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年，鲜卑首领树几能在凉州起兵反晋，司马炎本欲派刘渊率所部人马“以夷制夷”，后因大臣孔恂一句“元海若能平凉州，蛟龙得云雨”而作罢，后又有宗室亲王劝司马炎“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武帝几欲下手，因为有人帮忙说话，刘渊才幸免于难。
很显然，晋朝政府对待这些少数民族，以“又拉又打”、“又防又用”为主要手段，不说“胡人”如何，换作一般人，怕是心中也不好受。虽然这些“蛮夷戎狄”已内迁数百年，且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政府依然视他们为外人，低看一等，打仗玩命他们去，吃肉喝酒自己来。我们或许可以说，刘渊，包括后起的胡人领袖，都在等待光耀祖宗的机会。“八王之乱”成全了他们。
刘渊起兵的当年，就自称汉王，因“冒姓刘氏”，尊刘备不争气的儿子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为神主以祭。这倒不是说刘渊喜欢攀龙附凤，他本身已经是一条龙。他要的是一种舆论效果，以此收拢人心。原先对他下评语的那些人没有看错，刘渊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仅就这一点而言，他远要比洛阳城里的晋朝皇帝高明的多。
司马氏祸起萧墙，萧墙之内不免于痛，萧蔷之外不免于乐。308年，刘渊率精兵5万进攻洛阳，虽然为司马氏所败，但这却是司马氏的回光返照，匈奴刘渊的厚积薄发，因为黄仁宇先生指出，“311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晋怀帝被虏，两年后被毒杀；继位之晋愍帝司马邺于317年9月被刘曜俘虏于长安，晋朝亡。几年时间，攻守之势倏忽而变，这个连续剧进展得有点快。
有一个人的心情似乎比我们还要急，他就是刘汉大将石勒。如果以一句话概括他一生的作为，“从奴隶到帝王”怕是最为合适的。黄先生讲他“年轻时即被贩为奴”，后来因缘际会，收揽招集族人和旧友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鹰、桃豹、逯明、郭敖、刘征、刘宝、张噎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八人，号为“十八骑”，聚山泽而等时变。刘渊称汉王第4年，石勒投靠刘渊，后刘曜陷洛阳，占长安，石勒多为前驱，战功卓着。
人非圣贤，都有一颗滚滚跳动的私心。自己打下的地盘不可能拱手让与别人。对权位的占有欲，促使石勒走向了东家刘氏希望他走的路的反面。他首先为自己找了块“革命根据地”——河北邢台，随即将幽州、冀州收入囊中，而后于319年称赵王。
这个“赵”显然是与刘曜所建之“赵”针锋相对。刘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本为刘渊族子，刘渊死后，第四子刘聪继位，此人跟后来的唐玄宗有几分相像，前期励精图治，颇有作为，后期昏聩腐败，以致尸骨未寒发生“靳准之变”，结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刘曜自立为帝，319年将国号“汉”改为“赵”，史称前赵。
所谓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作为新崛起的势力，石勒的后劲要比刘家强大得多，再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况且刘曜绝非良善之辈，弱肉强食永远是生存的不二法则。329年，石勒擒杀刘曜，灭了前赵。说起石勒，也算是英明雄伟之主，只是生前事好管，生后事难预。石勒死后，这个被史家称为“后赵”的割据政权，很快就陷入了夺权引发的内乱。这一点似乎与“前赵”有相似之处。石勒身后原定其子石弘继位，结果皇位还没坐满一年，就被石勒的侄子石虎给杀了。石虎是个典型的武战有余，文治不足的君王，其登基以来，导演了无数幕罄竹难书的荒唐剧，比如这样一件事——
为了充实后宫，石虎下令强抢13岁至20岁的民女30000人，将她们分为三个等级，最次的一级封赏给百官。底下干活的人为了交差，竟然抢掠貌美的有夫之妇达9000人，逼得其中3000多人自杀，上行下效，石虎的儿子石宣及王公贵族还私自下令搜掠民女，又掠获10000人。
石虎以他的手腕为自己谋得了一个“五胡十六国中最疯狂暴君”的称号，当然，这不是个例，也不是石家的独角戏，无论是权力场中的角逐及生活的无边荒诞，刘家都不落人后，纵观五胡十六国，类似刘、石两家这般的可以说是每天两集甚至是四集联播的热门剧集。只是看戏的是饮酒作乐的帝王，而原本应该坐于槐树下，摇扇乘凉的百姓，却成了戏中的祭品——“五胡乱华”中原汉人所剩不到十之二三，少部分则衣冠南迁。可谓“北地苍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作为唯一一个由汉人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冉闵的魏国（史称冉魏）试图想要改变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针对胡人肆意荼毒汉人的恶行，后来被追封为武悼天王的冉闵下了一道让他千古留名的命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这道命令引起了各政权领导人的公愤，鲜卑、羌、羯、氐等胡人组成联军，决定拔掉这个眼中钉。但很不幸，6次交战，胡人联军6次大败，前后所加，冉魏共斩杀胡人近400000。趁着获胜之机，加上各地汉人纷纷响应，冉魏相继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351年，冉魏又破后赵。石虎共有14个儿子，两个被他处死；6个自相残杀而死；5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可以说全部死于非命。石虎一生造孽无数，终于在子孙身上得到了报应。
冉闵一系列的胜利，让“青、雍、幽、荆州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自晋乱后汉人又能创立一统的王朝，不过也许是老天突然动了脾气，前番过于顺利，后面冉闵想让吃点苦头，只是这苦头对冉闵、对中原汉人过于残酷——352年，冉闵为鲜卑慕容氏的前燕所擒杀。
冉闵死后，胡人反扑，中原又是“打打杀杀无穷尽，平平安安无有时”。英雄已没，百姓自保。黄仁宇先生指出“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已构成华北的普遍现象”“公元400年前后，关中堡壁三千所”。胡人侵凌中原，斩获连年，无一不在演绎着背叛与杀戮，嘲笑与卖弄，豪夺与抢掠。所这段时期是中国的“黑暗时代”，并不为过，一如黄先生指出的“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入于历史上的最低点”。
北伐：一场毫无收益的短线投资
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国也应当保持现在能所控制的地域。
——黄仁宇
投资理论告诉我们，短线投资本质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对于稳定本金，建立长期的投资信誉没有多大的益处。除非你资金雄厚，承受得起可能出现的巨额亏损。尤为重要的是，短线投资的盈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市场的板荡，投资者本身对此是不可控的。
祖逖北伐，对司马睿来说，完全称得上“投机倒把”，典型的短线投资眼光与手段。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其一，司马睿虽为晋朝皇族，但资历与威望皆不如其他宗亲，他值北国纷乱之际，在王导、王敦的辅助下，于中国的南方寻觅一处喘息之所，立脚之初，重在权力的再分配，无暇北顾。黄仁宇先生称之为“流亡政府”。之所以同意祖逖北伐，无法是宣誓自己帝位的正统，这个东晋的开国皇帝需要这种姿态彰显自己的正当性。而输赢则不在他考虑之列。
这就牵扯出第二个原因，如果说司马睿对输赢不挂于心，那么说他实际上更希望北伐失败更为确切。司马睿以晋朝宗室身份懈百官及附属家众南渡，但在北方却还留有许多司马懿的子孙，以血缘亲疏而言，司马睿并不占任何优势——他的祖父，第一代琅琊王司马伷只是司马懿小妾所生之庶子。倘若北伐成功，谁来做这个九五之位还不一定。就此而言，司马睿只能着眼于眼前的微不足道的一些作为，我们可以将这种姿态理解为司马睿久居江南的热身运动。
投资者倾向于短线操作，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追求高风险高利润的表现，司马睿就真的是玩票性质的胡来，因此，慷慨悲壮的祖逖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基于上述两点的考量，司马睿拿出了所谓的“全部家当”给祖逖：只够1000人吃的粮食、3000匹布。余者人员、兵器、后勤由祖逖自行解决。面对此情此景，祖逖会作何感想？黄仁宇先生指出“祖逖闻鸡起舞的豪迈”，累死累活，欲为司马氏家族一统中原，得来的却是这样的待遇。我们不难想象，祖逖心如刀绞。我们或许只能哀叹，再好的绩优股，在不会运用投资手法的人手中，也只能划入跌停板的行列。
祖逖遭遇的困境，不止限于后台老板的气度与眼光，还有北方胡人强锐的兵锋，以及那些从保护百姓生命安全的坞堡发展而来的私人武装。这些人时而讨好后赵的石勒，时而讨好东晋的司马睿，蛇鼠两端。祖逖初期只有族人2000，硬拼只能是自取灭亡。对于这些私人武装，祖逖的策略是以抚为重。他招抚了河南地的众多坞主，将其兵马收编为政府军，又有了基本的后勤保障，兹后的行动变得十分顺利，然而好事不能让一个人都占全了，祖逖也有算错账的时候。
祖逖率军进克现在的安徽亳州，遭遇当地的势力最大的蓬陂坞主陈川的阻挡。陈川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一方面，他驱逐豪强盗寇，为百姓保一方平安，也算有些功德，但另一方面，他经常带领自己的一帮弟兄跑到今天河南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祖逖并没有过分担心这支武装会给北伐军带来麻烦，他以招抚之策对之，没想到陈川并不理会祖逖的好意，还时常骚扰他的军队。祖逖便设伏将其击溃，并将陈川所掠子女财物各归原主，深得民心。
随着陈川的被击溃，祖逖首次与后赵的军队正面遭遇。陈川败后投了石勒，石勒则派遣侄子石虎统50000大军支援陈川，共抗祖逖的胜利之师。敌军来势汹汹，依照军力，祖逖原本并不能与之作正面的决战，但有句老话说种瓜得瓜，由南及北，祖逖一路上军纪严明，招叛纳降，给社会以安定的秩序，给百姓以安宁的生活，深得百姓爱戴。关键时刻，这些自认受恩于祖逖的百姓效死命于他，使北伐军声势大振，祖逖一举击破敌军，由此大胜，身在北方的晋朝故臣纷纷起兵响应祖逖。不出几年，北伐军已收复黄河以南大部分的土地。
敌人相对分外眼红，何况是吃了败仗，但是石勒却对祖逖有英雄相惜之感，十分敬佩他的为人。时牙门将童建杀新蔡内史周密后，降于石勒，石勒并没有收留此人，而是将他的人头与一封书信同时交给祖逖。信中写道：“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祖逖看过信后，遣使道谢。
与当初几千人的杂牌部队相比，此时的祖逖可以说兵多将广，粮草丰裕。重要的是，后赵与他呈先相对友好状态，他可以抽出更多精力去对付那些不听召唤的其他胡人。
以我们如今的想法来看，如果司马睿此刻能伸出援手，哪怕只是在精神上多加支持与鼓励，那么事件的发展必然会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历史往往总是在关键处发生想象不到的逆转。黄仁宇先生指出，南北双方“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虽然“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国也应当保持现在能所控制的地狱”，但是既成的事实很难在一时半刻得以用武力的手段加以改变。
就祖逖而言，这些客观条件必然让他感到棘手，司马睿的“及时插手”更让他感到无奈。祖逖的声威刺激了这个皇帝脆弱而敏感的内心，他需要做点事情以改变在他看来“臣强主弱”的局面。按照正常逻辑，依靠皇帝的头衔，司马睿可以使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前途呈现灿烂的曙光，但是令人摇头的短视与投机心理严重阻碍了美好事件的发生。
321年，就在祖逖为打到黄河以北做准备时，司马睿派出自己的心腹大臣，时任征西将军的戴渊为“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祖军由其全权统领。实际上就是剥夺了祖逖的军权，而且还断了祖逖退回南方的后路。此时的祖逖已是56岁的老人，自己亲手开创的北伐美景，戴渊不费吹灰之力即行取代，当然令这位老将军心痛不已。
时值权臣王敦在东晋朝野一人独大，又是军队的实际控制者，又是“贡赋入己，将相官吏多出其门”，司马睿倒成了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为了与王敦抗衡，司马睿采取了分权的方法，将自己人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两方势力由此从对峙转为争斗。屋漏偏逢连夜雨，前有强敌，后有围堵，国家又多事，祖逖心灰意冷，想想多年以来征战沙场，本想有益于社稷百姓，原来却是戏梦一场。如今，即便是有心杀敌，却也无力回天。
一连串的打击让这位老将军身心疲倦，内火攻心，不久便病危而逝，时公元321年。他死后，司马睿追封其为车骑将军，然而北伐之举却就此停止。
司马睿作为一个没有多大抱负，安于现状，却又多少有些不甘现状的皇帝，试图在南北争斗中两面讨好，稳固根基，自认是不吃亏，有头脑，但是显然，在他能参与的政治投资中，这个男人除了在南北士族的推戴下成为东晋皇帝外，没有别的作为，他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即便在祖逖死后的第二年，他也忧愤而死，但这又能如何？经历王敦之乱的东晋王朝依旧是条不堪重负的破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