出身、在政治上赢得声名的人物，但是柏克、坎宁、皮尔、麦考莱、维尔柏弗斯和格拉斯通大致都出身同一阶层，作为政治家，他们的名字都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还有为数众多的伟人，他们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世系，家族的历史要追溯到祖父一辈都很不容易。看看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除了博蒙和弗莱彻，都是这种出身。他们虽然只受过微不足道的教育，然而，他们贫穷、不幸的处境与他们取得的成就却形成鲜明对比。本·约翰逊是一位砖瓦匠的儿子，他自己也是这个职业。马尔洛的父亲是制鞋匠，莎士比亚的父亲是个屠户，马斯辛格的父亲则在一个贵族家做仆人。他们尽力维持自己的生计，为了面包写作、参加戏剧表演。他们中，多数生活艰苦，死时不名一文。
路德出身矿工家庭，毕沙罗幼时是个猪倌，矿物学家豪伊是一个纺织工之子，豪特维尔的父亲是一位面包师，汉斯·萨赫是一个鞋匠，艾伦·兰塞则以卖假发为生，塞缪尔·佩皮斯的父亲是位理发师，济慈的父亲是个马房看门人，富兰克林是一名印刷工，彭斯是一位农夫，唐纳西尔是名纺织工人，泰尔福德是名泥瓦匠；还有许多人，要论出身都是低得不能再低了。伏尔泰说起他的出身时，总是完全略过他的父亲，只说自己是“我祖父的孙子”。比兰格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提到自己的祖父时称他是一位老裁缝，但对父亲却不置一辞。他有一首著名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我出身卑微，非常卑微。”雅斯明是加斯科涅地方的诗人和理发师，也几乎是他的家族中唯一没有在教区济贫院度过生命最后一刻的一个成员。
我们已经看到，人的体质、脾气都是遗传的。人的身材、面貌、体力、寿命都是可以遗传的。达尔文就认为，寿命长短与家庭有关，此外，他还认为，先天性色盲的起因往往可以一直追溯五代人。德国人霍法克甚至认为笔迹也能遗传。自然，某些疾病是可以遗传的，这类疾病范围非常广泛，淋巴结核、肺结核、癌症、精神病、痛风等病痛都包括在内。盖伊先生根据自己在肺结核医院的观察，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疾病的遗传倾向是父亲传给儿子，母亲传给女儿。痛风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富贵病，它可以由父母传给子女；可是有时，它并不是与富贵——虽然富贵才会引发这种病。要是落到穷人的头上，这种时候就尤其难以忍受了。
统计数据表明，甚至贫困也与家庭因素有关。父母染上的不良习气，它的影响会一直波及“第三、第四代”。但愿这一点会让人们多加留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们亲近的人，他们也应该做一个好榜样；就像俗话说的：“父辈吃酸葡萄，子女牙不保。”监狱牧师告诉我们，罪行往往引发罪行；济贫院院长也向我们证明，流浪汉往往是流浪汉的子女。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说：“一代人遗传给下一代人的，不仅是性格特征，甚至还包括这些特征所表现的形式，想想这一点真让人不寒而栗。小乔纳森·爱德华兹曾说过一件事情，在纽黑文有一个无赖，一次他正在虐待他的父亲，这时，他的父亲哭喊了出来：‘不要再拽我了，以前我拖拽我爹的时候也就是到这棵树的地方啊。’”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残酷命运捉弄人，其实却是严峻现实的产物。甚至一个地方的不良风气也会向后代遗传，而要消除这种风气，只有借助自我克制，借助文化的作用，借助明智而公正的统治，才可以做到。鲍尔博士曾经指出过一个醒目的事实：下院讲演，1870年3月21日。在爱尔兰，暗杀的风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在某几个地区盛行。诗人斯宾塞的祖上在3个世纪前，家室曾遭到劫掠、纵火焚烧，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在他的诗歌里，他对他所生活时代的爱尔兰西南地区的真实状况做了描述；那里在今天看来，依然是这般情形。同样醒目的是，鲍尔博士指出，斯宾塞的作品《仙后》里，倒是应当把阿波罗的格兰作为罪孽滋生之地——那个地方的狂暴、凶残的恶名声，一直到最近仍为人们所传播。
这是遗传的不良影响，从好的一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技术技能也可以由父亲传给儿子。一个机械师的儿子比一个农夫的儿子在机械方面更有可能得心应手，由于他的血统，他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可塑性。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世世代代以屠宰、镶嵌、雕刻和绘画为生的家族。奥格斯堡的基立安家族，连续四代出了四位杰出的雕刻师；我们还听说了三位范德维尔德、四位维尔内、两位泰尼埃和两位拉斐尔。盖尔特纳是德国的一个建筑世家，历经两个世纪而没有衰落；而兼为机械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的米尔涅家族，更是人才辈出，盛达300年。才华出众的父亲又造就了同样才华出众的儿子，所有这些事例中都是如此。难怪帕斯卡会提出这么宏大的一个规律：“人类在漫长时间进程中的延续过程，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一直不会死亡、一直在学习新事物个体的延续。”
东方民族对于所谓民族品德也抱着深刻不疑的信仰。《圣经》里有许多段落讲述的都是家系。《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述了大卫的出生一直到耶稣诞生。参阅《宗谱学》一文，见史密斯博士《圣经词典》。阿拉伯人对家系一直抱有信奉，阿卜杜拉·加德尔并举例证明说：“往荆棘树上浇玫瑰香水，即使浇一年，长出来的不是别的，仍然是荆棘；枣椰树哪怕是放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没有人照看浇水，最后仍然会结出丰盛、甘美的果实。”
普鲁塔克在描述他的那些英雄家系的时候，显得与众不同。这位大师把他们的祖先都追溯到天神或者是巨人。在他那里，柏拉图是梭伦的后代，亚历山大成了赫拉克勒斯的子孙。恺撒有一句名言：“每一个伟大的家族身上，都体现着那些统治人间的国王尊严，和那些统治这些国王的神祇的高贵。”性格的遗传是如此普遍常见，以至于亨利·霍兰德认为，真正让人奇怪的，不应该是性格的遗传，反而是它没有得到遗传。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性格遗传的痕迹不像面貌、体型那么明显。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性格的养成非常依赖于环境、教育和文化，依赖于智力成长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障碍。
无论如何，有一个良好的出身总是占很大的便宜，精神和智力的倾向是跟着血液一起流动的。只有某一类家族（和贫富无关）才可以繁衍出最优秀的后代，而这正是他们最宝贵的一种遗产。帕斯卡认为，一个有着良好出身的人，他会在20岁的时候就懂得承认别人的存在，尊重别人，而没有良好出身的人可能要到40岁才会意识到这一点。良好的出身对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帮助，远不如对他精神智力的帮助来得大。圣伯夫在对拉柯戴尔的批评中曾谈到：“即使考虑一个人将来的信念、信仰，他是否出身于一个健康、强壮或者一个纯洁、诚实的民族，这绝对不会无关紧要。在坚实有力、特征显著的机体上，我们可以找到聪明、美德和天才以及热烈雄辩的话语；人类一切伟大的天赋都在这里涌现。这时，我们也许能够确定，一种身体构造所拥有的自然力量，是足以把这些美德维持到终点的。”
历史上也有一些最出色的人物，他们有着无穷活力，才智出众，却都是私生子出生。伊萨克·狄士累利在他的《托兰回忆录》里写到：“不合法的出生往往产生果敢坚强的性格。”——弗莱彻博士曾依据一些简单的心理学原理对此做了解释。这里，我们无须进入那些神话人物的世界，只要看看胖子丕平的私生子查理·马特（他被称为锤子）；当时正值撒拉逊人横扫基督教世界，正是马特遏止了他们的进攻，并最终在图尔大战中将他们击溃。这可以算是近代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如果不是马特及其部队的英勇顽强，现在欧洲的大部分将是穆斯林而非基督教世界。马特之子矮子丕平被认为是法兰克人的国王，丕平之子和他的继任者查理曼，也称查理大帝，是早期欧洲历史一个最伟大的名字，也许仅次于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
我们可以略过那些无名之辈，看一看诺曼底的罗伯特·勒笛亚波的私生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征服者威廉，他在哈斯丁赢得了英国王位，并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把它紧紧攥在手里。斯图尔特家族中，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物是私生子，其中包括，被誉为“能干的摄政王”的默雷，他是苏格兰詹姆士五世和玛格丽特·艾斯金太太之子；伯维克公爵，英格兰詹姆士二世和阿拉贝拉·丘吉尔（马尔波罗公爵之妹）之子。后者在蒙田眼里，成了完美人格的化身。蒙田说：“从普鲁塔克的作品里，我知道伟人是什么样子；而公爵却让我可以更贴近了观察他们的实际面目。”不过，这位公爵待人冷淡，说话直截了当，一次，有人问西班牙女王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效力，女王回答说：“这是个英国怪物，谁在他面前都会变得老老实实的。”这或许是一个英国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赞扬；他说话很少，但尽职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