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消灭义渠戎。义渠戎是战国时代戎族中最强大的一支，秦国和义渠戎的斗争长达三四百年之久。春秋时，秦穆公征讨西方少数民族，“开国十二，遂霸西戎”，义渠戎就在其中。秦厉公和躁公时，秦国与义渠戎交战，都是胜多败少。秦惠文王时，义渠戎再度强盛起来，对秦国构成严重威胁。比如，在公元前335年，义渠戎就在洛水这个地方打败了秦国的军队。虽然惠文王七年（前331），秦军又一次打败义渠戎，并且“县义渠”，也就是在义渠戎的地盘上设立了县制，以“义渠君为臣”，但从后来事态发展分析，秦国只是在占领的原义渠戎部分地方实行郡县制，义渠戎国仍然存在，受秦国支持的义渠戎王只是向秦称臣求得保护以巩固权位而已。这一时期，秦国对义渠戎采取怀柔政策，拉拢其统治者以解除西方后顾之忧，集中精力于东方争夺。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当然是不巩固的，所以，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秦国再次发兵攻打义渠戎，占领了郁郅（zhì）（今甘肃省庆阳）；三年后，当韩、赵、魏三国联军与秦军决战于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时，义渠戎与联军东西呼应，发兵攻击秦国，还趁机占领了秦国的李帛，但未能有效支援联军，秦照样将三国联军打败。不过，义渠戎对秦后方的威胁，使得秦国有如痈在背不除不快之感。因此，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即公元前314年，秦国大举伐义渠戎，连克25城，数年后又再次攻打义渠戎和丹犁（川西南的一个部落），从此，义渠戎彻底亡国，再不见义渠戎寇秦扰秦的史料记载，可见这两次打击是沉重有效的。经过秦国的多次打击，义渠戎已失去了陕北等地的土地，到秦昭王时，义渠戎只能在陇东一带活动。几代秦君未解决的义渠戎问题，终于由昭王彻底解决。公元前272年，秦昭王母子设计诱杀义渠戎王于咸阳，紧接着起兵灭掉了义渠戎国，并在新占领区普遍设立郡县，修筑长城。义渠戎隐患的解除，不仅消除了秦国的后顾之忧，戎地骁勇的士兵和众多的牲畜，也为秦灭六国提供了雄厚的军事资源。
第三，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秦国除了政治廉明、外交军事方针正确之外，还造就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军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荀子说秦国军队“是最为众强长久”，“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在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的基础上，秦军规模大增，以长平之战推算，当时秦国出兵五六十万，加上留守关中和各地的兵力，估计其总数当在近百万，是七国中实力最强大的。
秦昭王时，战争的一大特点是不仅争城夺地，更重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从兵源上瓦解敌人。歼灭战是残酷的，但又是统一战争所必须的，只有大规模消灭敌人，才能加速六国灭亡结束战争，所以杀人又是无法避免的。在惠文王和武王时期，秦军已有一战歼敌好几万的纪录。昭王时代，歼灭战发展到空前规模，伊阙之战杀敌24万，长平之战歼敌45万。长平之战歼敌数目之大，即使以现代战争规模衡量也是非常惊人的。就秦军的几次大战役而言，仅白起指挥的战争累计歼灭敌人就达百万以上，若加上当时著名战将司马错、向寿、张若、胡伤等人指挥的战争，估计歼敌在200万上下。这对当时人口不到2000万的六国来说，占的比例很高。其实被歼的几乎全是楚国与三晋的军队，这样占人口的比例就更高，若以占四国男性成年人口比例而言，就高得惊人。另外，数以十万计的杀敌致胜造成的心理震慑作用，更是超过了歼灭战本身的作用。昭王时代是与六国决胜的时代，其后三代秦王，特别是秦始皇时代，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六国已成强弩之末，秦国以破竹之势摧枯拉朽，很快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秦始皇的时代是完成期收获期，其胜利的坚实基础在昭王末年早已奠定。
第四，消灭西周。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天子地位一落千丈，常被诸侯侵凌。战国末年，周王室分裂，弱小的周政权又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由东周君、西周君治理，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周赧王居西周。就国力而言，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有消灭二周的绝对力量，就地理位置而言，韩、魏灭二周也易如反掌，但他们都无此胆量向周发难。其原因在于投鼠忌器，畏惧灭周之举招致以下犯上的罪名，陷入道义上的孤立，甚至遭到各国共同讨伐，成为众矢之的。环顾当时天下列国，有胆略和实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wěi）的只有秦国一家。灭二周在军事上是轻而易举的，后果却是危险的，必须有压倒各大国的军事实力方保无虞。公元前256年，秦国连续伐韩击赵，两国丧师失地节节败退，周赧王害怕秦国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攻打西周，于是准备联合诸侯，率精锐部队攻打秦国，可还没等军令出城，秦国已经攻克了西周。周赧王磕头请罪，献城让位。秦昭王接受了周赧王的献城，让周赧王还于西周。这一年，周赧王和西周君均死，名义上的最高宗主国便被秦灭掉。灭周不仅表明秦统一天下的决心和意志，更显示了秦国已经完全具备击败东方各国联合进攻的雄厚实力，这一事件给各国造成深刻的心理威慑，意义是深远的。灭周是一个新纪元的真正开始，东方各国的末日也真正来临。
秦昭王在位时间是历代君王中最长的，在最后六七位秦国君王中，他统治的时间超过了前任的孝公、惠文王、武王的总和，也超过了后面的孝文王、庄襄王和秦始皇的总和。他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成就，即使较之始皇帝也毫不逊色。翦伯赞说，秦昭王末年，“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是非常精辟的论断。虽然晚年他独裁专断造成若干损失，如听信应侯之言，丧失灭赵良机，冤杀名将白起，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历史功绩，也不能掩盖这个时代秦国在各方面突飞猛进的事实。昭王时代是和孝公时代、秦王政时代（称帝前的时期）并驾齐驱的重要时代。
①《史记·秦本纪》：“宣太后者，惠文王之妾，昭王之母也。其先楚人，姓芈氏。故号芈八子。”《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八子者，妾滕之子也。
②《韩非子·外储外》：“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搏，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
§§§第四十二节滋润濡养——励精图治造福巴蜀李冰兴修都江堰
前面讲过，秦昭王击魏伐赵、灭二周之所以能够取得节节胜利，根本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远交近攻和近攻远交军事战略的成功运用，其次便是国内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巴蜀地区的政权巩固与经济发展，为秦国的军事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不仅物产富饶，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是水路攻楚的必由之地。秦昭王三十年，蜀守张若从巴蜀攻占楚国巫郡及江南地，设黔中郡，在此有利形势下，昭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巴蜀问题，以谋反嫌疑罪杀蜀侯绾。至此，蜀国统治者彻底灭亡，秦国在巴蜀的郡县制政权才真正得以巩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巴蜀的稳定，对秦国以后的统一战争有着重大战略物资保障作用。
秦将巴蜀纳入版图之后，对巴蜀之地的经济建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李冰父子组织修建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都江堰工程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这项工程变水患为水利，对增强秦国实力，改善和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很大作用，至今，生息在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上的人民还沐享着它的泽惠。诸如此类事例当不止李冰父子，其他地方也一定会有，只是已被浩茫的历史湮（yān）没了。为了使读者诸君对李冰父子的功业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下面我们专门就都江堰的修建，予以详细解说。
李冰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大约在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被任命为蜀郡守。司马迁在《史记》里对李冰的记载很少，只有短短的三个字：“蜀守冰”，没有记载李冰的姓，也没有记载李冰的家族地望，班固的《汉书》上记载李冰姓李，这与后来的考古发现是很吻合的。
李冰的事迹史料上面记载得很少，我们无从得知李冰为蜀郡守时的所作所为，但是，从民间传说和文人的零星记述中，我们还是大概能够看得清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水利学家的面影。
余秋雨在他的文化散文《都江堰》中，对都江堰和修建它的李冰给予了很高的政治文化评说。余秋雨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因为正是因为有了都江堰，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的民族有了重大的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都江堰灌溉的不只是天府之国，而是整个中华民族。
余秋雨认为，李冰任蜀郡守，对四川来说，是一大幸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更是一大幸事。因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李冰，他懂得并遵循着一个最简单，但又最为重要的从政之道，那就是：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就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的确如此，李冰担任蜀郡守之后，非常关心老百姓疾苦，经常走访民间、倾听民众的呼声，以解决老百姓的困难。他了解到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岷山的岷江，经常发生水涝灾害，时时威胁着两岸人民，就像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宝剑，使人们整天提心吊胆，难以安居乐业。于是他就和儿子二郎一起，对岷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行程数百里，沿岷江逆流而上，亲自勘察岷江的水情、地势，决心为四川民众解除洪灾之患，开凿幸福之源。
如今看来，李冰最令人敬重的，还不仅仅是他为国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而是他作为一个水利工程师的绝世才华和智慧。我们完全可以合理的想象，当他在崇山峻岭中考察时，一定会发现岷江上游两岸山高谷深，水流顺势而下，水流很急，但到了灌县附近，岷江江面逐渐开阔，水流进入一马平川的水道，声势浩大，一泻千里，冲垮堤岸，造成洪涝灾害。细心的他也会发现，从上游夹带的大量泥沙也因水面开阔而大量淤积，使河床升高，水位上涨，造成更大的水灾。他也许会在凝思之际那偶尔的一抬头时，特别地注意到了灌县城西的玉垒山，正好挡住江水东流的去路，使得两边的江水在这里积聚，流速减缓。说不定，他在与江边老水工的攀谈中，会得到这样的信息：即每年洪水季节，玉垒山西边江水滔滔，冲击堤岸，造成水患，而东边却常常缺水，发生旱灾。由此，他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治水理念，即治理岷江水患，就必须打通玉垒山。于是，在他治水的最初的方案中，就有了废除前人开凿的引水口，将引水口移至玉垒山处的草图。
从现在都江堰的实址来看，李冰在实地考察基础上，一定是确定了一整套治理岷江的完整周密方案。按照这一方案，首先就要打通玉垒山，使岷江水能够畅通流向东边，这样既可以减少西边的江水，使西边的江水不再泛滥；同时，也能解除东边的干旱，使滔滔江水流入旱区，灌溉那里的良田。
于是李冰组织了上万名民工，打响了开凿玉垒山的战斗。
这是治理水患的关键环节，也是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民工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人们盼望着都江堰的修成能解除千百年来的旱涝灾害，给万亩良田带来丰收，使人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由于开始时施工没有经验，加上玉垒山山石坚硬，工程进度极其缓慢，每天只能凿开很少一部分山石。这可急坏了李冰，他觉得多拖一天，当地老百姓就多一天处在水患边缘，时间久了，民工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到那时工程就更难以进行，甚至有可能半途而废。为此，李冰天天苦思冥想，坐不稳、睡不安，他不能辜负老百姓的期望，不能再让老百姓过那种灾害频仍却毫无保障的危险日子，他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是，他又发动民工出主意、想办法，集中众人的智慧。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民工建议，应当在岩石上开一些沟槽，然后放上柴草，点火燃烧，岩石在柴草的燃烧下就会爆裂。李冰采纳了这一建议，实践证明非常有效，工程进度大大加快，大家的干劲也更加高涨。
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终于在玉垒山开凿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这就是都江堰非常有名的“宝瓶口”。奔流不息的岷江水通过宝瓶口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旱区，都江堰的第一大工程终于完成。
为了使岷江水能够顺利东流且保持一定的流量，并充分发挥宝瓶口的分洪和灌溉作用。李冰在开凿宝瓶口以后，又决定在岷江中构筑分水堰，将江水分为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在江心构筑分水堰是一项很艰巨的工程，因为江心水高浪大，水流湍急，筑成的堰堤要很坚固，否则随时都会被洪水冲走。李冰在构筑分水堰时，开始采用往江心抛石的办法，使石块逐渐增高、加大而形成堰堤，结果没有成功。抛下去的石头，经不住洪水的冲击，不断地被洪水冲走。李冰再次陷入困境，但他并没有灰心，而是积极寻找办法。他想到了岷山一带盛产大竹，许多当地人用竹子盖房，编竹笼盛东西，这使他大受启发。于是他决定借鉴其方法，请来许多竹工，然后让他
们编成长3丈、宽2尺的大竹笼，再在里面装满鹅卵石，然后让民工将沉重的大竹笼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结果大竹笼在急流的水中安然不动，稳稳地固定在那里。就这样，分水大堤终于建成。大堤前端的形状好像一条鱼的头部，所以被称为“鱼嘴”。鱼嘴的建成将上游奔流而下的江水一分为二：西边称为外江，它沿岷江河面顺流而下；东边称为内江，它流入宝瓶口。江水然后再分成许多大小河渠，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灌溉网，浇灌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从此以后成都平原就很少有水旱灾难。后来，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防止灌溉区的水量忽大忽小、不能保持稳定，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着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