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明朝自身原因来看，清朝的入主中原应该说是必然的事情。这当中纵然有“实施文字狱，大肆屠戮汉人”，但是经清初四位皇帝的努力，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清朝成了满洲人和汉人共同的帝国。”当然，以区区百万人口而能取得中国的皇位，也有其自身充满图强与奋斗的刚毅性格在起作用。
令后人一时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曾经创出清初盛世的帝国，在进入19世纪之后，却突然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渐渐露出疲态？乾隆末年被英国人嘲笑，道光年间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破“天朝上国”的脸面，到19世纪末，又再败于原本瞧不上眼的日本。一败再败，败无可败，于是赔款割地成了日常事务，想要争雄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以“大历史”观来看这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已为我们指出“清朝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然而也正因是中国传统式的王朝，在其末期也难逃宿命的轮回，只是时间跨入新时代，遭遇的具体事件不同罢了，就此说来，清朝也只是传统中的一环，而非特出。
吴三桂：一半是孤寂，一半是悲凉
1644年的春天，明军部队唯一可能防制这一悲剧者，为山海关总兵吴三桂。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认为吴三桂是有些可惜的，他在一篇文中写道：“1644年的春天，明军部队唯一可能防制这一悲剧者，为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黄先生将清军入关，定鼎中原谓之为“悲剧”，可见在这位历史学家心中，对吴三桂曾抱有多么大的希望。只是希望过后徒剩失望，也只能是书生留叹息了。
春天，万物复苏，承载着人们美好的愿景。但1644年的春天，对于明朝，确切地说，是对崇祯帝朱由检来说，则意味着人生的绝路——
1644年（崇祯十七年）2月8日，闯王李自成建立大顺国，建元元昌；4月25日，闯王攻陷北京，明朝的命数就此完结。崇祯帝煤山垂发自缢，无颜对祖宗；
皇帝死了，但朱明王朝在各地还有诸多亲王，万里江山还有可用之军几十万，在南京，还存在着一整套完备的政府机构，此时，若是有谁登高一呼，勤王之师四方而来，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不消说其他，单是吴三桂，以重兵守卫明朝的辽东门户，战斗力不可小觑，尤其世论其“关宁铁骑”天下最强，李自成天不怕地不怕，独惧此耳。
军队强是一方面，作为将门之后，从小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吴三桂本人也可谓是虎威赫赫。其父吴襄出关巡视，被清军数万人围困，吴三桂率20余名家将于万人中将其父救出。这个吴家的二小子因此战而“勇冠三军、孝闻九边”，被封为游击将军。
国事为艰之际，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个年轻将才，崇祯帝喜不自禁，在吴老二抱着盛名在京城观光时，皇帝亲自召见，问关外之事，吴老二对答如流，且有新的作战思维，很对崇祯帝的口味。在这个皇帝的心中，吴三桂无疑是要“提拔提拔再提拔”的。
世人也对吴三桂充满了寄托之情。诗坛领袖吴伟业称其为天下“白皙通侯最少年”，其舅父、大将祖大寿对其也赞不绝口，认为安天下者，不出吴三桂。就是在这样一种被推崇的环境下，吴三桂主动或被动地被历史推到了前沿。1644年，这个因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而被世人记住的年份，也因此变得更为戏剧化。
黄仁宇先生认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更多的来自“财政之破产”，到1644年，明王朝因对关外用兵，及剿灭农民军，欠军饷达白银数百万两，而这只不过是善意人的保守估计。欠饷必然要额外增税，苛捐杂税又使民怨陡升，民不能活，而造反为了吃饱，如此往复，天下怎能安宁？将佐领不到军饷，焉能负起守土职责，士兵领不到军饷，又怎能用命疆场。不发生兵变已经很对得起朱家王朝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李自成派人给吴老二送来招降信，附带的还运来4个月的军粮以及40000两白银以充军饷，已多年不知银子为何物的山海关守军仿若久旱逢甘霖，大悦，吴的内心发生动摇，准备投降大顺政权就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事了。
照这么演绎，历史剧本将被完全改写，人物关系也将乾坤颠倒，李自成乐见其成，只可惜部将刘宗敏贪恋女色，掳走吴的爱妾陈圆圆，又听说父亲在李自成那边并没有受到人道待遇，于是国仇家恨一起算，引清兵入关大破大顺军，读书人对此也只能一声长叹。
在吴伟业的《圆圆曲》中，这段故事被简单化地书写成“痛哭六军成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论刘宗敏为人，强霸女子的事情当是确凿，但若论吴三桂甘愿作天下第一大汉奸，全为圆圆，未免太小瞧了这个吴老二，这位虎将也不会如此英雄气短。那不过是众多小原因中的一个而已，倘若如此，又如何在康熙年间起兵“反清复明”，说反清复明是假，康熙削藩，权位不保，不如反而图之是真。
黄仁宇先生认为，之所以会有众多与吴三桂降清有关的情感绯闻，无非是当时之人“有意自圆其说，以便甩脱他们内心的内疚和狼狈。”其时吴三桂降清之前，明朝已亡，又何来背叛一说？然而，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事过百年，人们对吴三桂的印象已成定局。在当时，他已不容于主流社会，“贼子”前面必定加上“乱臣”，一朝站错队，终生是罪人。
也许吴三桂的全部悲剧，在于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情，这才注定了错误的人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以他为首起兵“兴明讨虏”。虽旧部多有响应，甚至台湾郑氏也与之联络，看上去势大而强，但真正追随他的汉族士子却寥寥无几。至其73岁时，干脆扯掉“兴明“的旗帜，挂出大周的旗号，自立为帝，当然更不见于汉人的眼目。
黄仁宇先生指出1644年4月25日，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财政部长在家中悬梁自尽，家中还有12个人与其同时殉国，为朱明王朝殉国的还有建设部长、监察部副部长、最高法院副院长等国家高级干部，而中下层官僚为国殉难者“不可胜计”，就连宫女，也有200多号人自溺而死。
黄先生由此指出，明朝并没有失去一般士子的拥戴，但吴三桂即便打出为明朝复仇的旗号，也不能一如他所想的那样成为大众眼中的救世能臣，这也真可谓一朝成贼子，万劫不复归啊。吴三桂的心中肯定有诸多疑问，或许他是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他在选择自己的归途，他希望生前荣盛，死后哀荣，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能被世人所理解。只是这一切的所望，如今看来不过都是些美好的想象。
清初盛世：牛市在青春期到来
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持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
——黄仁宇
1717年，帝国的康熙皇帝收到了一幅地图。
这幅地图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比例为1：1400000，其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伊犁河，西南至列城以西，凡中国各省山水城郭均标于图上。
皇帝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他不会知道，半个世纪之后，他最宠爱的孙儿会将这片已经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再度扩大。而这个以“乾隆”为人们所熟知的皇帝，也使康熙皇帝开创的“康乾盛世”冲到了顶峰。
1745年，34岁的乾隆皇帝开始在圆明园的东侧兴建长春园，至1751年基本成型，后屡有增添。这个园子占地70余公顷，有园中园和建筑景群约20处，景在水中，水映美景。水面面积占到全园面积的2/3，水域的宽度大约都在1、2百米之间，是名副其实的水景园。苏州的狮子林、南京的如园和杭州西湖的小有天园也尽在其中，可说是江南水色的微缩景观。
帝国的皇帝个个都是园林的忠实拥趸，以康熙、雍正、乾隆为甚。乾隆生在了好时候，如果说“康乾盛世”，康熙是开拓积累，雍正是保持势头，到了乾隆御宇，帝国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阔小子。帝国的财富让乾隆有能力将自己的梦想变成一个又一个现实。他对园林的情有独钟，让从通衢大省和小县运来的金银变成亭台楼榭，竹林树海。皇帝知道，这些用度并不会动摇帝国的根本。黄仁宇先生所言“对大多数的民众而言，这一个半世纪，是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
衡量古代社会兴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耕地面积，1661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17个年头，也是康熙皇帝继位的头一年，这一年，全国共有耕地526000000亩；1688年，全国耕地数为600000000亩，27年时间增加耕地82000000亩。1722年，雍正上台，全国耕地书为851000000亩，这是明代耕地最多时的数字。1754年，乾隆十四年，全国耕地面积增加到708000000亩。请注意，这为官方在册登记数，实际全国还有许多未登记造册的新开垦出来的耕地，有人估计，乾隆中期的耕地数超过1000000000亩。
除了耕地面积，人口数量的增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让我们来看看清三代的人口。1651年，（顺治八年），帝国人口约为60000000，1691年（康熙三十年），人口为100000000左右。1740年（乾隆五年），官方统计的帝国人口为140000000，21年后，这个数字达到200000000。农业发展，人口滋生，税收增加，使帝国的财政收入逐年提升。1685（康熙二十四年），帝国的财政收入为31230000两，1725（雍正三年），为35850000两，1766（乾隆三十一年），为48580000两。
以上数组数字让我们看到，自入关以来，帝国始终处于一个蓬勃的上升态势。套用股市的一个名词，此时的帝国正处于人人争相入市的牛市。乾隆回忆他的祖父，最乐意提起的是康熙皇帝的“永不加赋”。黄仁宇先生指出“及至康熙末年，国库充实，于是诏令全国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尾准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这番“浩荡皇恩”，除了康熙的好心场外，更要归功于国家经济实力的与日俱增。国家的现状让皇帝很是满意，一如黄先生所言“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
这番自信自然也出于对外贸易繁荣所带来的好处上，虽然这种“对外贸易”更多来自所谓的“朝贡体系”，但客观上确为帝国的腰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银两。1684年，帝国收回台湾，解除还禁，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更是如此。以日本为例，解除海禁当年，帝国到日本的商船为26艘，4年后，商船达到194艘，增加6倍半，1689至1711年的23年间，赴日商船总计1791艘，年均约78艘。
帝国出口至日本的货物多为，其中以丝绸制品最受欢迎。黄仁宇先生说“生丝及丝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既如此）”
单到日本的贸易船只数量就有如此之巨，下南洋，赴西洋的船只就更多了，据《清圣祖实录》记载，1716年，康熙皇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可知海外贸易之盛。对外贸易的勃兴，也直接促进海关税收的增长。1765年（隆乾二十一年），广东海关的贸易总值比1729年（雍正七年）增长44％；比1740年增长29％；浙江海关比1736年增长22％。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清政府闭关锁国，不对外来往的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即便是在乾隆中后期至其子孙辈，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势头也依然高涨。1757年至1837年广东海关贸易总额将近4300000000两白银。西洋诸国，以英国为例，1760年至1764年，帝国政府每年对英国贸易额平均为1450000两，贸易顺差为509000两；1790至1794年间，每年贸易额10850000两，贸易顺差为836800两。
综合这些资料，我们实在应该将“帝国的自我封闭”改为“帝国的日益创新”。黄仁宇先生以下指出的众多业绩，也充分说明，在清初三帝的努力下，帝国的日子过得是如此的滋润“这一个半世纪之内，国际贸易对中国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中国之瓷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中国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通货虽膨胀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性的后果.”
贸易额连连出超，额外地给帝国带来了一份好处。黄仁宇先生说“由外输入之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及菲律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流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流通加速。”1680年到1820年，凊从欧洲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在80000000两以上，加上刖菲律宾和日本的白银，凛则大约有几亿两之多。白银流入的好处，黄先生已说的分明。
比起后世子孙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行径，帝国三个实际上的创业之主有理由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帝国青春期的花样年华，与皇帝本人的性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也可以说成一朝天子一朝国。黄仁宇先生指出康熙皇帝“既仁慈也不乏决断力。他在国内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这句评语也可用在雍正和乾隆身上。康熙至其儿子至其孙子，“个性不同，却都富于精力，也都称能干。他们对政局之用心，集体说来也是特出。”正是在这三个“特出”的皇帝的领导下，帝国才有如此成就，黄仁宇先生故而有如此之赞“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持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
乾隆和他失去推动力的朝代
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那么完美。
——黄仁宇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1793年的夏末秋初，离开北京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于归国的路途中，在日记里写下了上述这段话。倘若乾隆看到这段文字，定会发出“远夷而来，素无礼仪，今出此不逊文字，实属可恨”这样的怒斥。参考他对待“外宾”一贯的姿态，我们不难想象他内心的怒火烧得是怎样的剧烈。
黄仁宇先生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那么完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帝国是狗皮膏药或纸面老虎。他从在爷爷怀里就一直认为，自己的帝国，前迈三代，后无可超者。朝堂中的干部由于他的一再忽悠，或是出于官帽能否戴稳的考虑，也愿意主动或被动地沉浸在无边无际的胜景中。百姓知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但他们没有话语权，只能闭上嘴巴在人均不到1亩的土地里刨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