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御×工作吃紧的期间，忽然从最神圣的中枢里发出类乎向×乞怜的狺声，或不站在自己的岗位，而去指东摘西的，是吠家狗。甘心引狼入宅，吞噬家人的是引盗狗。我们若看见海港里运来一切御×时期所不需的货物，尤其是从“××船”来的，与大批的原料运到东洋大海去，便知道那是不顾群众利益，只求个人富裕的饕餮猫的所行。用公款做投机事业，对于国家购入的品物抽取回扣，或以劣替优，以贱充贵，也是饕餮猫的行径。具有特殊才干，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却闭着眼，抚着耳，远远地躲在安全地带，那就是懒惰猫。这些人狗，人猫，多如牛毛，我们若不把它们除掉就不能脱离畜道在家里横行，虽有英勇的国士在疆场上与狼奋斗着，也不能令人不起功微事繁的感想。所以我们要加紧做打狗轰猫的工作。
又有些人以为民众知识缺乏，所以很容易变成迷途的羔羊，而为猫狗甚至为狼所利用。可是知识是不能绝对克服意志的，我们所怕的是意志薄弱易陷于悲观的迷途的牧者。在危难期间，没有迷途的羔羊，有的是迷途的牧者。我的意思不是鼓励舍弃知识，乃是要指出意志要放在知识之上，无论成败如何，当以正义的扶持为准绳，以人道的出现为极则。人人应成为超越的男女，而非卑劣的羔羊。人人在力量上能自救，在知识上能自存，在意志上能自决，然后配称为轩辕的子孙。这样我们还得做许多积极工作。一方面要摧毁败群的猫狗，一方面要扶植有为的男女，使他们成为优越的人类。非得如此，不能自卫，也不能救人，不配自卫，也不配救人。所以此后我们一部分的精神应贯注在整理内部，使我们的威力更加充实。那么，就使那些比狼百倍厉害的野兽来侵犯我们，我们也可以应付得来。为人道努力的人们，我们应当在各方面加紧工作，才不辜负两年来为这共同理想而牺牲的将士和民众。
（原刊1939年7月7日香港《大公报》，收入《杂感集》）
国庆日所立的愿望
明天就是中华民国建国第二十八周年的纪念日，却是第二十九周年的第一日。从这点看来，也是一个元旦。这个建国的元旦当比时令的元旦更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是国家的生日，全国的人民在这天不但要彼此祝贺，并且对着他的国家立个人工作的愿望。我们在元旦对于一切总是要从好里想的。我们对于一年中的期望也是要望着安泰与康乐那边去的。我们常回想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样的好话。但是从前的人口里虽是这样祷祝，在行事上，思想上却没努力去求实现，弄到年年是在期望着，而风雨国民仍不免有不调不顺不泰不安的现象。这固然由于执政者的知识的不充足，但一般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观念与见解的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人民必得对于国家有深切的认识，知道国家的生存与他有密切的关系，才可以期望国运的兴隆。不然，虽有知识与愿望也是徒然。
对于国庆日我们不敢有很奢的期望，如果能达到下列四个愿望，便满足了。
第一，我们愿望中华民国的国本从今天以后越发坚定。旧时代的人民只知有朝，不知有国。且每每以朝为国。亡国只是换朝的别名。国民，在事实上不过是君主的臣仆。君主只知他的地位是上天命他来造元首，来享受，所期望于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无非是使他个人安享。他对于国家没有高尚的理想，只知道人民是为他而生存。人民也就不敢有什么主张，纵然有，也不敢阐发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二十八年前，中国只有朝代并没有什么国家。“国”的产生，在中国只是这二十几年。我们的民众对于民主政体从模糊的接触，渐渐进到比较清晰的认识，也同于一个人从幼年进到成年期间，经验和理想都渐渐有了根基。我们今日的国难，便是命运将我们抛在民族海中或国家林里，来试验我们的图存力量是否充足；试验我们对我们建国的理想是否正确；我们对于所持的信念是否忠诚。我们愿望国本越来越坚定，先要了解我们的建国理想与护持我们对于国家的信念。
第二，我们愿望从今日起，国内渎职贪婪的官吏迅速被铲除。人民对于政府和国家缺乏热情的拥护，都是因为多数的文武官吏渎职贪婪。那班人的人生观只望求到个人的享受，仍脱不了朝代臣仆的观念，还没进到国族公仆的阶级。故此，一切的活动都是为个人的荣华富贵努力。他们对于群众的福利固然不关心，而对于公款私财，还要尽力榨取。人民的脂膏在他们手里，国家的命脉也要断送在他们的手里。我们要看这样的民贼的罪恶是和汉奸一样，要在短期间清除他们。我们要分辨他们是否贪婪是很容易的。对于“发国难财”的公务人员，更容易识别。政府如果对于他们没办法，我们就怕国家前途的荆棘会更多了。在严惩贪污以外，我们还希望政府能够明令规定人民财产的最高额数，凡超过法定的额数的财产充为公有。这样或者可以使贪婪者无所企图，于国家民族的康健是很有裨益的。
第三，我们愿望从今天起，国民的知识蒸蒸日上。人民被欺负多因于知识缺乏。他们不知道国家与他们的关系，在数千年的教训的下，使他们对于事事都听天由命，当事顺从，遇事畏葸。要知顺从不定是服从。服从是由于自己的了解，对于某事佩服，才随从着做下去。顺从是不管你了解与否，你总顺从着别人的意思去做。这样纵然不把他们变成犬马，也与奴隶差不多了。我们愿望有知有力有权的国人迅速地把他们从愚暗的牢狱解放出来。那么，对于他们，我们应当负起供给一个健全的国民应具的常识的责任。识字运动与国语统一运动是刻不容缓的。在传播知识的工作上，我们受过教育的人们都应当参加。这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事业，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之一。还有我们见得到的信预言，信真命天子，信符咒等等知识上与心灵上的微（霉）菌蔓延于各阶级中间，更要使我们对于知识的传播是必须迅速地举行的。
第四，愿望国民对于文艺和精神上等的资养料越能吸收。干燥的知识若没有文艺的陶冶，或者只能造成一个有用的人，可不能做成一个有性情的人。性情对于事业也是很重要的。许多没灵魂的****民贼，多半由于性情乖戾所驱使。要预防这个，我们在文艺上应当供给有益的粮食。这个步骤，当然要分出许多等第，但我们最要的作品，必须以能供给前方将士与劳作的群众为主。他们的需要文艺皆比优闲的人们更迫切。所以我们希望全国文艺家努力为他们多产些作品。我们不希望滥调的宣传文学，只希望作者能诚实地与热情地将他们的感想与经验宣露出来，使读者发生对于国家民族的真性情，不为物欲强权所蒙蔽，所威胁。
我们不要打空洞的如意算盘，望国际情形好转，望人来扶助我们。我们先要扶助我们自己，深知道自己建立的国家应当自己来救护，别人是绝对靠不住的。别人为我们建立的国家，那建立者一样可以随时毁掉它。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庆日于我们特别是可宝爱的，我们要人人得到天赋的权益，在世上满足地生存着，当须念念不忘地图谋所愿望的工作能够逐渐实现。
（原刊1939年10月9日香港《大公报》，收入《杂感集》）
今天
陈眉公先生曾说过，“天地有一大账簿：古史，旧账簿也；今史，新账簿也。”他的历史账簿观，我觉得很有见解。记账的目的不但是为审察过去的盈亏来指示将来的行止，并且要清理未了的账。在我们的“新账簿”里头，被该的账实在是太多了。血账是页页都有，而最大的一笔是从三年前的七月七日起到现在被掠去的生命，财产，土地，难以计算。我们要擦掉这笔账还得用血，用铁，用坚定的意志来抗战到的。要达到这目的，不能不仗着我们的“经理们”与他们手下的伙计的坚定意志，超越智慧，与我们股东的充足的知识，技术，和等等的物质供给。再进一步，当要把各部分的机构组织到更严密，更有高度的效率。
“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的名言是我们听熟了的。自军兴以来，我们的武士已经表现他们不惜生命以卫国的大牺牲与大忠勇的精神。但我们文官的中间，尤其是掌理财政的一部分人，还不能全然走到“不爱钱”的阶段，甚至有不爱国币而爱美金的。这个，许多人以为是政治还不上轨道的现象，但我们仍要认清这是许多官人的道德败坏，学问低劣，临事苟办，临财苟取的结果。要擦掉这笔“七七”的血账，非得把这样的坏伙计先行革降不可。不但如此，在这抵抗侵略的圣战期间，不爱钱，不惜死之上还要加上勤快和谨慎。我们不但不爱钱，并且要勤快办事；不但不惜死，并且要谨慎作战。那么，日人的凶焰虽然高到万丈，当会到了被扑灭的一天。
在知识与技术的供献方面，几年来不能说是没有，尤其是在生产的技术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有了许多发明与发现（请参看卓芬先生的近年生产技术的改进。香港《大公报》二十九年七月五日特论）。我们希望当局供给他们些安定的实验所和充足的资料，因为物力财力是国家的命脉所寄，没有这些生命素，什么都谈不到。意志力是寄托在理智力上头的。这年头还有许多意志力薄弱的叛徒与****民贼的原因，我想就是由于理智的低劣。理智低劣的人，没有科学知识，没有深邃见解，没有清晰理想，所以会颓废，会投机，会生起无须要的悲观。这类的人对于任何事情都用赌博的态度来对付。遍国中这类赌博的人当不在少数。抗战如果胜利，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运气好，并非我们的能力争取得来的。这样，哪里成呢？所以我们要消灭这种对于神圣抗战的赌博精神。知识与理想的栽培当然是我们动笔管的人们的本分。有科学知识当然不会迷信占卜扶乩，看相算命一类的事，赌博精神当然就会消灭了。迷信是削弱民族意志力的毒刃，我们从今日起，要立志扫除它。
物质的浪费是削弱民族威力的第二把恶斧。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用外货的国家，但我们都忽略了怎样减少滥用与浪费的方法。国民的日用饮食，应该以“非不得已不用外物”为宗旨。烟酒脂粉等等消耗，谋国者固然应该设法制止，而在国民个人也须减到最低限度。大家还要做成一种群众意见，使浪费者受着被人鄙弃的不安。这样，我们每天便能在无形中节省了许多有用的物资，来做抗建的用处。
我们很满意在这过去的三年间，我们的精神并没曾被人击毁，反而增加更坚定的信念，以为民治主义的卫护，是我们正在与世界的民主国家共同肩负着的重任。我们的命运固然与欧美的民主国家有密切的联系，但我们的抗建还是我们自己的，稍存依赖的心，也许就会摔到万丈的黑崖的下。破坏秩序者不配说建设新秩序。新秩序是能保卫原有的好秩序者的职责。站在盲的蛮力所建的盟坛上的自封自奉的民主，除掉自己仆下来，盟坛被拆掉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那盟坛是用不整齐，没秩序和腐败的砖土所砌成的。我们若要注销这笔“七七”的血账，须常联合世界的民主工匠来毁灭这违理背义的盟坛。一方面还要加倍努力于发展能力的各部门，使自己能够达到长期自给，威力累增的地步。
祝自第四个“七七”以后的层叠胜利，希望这笔血账不久会从我们的新账簿擦除掉。
（原刊1940年7月7日香港《大公报》，收入《杂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