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把全世界搅得一团糟。原本的资本主义世界领袖如英法等国在战争中被大幅削弱，而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在遭受到彻底的失败，美国和苏联成为了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大国。苏联本土惨遭蹂躏，美国却基本完好，但苏联本身是欧洲国家，所以在争夺欧洲地盘上较美国更具优势，能够将东欧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美国只能通过资金支持间接控制西欧各国，当然，美国在太平洋的优势是苏联难以望其项背的。在战后的竞争中，曾经在对德作战时和衷共济的美苏两国终于一点点撕去友善的面纱，换上了敌对的戎装。
战争后期，罗斯福总统病故，副总统杜鲁门接任上马。杜鲁门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特别反感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武力占领，而主张美国有义务帮助世界各国自主挑选自己的道路，这实际是反对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苏联扶持之下夺取政权。而国务卿马歇尔向西欧借贷的大笔钞票也帮助了西欧各国加速战后重建，抵挡了苏联一波波的冲击。
冷战揭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苏联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即德、意、日法西斯，因此两个对彼此没有好感的大国不得不结成战时联盟。然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后，共同敌人的消失让结盟的基础不复存在。实际上，在战争期间，美国与苏联在战略目的上早就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罗斯福总统上台后，美国就已经把苏联当做称霸世界的主要对手。
“二战”后，美国与苏联的矛盾已经到了难以弥合的程度，双方你来我往地展开了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战败国以及那些被解放了的小国，如何尽可能地扩大本国在欧洲地区以及远东地区的实势力范围，而争夺欧洲是两国斗争的重中之重。美国想在苏联的边界上重建一条“防疫地带”，力图把被解放的东南欧国家置于自己的经济控制和政治统治之下。为此，美国计划通过各种手段协助东南欧国家建立亲西方的政府，使这些国家成为对抗苏联的“欧洲斗士”和反对苏联的前沿阵地。
苏联的计划则是在东南欧建立一条包括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安全带”，这些国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他们的外交政策与军事计划都必须经过苏联的认可。
1945年4月，杜鲁门在白宫召开了一次秘密的内阁会议，关于如何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一政治难题，在会议中出现了两种相左的意见：哈里曼大使和詹姆斯·弗雷斯特尔等人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等人则认为美国还需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将盘踞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一举击溃，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暂时并不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杜鲁门总统决定采取强硬路线，他随即指责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破坏了雅尔塔协定，要求苏联答应成立新的波兰政府。
尽管杜鲁门的态度十分坚决，但他仍需要苏联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希特勒垮台后，日本法西斯依然负隅顽抗，对日作战仍然在激烈地进行，而美国若是直接攻入日本国土，必将产生大量的人员伤亡。因此，为了缩短对日战争的时间，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杜鲁门派专人到莫斯科商谈，约定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美、苏、英三国参与其中的首脑会议，时间是1945年7月。
在波茨坦会议中，杜鲁门起初的主要目的是使苏联能够参加对日的作战，而斯大林在会议开始没多久就向杜鲁门做出了秘密保证，承诺会在适当的时候对日开战。但美国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后，杜鲁门不再希望苏联参加对日的作战了，他认为美国可以借助原子弹在没有苏联参战的情况率先迫使日本投降。结果，在没有同苏联商量的情况下，美、中、英三国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之后，苏联向美国提出要求，希望美国和其他盟国发表一个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正式声明，这一要求被杜鲁门婉言拒绝了。美国和苏联的矛盾在波茨坦会议之后进一步激化。
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的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之后，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声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不应该从属于任何一个有势力的大国，并公开谴责苏联对保加利亚选举的操控。杜鲁门威胁道，如果苏联政府继续干涉保加利亚的选举，美国将不会承认保加利亚政府的合法性，更不会与之缔结任何性质的和约。在随后的伦敦五国外交部长会议上，美国拒绝妥协的立场导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国的这些举动无一不在向苏联传递着不愿继续合作的信号。伦敦会议失败后，杜鲁门宣布将不再举行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这也就意味着战时的同盟关系不复存在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了敌对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防止德国利用伊朗进行侵略活动，美、苏、英三国先后进入了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伊朗。战争结束之后，大部分的美军和英军陆续从伊朗撤走，但是苏联的军队却丝毫没有打算离去。在伊朗北部的苏联占领区，亲苏的阿塞拜疆民族政府成立了，苏联借此攫取了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后来又阻击了前来镇压的伊朗政府军。
针对苏联在伊朗北部的扩张活动，杜鲁门政府迅速采取了措施。美国先是在国际上大量制造“苏联扩张”、“严重违背国际协议”的舆论，继而支持和怂恿伊朗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控告苏联干涉伊朗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1946年3月，美国正式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军撤出伊朗领土。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苏军最后不得不撤出伊朗。与此同时，美国立即通过经济支援和军事援助的方式大举渗入了伊朗，使伊朗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对于美国这种积极遏制苏联的行为，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申明道，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要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
斯大林充满敌意的演说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驻苏代表乔治·凯南在演说之后，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一份电报。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念、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该采取的对策做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随后，乔治·凯南又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提出了一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
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为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很好的逻辑和依据，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坚定、更严密的理论基础。“杜鲁门主义”的公开出笼，也在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之后得到了舆论上的支持和准备。
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宣称在横跨欧洲的铁幕后面，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苏联崇尚的是军事的统治和扩张；英国和美国应该结成联盟，联合起来对付苏联。对此，斯大林警告说英国人的举动是在策划同苏联的作战。这一演说为“杜鲁门主义”的公开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并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杜鲁门主义
作为对立的世界两大“豪强”，美苏的实力在战后都得到了提升。相较而言，英国和法国的力量则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也在战争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美国借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苏联也树立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因此，如何遏制苏联、防止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发展扩大便成为了美国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二十世纪上半叶，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相继掀起了革命运动，但两国政府在英国的援助之下，对革命进行了镇压。“二战”严重地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使英国无法再对希腊和土耳其施以经济支持和军事援助。因此，1947年2月英国照会美国国务院，希望美国能够接替英国继续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
接到英国的照会之后，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美国总统哈瑞·杜鲁门向国会提交了国情咨文，并发表了一席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讲话。在国情咨文中，杜鲁门指出，希腊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与政府进行的对抗对政权造成了威胁。美国已经接到了希腊政府请求经济支援的紧急要求，必须援助希腊，使其成为一个自立自尊的民主国家。而对于全世界爱好自由的民族来说，土耳其将来要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健全的国家也十分重要。土耳其主权完整对维持中东秩序的稳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杜鲁门进一步指出，土耳其曾经向美国和英国寻求更多的援助，特别是在财政上，而如今美国已经成为了唯一能够向它提供经济援助的国家，因此对于土耳其的需要，美国要采取有力的措施。
除了谈到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援助之外，杜鲁门在这份国情咨文中还提出要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了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杜鲁门宣称，世界已经分为“极权政体”和“自由世界”两个敌对的阵营，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抉择，并进一步宣布道：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奴役的自由民族。
这份国情咨文还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能够创造出一种免受威胁的生活方式，这也是美国对德国和日本作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杜鲁门声称，美国的胜利在于战胜了那些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的国家，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使每一个热爱自由的国度避免受到外力的威胁，联合国的建立刻不容缓。杜鲁门指出，建立联合国意义非凡，因为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将能够享有永久的自由和独立，而为了实现美国的对外目标，政府应该同意帮助各个自由民族维护自己的自由之都，帮助他们对抗那些极权政体的侵略行动。
杜鲁门提醒国会，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将极权政体强加于自由民族的侵略行动，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民在违反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极权政制。杜鲁门的发言有其现实针对性。当时，苏联不惜违反雅尔塔协议，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利用武力威胁（包括核威慑）的方式扶持了亲苏反美的政权。针对苏联的行为，美国曾经多次提出抗议。
最后，杜鲁门特意强调道，美国有能力和义务去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国家的命运，而美国的帮助则应主要通过经济财政的方式，因为经济安定对于有秩序的政治进程来说是必要的。此外，杜鲁门坚信，美国帮助自由和独立的民族去维护自由将有助于联合国宪章发挥效用。
杜鲁门在这份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指导思想，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其实质是遏制共产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加紧控制其他国家。随后，杜鲁门要求美国国会立即采取行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支持和军事援助。美国不能失去希腊和土耳其，否则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势力范围将难以维系。1947年5月，杜鲁门正式签署了《援助希土法案》，通过该法案，美国重新装备、训练了希腊政府军队，并于1949年扑灭了希腊人民的革命。
国情咨文的发表意味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这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国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的对外政策由此发生重大的转变，美国开始走出孤立主义，以世界宪兵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各地。在“杜鲁门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对别国的干涉越发频繁。
“杜鲁门主义”的出现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在经济方面，美国以“杜鲁门主义”为起点，推行了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在军事方面，美国主导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建立。“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的建立，共同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标志着“二战”中美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两国之间的冷战由此开始。在此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杜鲁门主义”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本原则。
美苏在柏林的对垒
美苏的正面博弈开始于柏林。1945年，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根据《苏美英三国雅尔塔会议公报》和《苏美英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等有关规定，对德国和柏林进行分区占领。美国与苏联之间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随着德国的重建开始加深。
在德国占领区的问题上，苏联拒绝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迟迟不愿让德国各个占领区合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对法国实施了巨额的安抚性援助，并在1947年通过了《萨尔宪法》，以保证萨尔并入法国。在美国的促使下，法国同意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到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这样一来，法国在对德占领的问题上保证了与美国的一致性，在美国实现了苏占区之外其他三区的合并之后，德国问题就成为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
1948年2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美国，在伦敦召开了外长会议。会议上，各方提出了“伦敦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德国的法占区与美、英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制宪，并管制对外贸易，同时成立联邦德国，将联邦德国纳入到欧洲的复兴计划之中来。
1948年5月，为了应对美国的行动，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在德国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决定》，责成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在西占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之时，也立即在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并争取在整个大柏林地区发行苏战区新货币。
同年6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共同宣布在西占区开始实行单方的新货币改革，发行的新货币是印有B记号的德国马克。对此，苏联立即提出抗议，并发出“告德国民众共书”，指责美英法三国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分裂德国。苏联在苏战区也实行了货币改革，并发行了印有D记号的德国马克。紧接着，苏联全面切断了柏林与西占区的水陆交通线以及货运通道，只保留了从西德去往柏林的三条走廊通道。美、苏历史上的首次柏林危机就这样发生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冷战，也在这个事件上第一次达到了高潮。
在苏联切断西占区与柏林之间的来往之后，美国也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美国开始对苏战区所缺少的钢、焦煤以及电力等实行反封锁，并派出大批飞机，通过在二十多万架次的空运，一年之内便向柏林两百多万居民运送了两百万吨的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