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是区域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应有之义，国家实施差别化的区域经济政策，中央财政将持续不断地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东部地区要加快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层次向高端迈进，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统一市场体系建设，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
——2013年7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
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是我国政府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如刀砍斧剁一般的事实是我国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区域之间经济水平的巨大落差、经济结构的严重错位和经济政策之间的频繁龃龉几乎成为我国经济的痼疾。如何平衡区域经济水平，如何调节区域经济结构，如何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成为李克强总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国外的经济史表明，区域结构优化的最好武器正是李克强总理高度关注的“市场化”。市场化并不是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相反，市场化是要求政府更好地做事情。地方政府和企业应该在区域经济优化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
中国区域经济的三大痼疾
有人用“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来形容中国的经济现实：北上广等大城市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都不逊色，是为第一世界；二线城市，如大连、青岛、各省省会城市，类似于中等收入国家，是为第二世界；一些二三线的小城市为第三世界；而广阔的农村和西部地区的部分小城镇就是第四世界了。
话虽尖刻，但是占理。中国区域经济的三大痼疾——经济水平的巨大落差、经济结构的严重错位和经济政策之间的频繁龃龉——确实让中国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
痼疾之一：经济水平的巨大落差。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高，经济之繁荣，几乎可以超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人们从事工业、商业或者服务业，不知稼穑，充分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舒适与便利，乘坐地铁往来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到超市购买不知是从法国还是从澳大利亚进口来的商品。然而，在广大的西部，尤其是西部农村，现代社会似乎跟他们没有关系。虽然不至于刀耕火种，但机械化农业比地平线还要遥远；想外出先坐拖拉机，甚至先骑马；绝大部分消费品是自家土地上出产的粮食蔬菜，除了少数几种日用品，几乎不需要货币。
痼疾之二：经济结构的严重错位。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各个区域之间一定会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然而，中国东西部经济之间的联系可能尚不及东部沿海地区和欧美经济联系之紧密。以能源为例，我国东部工业经济发展大量需要煤炭，而西部的新疆是煤炭出产地区，但是受限于东西部铁道运输能力，东部地区不得不从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煤炭。另一个例子是棉花，新疆是棉花主产区，但高昂的成本让东部的棉纺织企业望而却步，宁可从海外进口棉花，也不愿意使用新疆棉花。
痼疾之三：频繁的政策龃龉。有人说中国的经济是“诸侯经济”，这话概括了中国各个地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台面上，各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人都说要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实际上相互掣肘之处甚多。以长江水路运输为例，重庆等地区要求拆除武汉、南京两处长江大桥，拆除之后万吨巨轮可以沿长江直达重庆，而武汉、南京两地则坚决反对这样的提议，南京市副市长表示：“拆掉了南京长江大桥，南京的港口怎么办？南京长江大桥还要用50年。”武力和肖翔两人在《不均衡与均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兼对******以来党关于经济发展思路和政策的考察》一文曾经提到：
就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来说，东、中、西部的区位条件、原有基础以及政策倾斜等条件的差异，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从1980年到2002年，东部地区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分别高出1.6个和1.7个百分点，其中，1980—1990年，东部地区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只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0.93个和0.5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东部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东部发展动力明显强于中、西部，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比中、西部分别高2.2个和2.8个百分点。
这像是同一个国度里发生的事情吗？不像吧。实际上经济水平的巨大落差确实会造成国家的动荡甚至分裂，比如说美国的南北战争。马克思曾指出：“（美国）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
从意识形态上说，南北战争是因为在黑奴问题上南北双方持不同意见，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经济的不均衡是战争的一大动力。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北方已经基本完成了初级的工业化，经济以工业为主，而南方则以农业为主。这一差别导致南北双方在各项主要经济政策上意见相左。北方的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主张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南方的庄园经济则要求把黑奴束缚在土地上；北方的工业需要广阔的市场，因此主张高额关税以对抗欧洲工业品的输入，而南方则是工业品的消费方，主张低关税以享受价格低廉的欧洲工业品；北方希望获得工业原料，如棉花，而南方则更希望出口给欧洲。在如此之多的问题上对立，南北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南北战争”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性的经济上的冲突。它既不是我国（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地方性的矛盾，也不是最后一次的矛盾……
两个地区矛盾的基本原因在于：南部主要是一个农业地区而北部却日益趋向于工业。这是一项农场经济和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摩擦。建筑在农场制度之上而为棉业兴起以后所继续的殖民地农业生活，使“南部”趋向于成为一个农业和出口的地区，工业十分薄弱。与此相反，“北部”却正在逐渐地发展着一种商业和工业生活。利益的冲突首先表现在关税问题上面。（林斯、凯恩，《美国经济史》）
可见，区域结构优化在所有的大国都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社会的不稳很可能接踵而至。
政府干预无出路，市场经济是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都非常重视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改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素质，大量的高等院校迁往内地。之后，每年都会向中西部地区调运大量物资，千禧年之际更是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然而，这么多措施之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坚持由政府直接调配经济。苏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很多中国人都关注过苏联解体，但有多少人知道苏联这个国家的第一条裂缝出现在哪？在民族主义。从波罗的海三国大游行到纳-卡州事件，再到后来的独联体，是民族主义真正埋葬了苏联，而民族主义背后则是经济。苏联幅员2200多平方千米，有140多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极为不均衡。苏联的欧洲部分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经济发达；亚洲部分，如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则经济落后。苏联中央政府为平衡地方经济发展，大量从欧洲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无偿调配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亚加盟共和国；把中亚加盟共和国的油气资源调配到欧洲加盟共和国。本来中央以为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结果两头不讨好。欧洲加盟共和国认为无偿调配物资影响了自己的发展速度，而中亚加盟共和国则认为自己向外输送了大量的资源，经济却仍非常落后。如此之下，加盟共和国之间、加盟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苏联兴亡史》分析道：
苏联幅员广阔，横跨欧亚两大洲，人口、资源分布很不平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例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原先发展水平较高，居民生活水平在加入苏联前和瑞典、芬兰相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不断拉开了距离，因此，三国普遍感到并入联盟“吃亏”了。乌克兰资源丰富，文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较高，但联盟中央常无偿调拨其人力物力到其他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自身经济的发展。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各国，几十年来经济文化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那里的人民也埋怨联盟未能帮助他们迅速改变落后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