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节献公振羽——雨金栎阳艰难兴国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秦献公就是灵公的儿子连，又名师隰（xí）。
秦献公生于秦灵公元年（前424），灵公去世后，年仅10岁的公子连为了以防不测，就设法跑到魏国躲了起来，这一躲就是30年。在魏流亡期间，公子连亲眼目睹了魏国的改革及其辉煌成果，并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秦国的困顿低落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刺激了公子连，即位之后，他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
秦献公登上君位的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止从死”，废除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300多年的以人殉葬制度，此举受到了秦国民众的赞扬。在此之前，秦国的奴隶主贵族常常以殉葬人的数量和质量来显示自己的身份，秦国每年都要杀死大量的青壮年奴隶。废除以人殉葬，为秦国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对秦国的农业和工商业生产非常有利。作为殉葬制度的变通措施，秦国的奴隶主贵族开始以陶俑代替真人殉葬。第二，秦国地多人少，秦献公就发布命令，鼓励多生，奖励多生儿子的人。其三，秦献公还吸引周边国家和部族的人到秦国种地、放牧，与本国人一视同仁，不许歧视这些外来户。通过这些措施，秦国的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原来很多已经抛荒了的田地得到了开垦。
秦献公二年（前383），献公将都城从位于秦国西部的雍（yōnɡ）（今陕西省凤翔）迁到了秦国东部、地近河西之地的栎（yuè）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附近），把同魏国作战的军事指挥部搬到前沿阵地，表示收复河西之地的决心。
栎阳原来是秦国商业繁盛之地，秦都迁到这里以后，并没有大兴土木，增修豪华的宫殿、亭台、楼榭等建筑，而只是在原有的建筑上，围上一圈夯土城墙。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考察，秦栎阳城东西宽2500米，南北长2232米，城内共有正街三条，其中东西向的两条，南北向的一条，城门则有六座，宫殿在城之中央。这样简单朴素的城市建设，表明秦献公一切考虑都是从对魏国作战出发的。《货殖列传》里列举了迁都栎阳的改革举措有五大好处：一是富国强兵；二是北却戎狄；三是东通三晋；四是平原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五是多大贾，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实，从政治军事斗争的角度来看，秦献公迁都的真正意图只有两个：一是向国人表明他要夺回河西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另一方面是便于向东方发展和接受关东六国比较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摆脱聚集在旧都雍的奴隶主贵族的干扰，进一步整顿内部，加强国力。
秦献公主要是靠奴隶主贵族夺得政权的，但在夺取政权后，他却依靠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来变法图强。秦献公对地主和自耕农兑现了自己的行政纲领，继续推行初租禾，得到了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秦国的初租禾在东部边防地区推行得比较顺利，在奴隶主聚集的以雍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则受到了很大的抵制。秦献公把都城迁到东部的栎阳，就是要得到在那里占优势的地主集团的支持，而对西部的奴隶主贵族则没有硬性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为了稳定地主和奴隶主贵族两大集团，秦献公采用了一国两制的折中办法。
秦献公在夺取政权后，从地主中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大臣，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使他们靠立功获得爵位。这就给了地主和自耕农从政的出路，使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地主和自耕农这时已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是献公夺取政权后富国强兵的重要支持者，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
秦国的初租禾实行的是比较晚的，国内的奴隶主势力依然很强大。奴隶主贵族有减免税、减免劳役、减免刑罚等特权，而且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朝政和军队，常常可以控制国君。秦国以前发生过多起强臣弑君的悲剧，就是因为他们掌握军队和朝政。秦献公知道奴隶主贵族是建立君主集权制度的障碍，是国家实力的分裂者。但由于秦国的贵族是献公夺取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势力依然强大，于是秦献公采取了笼络贵族势力的办法。为了稳定国内的贵族势力，秦献公娶了他们中最有势力的一家人的女儿为妻。在秦献公的领导下，秦人看到了秦国复苏的希望，许多人为建功立业都追随献公来到了栎阳，栎阳很快就成为秦国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代替了雍的地位。
秦献公六年（前379），献公把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成县，又在首都栎阳设县，由自己直接掌握，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使地方行政组织进一步适应新制度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国君的行政力量。
秦献公七年（前378），秦国初行为市，允许商业资本流动，加速了旧的生产方式的瓦解。所谓初行为市，就是开放市场，允许自由贸易，国家收取商品交易税。这是秦国正式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的开始。初行为市与初租禾为秦国的国库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倍增。考古发现，栎阳城内的商业区很大，手工业作坊区面积也很广。
公元前375年，秦国开始实行“户籍相伍”制度，即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兵农合一的编伍制度，把每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打仗时编入部队。在一伍之中，如果有人犯法，那么其他四人也脱不了干系，是为连坐。连坐法使得人人自危，个个互相监督，所以犯法的人就少了起来，秦国的社会经济生产形势和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秦献公取得政权后，采取了息战睦邻、发展生产的政策，埋头改革、励精图治，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争斗，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也增加了不少，军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献公的一系列改革，秦国的新兴地主阶层十分支持，而奴隶主们却越来越不满。奴隶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靠国君的封赏，地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靠开垦荒地和购买。献公的政策无疑对新兴地主阶层有利，事实上献公本人就很少把土地赏赐给贵族，因此，秦国的奴隶主经济及其政治势力受到了很大抑制。当然，奴隶主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与新兴地主阶层的经济较量中，其中一部分奴隶主也逐渐转化为地主，采取地主经济的生产方式。但毕竟秦国的奴隶主势力是一个传统势力，尤其是在秦国的西部，旧势力依然很强大，由奴隶主控制的西部与地主控制的东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秦国内部矛盾的焦点是双方对现有土地和权力的争夺。
因此，秦献公决定用战争来转移紧张的国内矛盾，抢夺邻国的土地来缓解国内对土地的强烈需求。于是，秦献公晚年，秦国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
公元前367年，栎阳一带发生了“雨金”的天象，秦献公自以为得了金瑞，作了畦畤，祭祀白帝。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发兵攻打周显王的城邑，联军逼近洛阳，周王室岌岌可危，于是，秦献公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秦军在洛阳城下打败了韩魏两军，得到周显王的赞赏，秦国在诸侯间的地位明显提高，秦人由此恢复了往昔的自信与拓土扩疆的热情，秦国内部各阶层的注意力也转向了外战。
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下令秦军攻魏，夺回了秦国的故土河西之地，而且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境到石门（今山西省运城西南），在此地与魏军展开大战，斩首六万，取得了秦国前所未有的大胜利。这次胜利，给秦国带来的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巨大利益，而且给秦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利益。秦献公把这些土地赏给了地主和贵族，国内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周显王用黼（fǔ）黻（fú）①向秦献公祝贺这一胜利，献公被赐予了与秦穆公一样的伯的称号。②
公元前362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省韩城西南）地区，又一次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国的相国公叔痤（cuó），攻取了庞城（今陕西省韩城东南）。公叔痤早年在魏国时对待秦献公不薄，所以秦献公在盛情款待一番后，又将公叔痤放回魏国。不久，秦献公就去世了，太子渠梁登上了秦国的国君之位，秦国的政局因这位年轻的君主而开始发生了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历史性变化。
①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淮南子·说林训》：“黼黻之美﹐在于杼轴。”高诱注：“白与黑为黼﹐青与赤为黻﹐皆文衣也。”多指帝王和高官所穿之服。
②《史记·秦本纪》：“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
§§§第三十一节孝公图强——轻儒崇法商君入秦
秦献公在位之时所实行的改革，虽然使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但他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公元前361年，年仅21岁的公子渠梁继承君位，是为秦孝公。
秦孝公即位之时，虽然秦在与魏的争战中有所斩获，但魏强秦弱的态势并未完全改变，魏国仍然占据着关中东部及北部一带，楚国占据着关中南部的汉水一带，秦人偏居关中西部，地少人稀，生产落后，文明程度较低，所以很为当时关东六国所轻视。年轻气盛的秦孝公深以“诸侯卑秦”为耻，认为“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父遗志，“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同时，他从父亲的改革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改革是通往富强的唯一选择，而要进行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有杰出的人才。于是，他在登上君位之后，就发出一系列惠民的政令，同时赈济贫穷困顿的穷人，招募愿意从军的壮士，赏罚分明，激励士气。为了招徕各国有为之士，他发出这样一道招贤令。其令曰：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这道招贤令，虽然文字简约，但意思却很明白，内涵极为丰富。在这道召贤令中，秦孝公追述了近百年中秦国的兴衰历史，表达了继承先王未竟事业的决心，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继续发愤图强，恢复秦国的霸业。最后，也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并且许下了可能当时所有国君都无法开出的优厚条件：与贤能之士裂土而王天下。
这道招贤令一下，在整个中原大地上引起的反响之巨大，可想而知。其时，六国人才如过江之鲫，纷纷向西涌入秦国。当时，正在魏国追求功名的卫国人公孙鞅（yānɡ）也带着李悝（kuī）写的《法经》，踌躇满志地来到了秦国的国都栎阳，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
商鞅的本名叫公孙鞅，他原来是卫国的庶公子，祖先本为姬姓，名鞅，以公孙为氏，所以人们又叫他公孙鞅，由于他是卫国人，所以也叫卫鞅。公元前340年，因有功于秦，秦孝公封卫鞅于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因此号为商君，故称商鞅。商鞅从小就喜欢刑名之学，深受李悝、吴起等法家学派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李悝的《法经》对他影响最大。①
商鞅志向高远，但屡遭不遇。在魏之时，李悝已经在魏变法取得成功，所以年轻的商鞅就很难引起魏王的注意和重用。商鞅无奈，只得屈就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痤手下，做得一个叫做“中庶子”的小官。②公孙痤身为相国，一生阅人无数，尽管商鞅其时默默无闻，但他却坚信商鞅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多次向魏惠王推荐，但一直得不到魏惠王的重用。公孙痤临死的时候对魏惠王说：如果不用卫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把公孙痤的话当成耳边风，既不重用商鞅，也没有杀他。商鞅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听说秦孝公下令招贤，就悄悄地逃出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来到秦国之后，由于聚集在栎阳的人才特别多，因此一时难以见到秦孝公。于是，商鞅就千方百计结识秦孝公的宠臣秦寺人景监，通过景监的引见，他终于见到了秦孝公，并与孝公面谈了三次。但是，前两次商鞅并没有把他的主张全盘托出，而是先讲道家的学说，再讲儒家的学说，大讲所谓的“帝道”和“王道”。秦孝公认为儒家和道家的这些学说对解决秦国的问题根本没有用，对商鞅的话题不感兴趣，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两次之后，秦孝公认为商鞅不堪重用，就责备景监荐人不当，生气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太迂腐了，我哪里能用他呢！”
难能可贵的是，景监始终认为商鞅是难得的人才，劝秦孝公再听听商鞅的见解。第三次，商鞅摸准了秦孝公心之所想，所以就大讲特讲自己最擅长的“霸道”——也就是法家学说中的富国强兵之术。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好，很有用，所以就特别喜欢听，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把席子向前移了好多。就这样，秦孝公一直听了好几天，觉得好像还没有听够。经过多次长谈，秦孝公认为商鞅所讲的，恰恰就是秦国最需要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于是就准备任用他变法图强。
上面所讲的商鞅刚到秦国时游说秦孝公的经过，是《史记·商君传》里的说法，但这种说法也有与情理相悖之处。因为商鞅原来喜好的就是刑名之学，而且《魏书·刑法志》里也有“商君以李悝《法经》六篇入说于秦”的说法，所以说商鞅初次见秦孝公，用帝道、王道之说来游说他，似乎不大可能。此外，商鞅是看到了秦孝公的召贤令而下决心来到秦国的，他当然知道秦孝公想做的就是使秦国强大，以恢复秦穆公时的霸业，光大秦之声威，那么，他为什么又会不明事理，迂腐到用数十、百年之后才能使秦国强大的道理来说服秦孝公？还有，那就是商鞅明明知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便国不法古。汤武不循古而王，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的道理，为什么一开始见秦孝公，便谈五帝三王，如此自相矛盾？因此，关于商鞅刚入秦时，以帝道、王道游说秦孝公的记载，似乎不可能是事实。
不过，《史记·商君传》、《商君书》等史籍上所记的商鞅和秦国贵族们关于变法的论战，倒是真实可信的。根据史籍记载，秦国的贵族大臣们听说秦孝公要任用商鞅变法，就忍不住跳出来反对，一个个说得蛮有道理，弄得秦孝公没了主意。不过，那时有一个“国际”惯例，就是当有君主不能决断的大事时，大家都可以在朝堂之上公开争论，以便于国君作出最后的选择，即便是讲错了，也不治罪。秦国人把这种方法叫做“廷议”。于是，秦孝公就在栎阳宫的大殿里召集众臣，让有意见的大臣们与商鞅进行面对面的讨论。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栎阳宫里召集群臣商讨变法大事。
廷议刚开始，秦孝公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他想要“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③，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