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识得军国大事
和珅是一个大贪官,此话不假。但历史上的和珅除了“贪”之外,还做过许多至少看起来不是“坏事”的事。
和珅在乾隆朝后期,当政长达二十多年,深得乾隆帝重用和赏识,要知道乾隆帝毕竟是开创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而不是一个昏君。所以,和珅当政期间不可能是一个只知贪污受贿,不识军国大事的人;否则,不用等到嘉庆当政,乾隆早让和珅人头落地了。
但由于嘉庆赐死和珅后,官方关于和珅的档案资料可能多被毁坏,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官方及民间的记载,大都是和珅负面的形象。但从仅存的官方资料中,我们也可看出乾隆朝的数次重大用兵,和珅要么亲临前线作为督军,要么负责整个用兵的后勤供应,要么给乾隆帝出谋划策,都立下了一定的功劳。在处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也都有些政绩可言。
和珅在一些经济事务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清史列传》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京师米价昂贵,各铺户囤积居奇。”竞相涨价,市民特别是贫民叫苦连天。和珅看到这种情况,便上奏:“请嗣后饬禁,毋得过五十石。”即请乾隆下旨,各粮商存货不得超过五十石,否则问罪。和珅还主张把查出的六万多石粮食或减价出售,或设粥厂赈济百姓,因此曾引起商人和王公大臣的群起反对,据说只有刘墉支持和珅,而京城百姓则拍手称快,称和珅为“和青天”。
和珅当政的二十多年中,在乾隆的同意下,对清朝前期制定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做了一系列的变更革新,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这一点上,和珅可谓是一位军国大事的谋略家。当然,更多的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独断专权而做的调整,为清朝以后的统治留下了弊端。
和珅长期在军机处任职,利用职权对军机处做了大量的调整,而且等到后来和珅倒台后,已经分辨不清哪些是原有的体制,哪些是出自和珅的手笔了。
清代学者洪亮吉曾说:“十余年来,其更变成例,汲行一已私人,犹未尝平心而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准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其广,不能一切屏除。”嘉庆上台后,即使想要彻底清除和珅党羽,也觉人数过多,忠奸难辨只好作罢了。和珅能做到这一步,首先因为他改变了过去军机处章京人数均有定额的做法,而是规定:“其挑补俱由军机夫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这样一来,军机处就成了脱离皇帝管理之外的独立衙门,和珅完全掌握了军机处的人事任免权,可以不经过皇帝就决定人选,任人被排挤出去。和珅利用这一机会,将军机处中绝大部分与己不和、不依附于他的人撤职或调出,肆意利用党羽,使偌大一个军机处完全成了和氏的天下。
另外,和珅还对传统的台谏制度做了变更。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因为制度建设的松散和不健全,主要还是南官员进行“人治”,与此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约束官员的体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才设立了所谓的“谏官”制度。谏官起源于汉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称“台谏”之官。谏官的任务就是“风闻言事”,负责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和操守,有权利直接向皇帝上疏弹劾官员,而且可以仅凭“风闻”,即不一定需要具备充实确凿的证据,就可以加以参奏。历代的谏官,都为封建君主重视,大多选用清正耿直之士来担任。到了和珅那里,他以年青官员办事不如老年官员持重,多非无稽之谈为由,规定谏官只能任用六十岁以上的官员。试想人到老年,锐气大减,又离告老还乡时日不远了,谁还肯为了参劾官员毁掉自己的晚年。所以,自此以后,台谏之官大多缄口无言,形同虚设,而且和珅还规定,以后凡是呈递给皇上的奏折,都必须同时向军机处递交一份副本,这就是《清史稿》中所说的:“同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这样一来,和珅便把朝臣上疏言事的渠道给封住了,谁会胆敢把弹劾和珅的奏折送到他手中。和珅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不用再担心有人会告他的状了。
在军事方面,和珅也手握重权,他除了担任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都统、都统之外,还曾兼任过兵部尚书,掌握过整个国家的兵权。乾隆后期,甘肃农民起义,和珅曾做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后来台湾起义,又是和珅向乾隆举荐福康安任主帅征讨台湾,而且整个用兵的粮饷、后勤也多是由和珅安排的。
和珅在制度上变更最为重要的是议罪银制度的设立。这项制度由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开始设立,一直延续到乾隆逝世才告终止,其间大约经历了二十年。议罪银由和珅在军机处内部设立的密记处加以管理,收取的银两绝大部分不归入国库,如果官员犯了过失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不薄惩。也就是官员交纳银两以代罪的制度。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皇帝需要银两了,可以很容易地寻找原由,叫官员出钱。因为议罪银采取的是“自愿”交纳的形式,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为了日后减少麻烦,未雨绸缪,常常不等怪罪就先交上银两,而且从重交纳,以博取皇上欢心,据记载只议罪银一项,乾隆每年的收入就可达三十万两左右。
和珅在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变革,在嘉庆亲政后随着他的倒台大多被废除,但是,毕竟对乾隆统治后期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官员贪污成性等社会的混乱局面。
2.皇帝的理财高手
乾隆之所以特别宠信和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和珅善于敛财。他总是运用各种方式,为乾隆聚敛到不可计数的财富供他挥霍,正因为这样,乾隆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中无论如何离不开和珅。
乾隆统治时期,整个社会经过了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也开始变得富足,国库也较为充裕。这些无疑使得乾隆有些沾沾自喜,对自己的政绩颇为得意:这就好像一个殷实之家的主人,看到自己的财富日多,就会变得喜好讲究气派,追求排场。乾隆也渐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多的最为好大喜功的皇帝之一。然而再大的家业,也架不住整日的挥霍,乾隆一生中曾六下江南,多次拜谒泰山、三孔等古迹,还修建了多处宫室,再加上他性喜收藏,对各种诗词碑帖、古玩玉器无所不爱。就连当时的朝鲜使者都感觉到乾隆的奢侈无度,他说:“皇帝穷奢极侈,故赋重役烦,生民困苦,不自聊活矣。”这样,到了乾隆中年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国库已然有些不支了,而止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富贵日子的乾隆,很难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他迫切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和珅的出现恰逢其时,立即成为乾隆的心腹,被乾隆视做国之栋梁。
和珅是一个只知道敛财不会考虑社会生产发展与否的人。所以,他的广开财路,说白了只不过是巧立名目,把各地官员和商人的财富搜刮过来而已;而且,这些钱又必须来得名正言顺,让乾隆用得理直气壮。为此,他广泛号召官员,为了感激皇恩浩荡,自愿进行贡献,以示忠心。他这么一说,谁敢不听,如果不贡献财物,岂不成了对皇上不忠心了。当时,无论是朝中的官员,还是各地的地方官都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地把搜刮来的财物贡献出来。乾隆的第五、第六次南巡,靠的差不多全是江南一带官吏和富商的贡献,内务府几乎没有什么支出。还有每年到了皇上、皇太后寿诞或是年节之际,各地的礼物也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京城,让乾隆十分高兴,对和珅的理财才能赞不绝口,好像这些财富全是和珅一人的功劳,他就忘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和珅为他聚敛的财富还不是出自天下的百姓。
和珅除此之外,确实也对政府财政的管理费了不少脑筋。他在身为崇文门税务总监期间,像管理自己的家产一样精打细算,绞尽脑汁。京城中自明朝起就设有收税的关卡,原本有九道,即在九座城门分别向进出京城的客商官员收税。到了清朝全部集中在一处,在崇文门统一收税,设正副监督各一人。因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肥缺,皇上一般会任命自己最喜爱的大臣掌管,以示恩宠,因此和珅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捞尽油水。崇文门的关税在和珅的掌管之下,越来越重,恨不得雁过也要拔毛;不但过往商旅不堪重负,就连朝廷官员也是难以应付。据传说,京城周围的百姓入城时,都会在帽沿上插上两文制钱,让把守的税吏自行摘取,已经成了习惯。这种苛刻的税收,使崇文门以每年17.32万两的收入位居全国三十个税关的第四位,远远高于其他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