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自它的第五任皇帝朱瞻基之后，就再没出现一个能担当、肯用事的领导者，皇室的权威在皇帝好玩与怠政的流氓习性中耗尽，高级官僚掌握了国家的实权。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是晚明陷入“停滞时代”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局面下，所有的振作都可能成为自讨苦吃的差事，所有的良知与道德都可能被认为不解现实的风情。于是，海瑞只能在不断抗争中履行自己作为帝国官员的职责，戚继光终其一世，即便成为海内名将，也不得皇帝的喜欢与信任，而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李贽，嬉笑怒骂间，也只能成全一个人的逍遥旷达。这中间当然也有张居正改革成功的振奋，但其死后的遭遇，已将帝国所有的弱点暴露无遗。
黄仁宇先生指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619年战败后，明朝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至此，晚明的不振作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成为一段十足道地的悲剧。”
“温水”中的万历十五年
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黄仁宇
1587年，帝国的万历皇帝踏入了24岁的门槛。这一年，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御宇的第15个年头。
皇帝仪容端庄，龙吟深沉，脸上已不再有稚嫩的痕迹。他接受的教育，使他在众臣面前有一种天然的威严。他不仅能阐释经典的要义，还能遍数历代的得失，还习得一手好字，至少在与文学侍从的酬唱中，能显出自己格外高雅的情趣。
皇帝的人文涵养要归功于他9岁起由张居正制定的一日三课：经书、书法、历史。三门功课在早上进行。每门课结束，授课老师可以稍息片刻，但皇帝本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他除了在太监呈上来的奏折上按大学士们的意见做出批示外，还要为下一堂课做准备。下午的时间虽然可以自由支配，却还是以复习为要，否则第二天答不上老师的问题，就会被处以严厉的惩罚。
皇帝真正开始接受帝国接班人的培养，并不是始于9岁，而是他被立为皇太子的1568年。那年他才5岁，黄仁宇先生指出“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三岁至四岁之间。”在黄先生看来，帝国的这位皇帝“是一个早熟的君主”。
早熟的君主除了如高考复习般辛苦的学习生活外，帝国庄严的皇家礼仪也使他养成某种不动如山、不怒而威的气质。黄先生就指出他“是个熟悉各种的君主”。“在过去十五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着有勋劳的官员耆老。”
对礼仪的熟知最紧要的表现在于继位上。前任皇帝龙驭上天，太子才能登位，这是法定秩序，但按礼制，太子应三辞其位，表示对先帝的哀思；如果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太子就着急忙慌地想要将屁股和龙椅建议永久关系，那么便是大逆不道，违背儒家倡导的孝悌为先的治国之道，即便登位，也不过是无道昏君，遭万民唾弃。而帝国的皇帝所为，如黄先生指出的，一切就像是预先排演过，有条不紊，一丝不差。
这是发生在1572年的故事。故事得以完美收尾，证明万历皇帝是个合格的皇位继承者，他将像历代的贤明君王那样，以深厚的教养和高超的胆略统治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庞大帝国。
在他继位的当初，这个庞大的帝国还不是他一个人的玩物。国务总理张居正和他一起分享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与其说张居正是皇帝的臣子，倒不如说是他的精神领袖。事实上，从1572年皇帝承继大宝起到1582年张居正病逝，帝国的实际权力中心是以张居正为首的内阁，皇帝本人除了虚心接受他们的各种劝诫外，唯一能做的就是无条件、全方面地信任他的这位“张先生”。
皇帝知道，张先生做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很多辛劳，帝国的安定团结和稳健发展离不开张先生的努力，他就是帝国的脊梁，如果这根脊梁断了，帝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故而才会发生黄先生所指出的“张先生偶感腹疼，皇帝要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是言听计从”这样的事情。
张居正铁面无私，办事有利，往往让年轻的皇帝感到自己无足轻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发不能忍受自己的话语权被强行剥夺的现实。张居正死后第2年的夏天，温顺的皇帝发动了对死人的讨伐，他终于洗去了身为皇帝的耻辱。至万历十五年，在帝国的朝堂上，已经没有人能真正威胁到他的权威，他成了整个帝国唯一的发声筒。
万历十五年，四海承平，如黄仁宇先生所述：“纵使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难免。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皇帝和他的帝国享受着难得的安稳日子。当然也不能说这一年全无大事，不过除了一代名将戚继光和一代名臣海瑞的去世，皇帝是不会想到在这一年出生的徐霞客会给这个国家留下怎么的身影。
我们必须指出，万历皇帝遇到了一个好时代。1550年，也就是万历祖父朱厚熜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北京，明军损失惨重。兹后双方战事不断，互有胜负，帝国边境不宁，形成“虏患”，至1571年，万历父亲朱载垕隆庆四年，俺答汗与帝国通好，受封为顺义王，边境开市，此后双方未发生大规模战争，“虏患”消除。
嘉靖朝除了“虏患”外，还面临东南倭寇的袭扰。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中国海盗许栋、汪直勾结日本倭寇，于宁波境内肆行劫掠，为祸百姓，此后又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10余万人，此被称为“倭患”。直到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为患帝国沿海的倭寇才在戚继光和俞大猷的协力围剿中覆灭。
崎岖山路父辈走，康庄大道后人来。黄仁宇先生指出，到万历时，“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帝国的皇帝享用着最美好的时光。他比本朝任何一个皇帝都要自信——他还年轻，帝国在他的手中将创造更多的辉煌。事实上，最像朱元璋的并不是朱棣，而是年轻时代的万历。他虽是太祖的旁支，但丝毫不影响他的体内流淌着朱元璋欲成大事的雄心。兹后以三战皆捷的战绩而载入史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显然也就包含着这一层意思。
三大征虽然打出了国威，赢够了天朝的面子，不过有个问题大概是这位在兴头上的皇帝不曾注意到的。1年的宁夏之役，中央财政划拨了2000000两的军费；播州之役，前后3年，中央财政又批款3000000两；援朝战役，首尾8年，国库又少了700多万两的银子。三战下来，把大富豪打成了小瘪三。
冷眼人此时已看出，万历十五年的大明帝国和它的领导人，如同游弋在温水中的青蛙，那滋味定是不错，但底下的火正在慢慢加热，如果有谁再在上面加把火，青蛙的小命就将结束。但因为水温是逐渐加高，故而水中的青蛙并不认为危机就在眼前。
发现帝国这一不良状态的是女真人的后裔，他们来自帝国的东北。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13副甲胄起兵统一东北女真各部，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城称可汗，成为东北地区实际的控制着，而帝国在东北设立的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则丧失了它对此地的统辖管理职能，也就是说，帝国的威信与职权在东北已安全丧失。
万历皇帝对努尔哈赤的武装割据并没有做出强硬的表态，在这件事情上，皇帝做出了“稳定大局”的决定，1595年，皇帝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事实上，却是将自己的帝国推向危险的境地。正如万历祖父和父亲承受风雨，而让他一样独享太平一样，万历皇帝的逍遥自在，给他的子孙留下了无底的痛苦深渊。黄先生的话实已道破日后的真相：
“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张居正和一个国家的财政突围
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地压力。
——黄仁宇
张居正1573年代高拱为第一国务总理，并没有使他彻底放松。虽说不是从基层一步步做起，然而多年的司局级的工作经验，加上他凡事喜欢琢磨，心眼力又超强，再算上上至公卿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结交，广阔的眼界和生活阅历使他对这个大帝国依旧有着清醒地认识——外强中干、死气沉沉。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国家没钱却是关键。
帝国从朱元璋时代起，就实行低税制，直接从自耕农中收税的政策，这固然合理，但却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低税率虽然对广大农民有利，但大户人家，拥田百亩甚至千亩，这样的人物，依照现代税收制度，应该是多得多征，如同个人所得税的阶梯似税率。但事实上，这些富裕阶层同样享受着低税率，如此一来，普通农户实际承担的税负就比富户高得多，客观上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嘉靖年间，富户豪强对贫民小姓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时人有论“田赋之弊百出”。富民兼并贫民的土地，低税制下本就赋税不高，此时的富户却还隐匿田亩数，地方政府无法按时、足量收取税金，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贫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故税额减”。
黄仁宇先生指出，朱元璋的强权尚能使问题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但晚明，随着国家权威的低落，税赋收入的急剧下滑就使帝国不能承受，到张居正坐上部级高官的隆庆年间，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出现150余万两白银的赤字，相当于人民币450000000元。
问题长时期的积累，引申出更让人头疼的大问题。黄先生指出，富户隐瞒实际田亩的数字，贫困百姓逃荒为流民甚至卖身为奴，国家不能准确有效地掌握基层数据，造成大量数据发生偏差，进而带来财政的混乱，“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世上的明眼人不止张居正一个，他的前任高拱也已决出问题的症结，也曾做出过相应的改革——以灵活的商业手段，盘活政府资金，使国家成为市场的参与者，然而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也成为他日后被反对者攻击的原因之一。
这其中的原因如黄先生指出的“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制造棉布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也不过为了补助家用”，显然，晚明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还不足以改变沿袭千年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帝国政策。帝国依旧是自给自足的“农村集团”。
要彻底解决国穷民贫的状态，首先就要改革税率。而要实施这一改革，必须先解决黄先生指出的“财政混乱”的局面，所谓开源节流。在辽东战事尚未全面爆发前，帝国最费钱的要数驿站——这个招待所兼邮电局的系统。明朝的驿站系统由朱元璋在登基后的第22天宣布恢复，并对驿站的使用做出了严格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其时，帝国共有驿站1936个。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在铁腕统治的朱元璋时代，依然有滥用职权使用驿站的行为，至后世更甚。1515年，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的机会，在沿途驿站大肆搜刮、挥霍。在成都，王允一行人每天支取驿粮达120000斤、蔬菜折合白银100两，相当于人民币30000元；王允在成都的驿站置办入藏的物品，所费白银高达130000两。
驿站的日常开支皆由当地百姓负担，百姓也有在驿站免费服役的义务，上官索要的物品钱粮过多，下民背负的担子就会越重。任其发展，当然会发生群体性事件，且驿站系统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势必要拿它开刀。为此，张居正制定了如下政策整顿驿站。
1.非奉公差，不得擅借“勘合”（使用驿站车马钱粮的凭证）
2.官吏不得借故远行（你可以编理由，但我也可以不听）
3.因公到驿站，按规定提供用度，不许额外素要（犹如现在三菜一汤）
4.从首都到外地出差，兵部发给“内勘合”，回京后立即交还兵部；由外省到首都办事，由有关部门发给“外勘合”，人到后立即交还兵部。
这样的政策，张居正的前辈实行过多次，他们没成功而张居正却成功了。这除了张强势而坚韧的性格，以及正做事务实不务虚的办事风格外，也与皇帝、皇太后的无条件支持有莫大关联，这还不够，都说自古女人太监最会坏事，张居正的改革却也得到了宫内首席宦官冯保的全力相助，在三大金刚的护法之下，张居正不仅有理由相信，事实上就算他不相信，他的改革也会冲破重重阻碍获得胜利。这也正如黄先生指出的，张居正“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的原因。
对张居正来说，整顿驿站只是小试牛刀，真正为帝国增加肌肉的强度与硬度，也为自己青史留名的还得数“清丈土地，整顿赋役”。这是改革税赋，清理财政多元不并现象的最重要的一步。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下令对全国土地进行清理丈量，以3年为期限，实际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告完成。统计结果，查实全国征粮土地为7013976顷，比弘治时的4220000顷的可收税土地增加了近3000000顷。这多出来的300万顷土地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被富户豪强一直瞒报的土地。
明确了天下田亩数，重整税收制度也就有了基础。1581年，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将各种名目的杂役杂税合并为一种归入田赋，统一征收，在这过程中，这位皇帝口中的“张先生”还提倡发展市场经济，促进货币的流通，增加市场供应，以扩大百姓的收入来源。
经过张居正“不辞劳疾”的努力，到了1582年（万历十年），帝国的财政状况有了极大的好转。这年，国家银行的存银已达4000000两，加上首都粮库里的存量折合成银子，共有8000000两，而单是首都粮仓里的粮食就可支用10年，如果算上地方存粮，将是一个无比令人兴奋的数字。
从结果来看，帝国的财政突围是成功的，它的体格因张居正的喂养而重新恢复健壮。比起商鞅、王安石这样的革新前辈，张局长无疑是幸运的，不管他个人操守如何，毕竟是后人口中的“伟大改革家”。然而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却道出其中玄机：“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地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