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1814年（清嘉庆十八—十九年），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发生大旱灾。1813年，旱灾主要发生在华北及邻近地区，波及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等地区约126个县，以河南、河北、山东及山西东部的灾害最重；1814年，旱灾区域向南扩展到湖南、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的宁夏也有旱灾发生，受旱县数达161个。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以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的灾情最重。据记载，1813年，“山东历城、鱼台等五十一州县及德州等四卫、东平所旱灾，缓征额赋。直隶邢台、广台、香河等五十八州县旱灾，缓征新旧额赋。河南省的祥符、新郑等三十厅州县旱灾。安徽、风阳等七州县旱灾，免额赋。湖北江睦、沔阳等十州县及各卫所旱灾，缓征新旧额赋”。1814年，“直隶大城，武邑等三十四州县旱灾，缓征新旧额赋。河南固始等四州县旱灾，贷仓谷。湖北黄陂、武昌等十二州县及德安等三卫旱灾，缓征额赋，糟粮并旧欠银米籽种。浙江嘉兴、钱塘等二十一州县及杭、严等二卫旱灾，蠲缓额赋糟粮。湖南澧州、麻阳等九州县旱，歉收”。
1813年，河南省全省春夏大旱，遍地饥荒；灵宝百姓大饥，1/5的人被饿死；洛宁“岁旱，大饥，人相食”；宜阳“十室九空，树皮草根人食殆尽”；巩县、荥阳、郏县、鲁山、禹县、密县等地“大旱，大饥，人相食”，禹县“途多饿莩，肉无辜存，尽为饥民刮食，市有诈称牛马肉售者”；临汝斗米卖至两千八百钱；陕县、孟津、卢氏、鄙城、叶县、登封、盂县、汝阳等地大旱，大饥，饿死者无数。同年，河北省南部大旱，如正定夏季大旱，井陉大旱荒。山东省全省大旱，黄县“夏大旱，田苗尽枯”；莘县、宁津、博平等地二麦均遭旱灾。民靠赈济渡生；惠民、滨州、泰安、肥城、单县、峄县、济宁、全乡等70多个县市大旱，饥荒遍地，饿死者随处可见。山西省全省旱。洪洞、翼城等地“旱，岁大寝，民剥树皮，掘草根为食”；泽州、河曲、恒曲、昔阳、平定等地旱，发生饥荒。
1814年，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干旱有所减轻，但灾情依然很重，如山西省的广灵、河曲、昔阳、平定等地旱灾，百姓饥饿，临县贫民以树皮草根充饥，偏关有大批饥民饿死。同年，湖北省大部分地区大旱，大饥；郧县、竹溪、房善、黄梅等地“大旱，大饥，草木食尽，民多饿死”，房县斗米卖至钱三千二百；钟祥、孝感、应城、罗田、英山、浠水等地“大旱，河尽涠”；汉口、襄阳、枣阳、南漳、宜城、汉阳、麻城等地“斗米千钱，民大饥”。安徽省中部地区夏季大旱；江淮之间“田赤草枯，饥疫，逃亡甚众，人相食”；江南夏秋连旱，广德自1814年3月至11月无雨，田地绝收，百姓大饥；阜阳、寿县等地“夏大旱，禾半无穗，菽皆不秀而萎，民饥”；泾县、东至等地秋季大旱，旌德夏秋大旱，“田地尽成赤土，青草全无”；全椒、来安、台肥、舒城、霍邱、霍山、无为、和县、庐江、巢县、怀宁、潜山、建德、铜陵、繁昌、南陵、宣城等地大旱，米价飞涨，斗米卖至千钱。平民百姓饥饿万分，霍邱出现“人相食”。庐江“民多流亡”。山西省镇巴夏季大旱，河水千涸；宝鸡、延安、柞水、慢阴等近20个县市“夏旱，麦禾皆伤，民饥”。同年江苏省大部分地区重旱，部分地区发生蝗灾；泗阳、盱眙、宝应等地夏旱兼蝗灾；溧阳夏旱兼瘟疫，死人无数；仪征、靖江、泰兴、通州、泰州、金坛、丹阳、丹徒、句容、溧水、武进、六合、江浦、苏州、江阴、常熟、太仓、吴江、昆山等地异常大旱，河、井、泉全部涸渴，田地龟裂。所有农作物绝收，米价飞涨，武进“米价石四千钱”，昆山高达“石米五千六百钱”，百姓大饥，饿死者无数。上海市的宝山“亢旱无水，岁寝”，川沙夏秋大旱，嘉定“五月至七月不雨，岁大寝”，奉贤、上海县自3月至7月无雨，南江“大旱，河尽涸，籽种不能种下，是年大饥”。同年，浙江省的杭州、淳安、建德、嘉善、桐乡、新昌、海盐、嘉兴等地大旱，米价昂贵，饥民以草根树皮充饥；吴兴、长兴、德清等地自5月至8月滴雨不下，各处河涸井干，庄稼大部分枯死，百姓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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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饥荒再次发生，不仅要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87.1876—1879年“丁戊奇荒”
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在时间上以1877年和1878年两年最为严重，由于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时人称之为“丁戊奇荒”；从地理范围上看，这次饥荒以河南、山西两省受害最重。所以又称之为“晋豫奇荒”或是“晋豫大饥”。这次饥荒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几乎覆盖了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和山东等北方五省，并且影响到苏北、皖北、胧东和川北等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后果，仅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就高达1000多万，高居世界历史上饥荒死亡人数排行榜的榜首。
1875年华北平原一改连续7年雨水过多的天气，出现了异常的干旱。据记载。从这年阴历四月，旱情已经初露端倪，至秋初，旱情已从直隶扩大到山东、河南、山西以及陕西等省，在甘肃的天水聚集了10万饥民，持续数年之久的特大旱灾就此拉开了序幕。第二年，旱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旱情也更加严重，以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为中心，形成了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东濒大海的广大旱区。更为严重的是，在大部分旱区，蝗灾接踵而至，把本已奄奄一息的庄稼啃食殆尽。
在受灾最严重的直隶、河南两省，除了旱灾、蝗灾之外，1876年的夏季，旱情最严重的地区又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洪水。据统计，在直隶省遭受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地区达到63个州县。在各种自然灾害的交替打击下，这两个省份的农业几乎无任何收成。与这两个省相比，山东省的灾情要简单得多，日甚一日的干旱使各地的庙宇中都挤满了求雨的人，到6月份，农田里的高粱、棉花只有两寸来高，从天津起程沿运河行500里到山东德州，沿途麦田颗粒无收，昔日一望无际的农田只剩下黄土一片，到处都是逃荒的人群。在这些受灾的省份中，灾情较轻地区的收成也不足正常年份的三成，大部分地区很明显是绝收了。
到1877年、1878年，旱灾已经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受灾地区经受了连续3年的旱灾之后已疲惫不堪。山西省巡抚汪国荃在奏议中说该省“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1877年春天，整个山西省滴雨未下，至夏季，虽然个别地区下了一些小雨。但对于久旱的农田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眼看麦收无望。此后从夏至秋，天气干燥炎热，麦收之后补种的杂粮虽然发芽了，但大多数在炎炎烈日下早已枯萎不堪。1877年河南省的旱情仍在继续，但比山西省情况略好一些，部分地区小麦尚有一半收成，但入夏以后，干燥异常，一直到立秋以后，全省几乎是滴雨未降，大部分农田连枯黄的禾苗都没有了，只剩下干坼的土地。开封、河南、彰德、卫辉、怀庆是受灾最重的5府，许多地方在干旱时赖以灌溉田地的河渠都断流了，而以往这时正是波涛汹涌的黄河也只有一股细流。面对如此严重的旱情，只有河道总督李鹤年庆幸黄河可保安澜了。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当年河南全省绝收的州县有28个，歉收州县有50多个。而在河南筹办赈灾事务的官员袁保恒则称：河南全省报灾的有87个州县，饥民高达五六百万。
进入1878年，大部分地区仍然饱受旱灾的折磨，其中以山西省为最，开春以后全省雨量稀少，小河断流，较大的河流也只剩下一汪浅水，6月间短暂的降雨期使旱情稍有缓解。其他省份的旱情也都有所减轻，这场持续数年的旱灾终于度过了最高峰。尽管如此，这场旱灾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而且一直持续到旱灾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在1876年旱灾刚刚开始时，受灾最严重的山西、直隶、河南等省就出现了大量饥民，这年夏季仅河南省开封一地依靠赈灾粥厂活命的灾民就有7万多人。据一名外国传教士统计，山东省仅青州府一地就有饥民两三百万人，这一估计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奏报中也得到了证实，文中称“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在旱灾的边缘地区，情况也十分糟糕，苏北许多地方往往是10家只剩下两三家，其余人大多逃往苏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仅苏、松、太等地就聚集了流民近10万人。一时间苏北、皖北到处都是逃荒的人群。
1877年，随着旱情的加重和民间少量储备粮食逐渐耗尽，饥荒日益严重，《万国公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可谓是道尽了受灾地区的民情凄惨，大意是受灾地区百物皆无，官民储备都已食尽，于是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皮、石粉，甚至是人吃人，为了摆脱饥饿，人们用尽一切手段，但仍免不了饿死在家中、路边。山西许多地区连树皮、野草都吃完了，只好把石子磨成粉，充当食物，许多人就是因为吃了这种东西而活活胀死。此时，随着所有可以充饥的东西消耗殆尽，人肉成了最后的食物了，以至于前往山西稽查灾情的官员把晋阳称为鬼国，在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已消瘦得没有人形的男男女女，听到的都是哀嚎求救之声。
在《申报》上刊登的一份《山西饥民单》中，记载了骇人听闻的灾时惨景：灵石县三家村92家，全村饿死72家；圪老村70家，全村饿死者60多家；郑家庄50家全绝了；孔家庄6家，全庄饿死5家。汾西县伏珠村360家，饿死1000多人，全村饿死者100多家。霍州上乐平420家，全村饿死80家；成庄230家全村饿死60家；李庄130家，全村饿死29家；刘家庄95家，饿死180人，全村饿死20家，这里只选择了名单中一小部分，在名单的最后还记录了许多吃人肉，甚至是吃活人肉的事例，其景令人毛骨悚然。
自明清以来河南就是饥荒高发地区，在这次饥荒中也是受灾最重的省份之一，连惯于欺上瞒下的当地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自清朝建立以来河南从未发生过如此可怕的饥荒。最先受到饥荒冲击的是原本就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在正常年份也只能勉强糊口，略有灾荒就四散流离。而逢上这样的大灾，他们除了在逃荒的漫漫长途上等待死亡的降临之外，几乎无路可寻。中产之家在这次饥荒中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饥荒刚刚开始时，他们依靠平日积蓄的家产和粮食度日，但随着干旱的持续和粮价的迅速上涨，他们坐吃山空，只好加入逃难的队伍。当时的一篇新闻通讯记录了河南连绵不断的逃荒队伍，尤其是在灵宝一带，由于逃荒中许多人都因饥饿而死，尸体堆积在路上，以至于堵塞了交通。
小贴示：
“丁戊奇荒”是19世纪70年代，穷途末路的清政府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和此起彼伏的边疆危机之后，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更加沉重的打击，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