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风有雨有彩虹 少年懵懂泪无痕
在现实中保持一份纯真，在世俗中固守一份真诚的确好难。随着一天一天长大，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裂痕之间，我忽然发现一些美好的东西被现实的熔炉无情地焚化了。也许理想和现实原本就是相悖的。在现实的色彩面前，理想不过是一抹脆弱的点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老家的交通十分不便。汽车在路上颠簸很久才停在一个没有站台的冷清小站。还没下车，母亲忽然眼睛一亮，站起来指着外面说：“满仔，你爸爸接你来哩！”
我顺着母亲指的方向瞧了一眼。果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翘首以盼地朝车内望来。他很快从下车的人群里挤上车，来到我和母亲面前。母亲未语先泣，父亲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母亲这才对我说：“满仔，叫爸爸！”
我当时怎么想的已不记得了，不过“爸爸”二字始终叫不出口。父亲笑了，然后蹲下来摸着我的脸说：“我儿子都快长成大人了！”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父亲的普通话很流利，不像汽车上的陌生人“依哩哇啦”地说什么，我一点听不懂。
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是标准的美男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相貌堂堂，只是额头上有很深的皱纹，略显沧桑。
父亲在售票员的催促声中将我抱了起来。母亲拎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一同下了车。这时一个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与母亲相拥而泣。父亲说她是我姐姐。姐姐过来叫我，我低着头没吭声。那是一条泥土公路。偶尔一辆汽车过后尘土漫天飞扬。母亲和姐姐在后面有说有笑。父亲背着我依然箭步如飞，他兴致很高，每过一个村庄或是一个路口都要介绍一番。我们走了很久，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背上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我对母亲说：“妈妈，他累了。”母亲过来用手帕给父亲擦汗，要父亲歇息一会再走。父亲说一点没觉得累。我们走到一条河边，父亲喘着粗气说：“快到家喽！”然后沿着河边田埂小路继续向前走去。我看到前面不远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原来那就是我的老家。从车站到家里有五公里路程，父亲一直没有歇息。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我们家是那种老式的木制结构的房子。父亲背我进屋时，里面早已坐满了人。有人赶紧将我接过去放到一张竹制的床上。屋子里一阵忙活后，父亲要姐姐给众人沏茶，母亲则取出香烟和糖果发给众人。众人看我的眼神好似观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般。我听不懂他们“依哩哇啦”说什么。母亲一一给我介绍，要我挨着个地叫他们。什么大娘呀，叔叔婶婶呀，大哥大嫂呀，堂兄堂嫂呀，堂姐堂妹呀，还有侄子侄女呀，总之差不多一个排了。我“嗯嗯”地在母亲怀里撒娇，一个没叫出来，众人不免有些扫兴。众人渐渐散去之后，只有大哥大嫂和侄子侄女还在同父母交谈着。我很纳闷：大哥大嫂和父母年龄差不多，在城里应该叫叔叔婶婶的，家里咋就不一样呢！母亲与父亲小声嘀咕了几句，对我说：“满仔，去看看你大妈。”
那个管我叫“满叔”的小伙子将我抱起来走了出去。我们拐了几个弯，来到一户陌生人家。母亲走到一个老太太跟前叫了声“大姐”。老太太与母亲说了几句，看情形好像相互问候。母亲从小伙子怀里将我抱过去，郑重其事地要我管老太太叫“大妈”，我扭捏着不肯叫。母亲气得打了我一下，然后大眼瞪着我。老太太急忙从母亲手里将我抱过去，小声说了几句什么，泪水在眼里打转。
母亲与大妈一家人很亲热地聊了很久，直到姐姐跑来告诉母亲，姑姑来了。母亲才与大妈道别抱着我急匆匆回到家里。我见到姑姑时的感觉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姑姑将我抱在怀里不禁失声痛哭，母亲与父亲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姑姑边哭边说，浑身抽搐不止。虽然我不懂她说的话，却看得出来她很伤心。姑姑哭了很久才渐渐止住。这次不等母亲介绍和催促，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姑姑”。姑姑答应一声，将我搂得更紧了。
父母一愣，以为听错了，似乎不相信我会主动叫人。我说不清怎么回事，第一次见到姑姑感觉特别亲切，仿佛认识了很久。姑姑叫旁边两个小姑娘过来，要她们喊我。她们一个是表姐，一个是表妹。表姐叫小红，我从农村回到城里以后她经常给我写信，学习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鼓励。母亲与姑姑对话时显得很内疚，说了很多次“对不住哩”。原来这里还有一段隐情：姑姑没有儿子，想要我做儿子，母亲不同意。父母离婚的时候我才两岁，姑姑考虑到母亲一个人去东北带着孩子不容易，曾再三请求母亲带哥哥去东北，将我留给她做儿子。母亲却执意带着两岁的我去了东北。母亲临走时私下里对姑姑说只要父亲同意，哥哥可以过继给她做儿子。姑姑只想要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也许正因为此，姑姑与我有一种很深的母子情结。即使在我出车祸以后，在八九个侄子中姑姑一直对我疼爱有加。这么多年来我每次回家，姑姑一见我总是相拥而泣。如今一晃又是十年没有见到姑姑了。我每次看到“姑姑”二字便无限感慨，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我上学时学校早已开学。父母忙着找门路托人给我报名上学。姑姑要带我去她家小住几日，父母说我已经耽误半个多月了，再耽误就追不上课了。姑姑说：“我满仔聪明，落下的课要小红补上。”父母拗不过姑姑只能无奈地摇头。姑姑当即找了一只小船，带着我从水路去了她家。
我在姑姑家的几天像大户人家的少爷，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姐妹们像丫环似的被我唤来唤去。
当时，农村的生活比较清苦。由于姑父是县供销社的采购员，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所以家里的生活条件相对算是比较好的。他们家里养了几只鸡，姑姑要给我炖鸡汤喝，问我喜欢哪一只。我指着那只大红公鸡说它好看，一定好吃。表姐小红说那是种鸡吃不得，没有它母鸡就不能生小鸡了。姑姑说村里到处都是公鸡。饭桌上一切以我为主。我爱吃的东西姐妹们谁也不敢碰。姑姑家的凳子很高，我吃饭时只能弯着腰，低着头。姑姑见我吃饭的样子挺别扭，干脆坐到我身边亲手喂我。姐妹们见了，窃窃私语地嘀咕着，笑话我。小红姐读三年级，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深得父母喜爱。也许我的到来使她觉得受到了父母的冷落，情绪有点沮丧。姑姑要她教我学拼音、数数字，她小嘴噘得老高，极不情愿。她说我霸道，教我时敷衍了事，并且经常以写作业为由将此事交给刚上学的表妹。我偏偏为难表姐，她不教，我不学。表姐说我是大坏蛋，我冲她做鬼脸气她。好多年后我们回忆当初的情景，还津津乐道。姑父在赶集那天特意从县里回来看我。姑姑要他背着我到集市上去玩，累得他满头大汗。赶集回来后姑父要表姐给他洗衬衣，表姐生气地冲我直嘟囔。
周六在镇上读中学的两个表姐回来了。她们见了我好像见到怪物一样。我们不是一个年龄段，少了些孩子般的事情发生。她们经常问我城里的事情，我听不懂她们的话只好不懂装懂搪塞过去。不过我看得出来，她们很向往城里的生活。
星期天，父母和哥哥到姑姑家里接我回去。姑姑想留我多住些日子，父亲说学校领导要我星期一报到，她才勉强同意了。临走时姑姑抱着我说：“满仔，好好学习，考一百分。”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哥哥比我大十岁，正在读高中。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总在倒数之列。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母亲临时决定带哥哥去东北。
七年后我回到城里时哥哥早已结婚从母亲那里搬走，小侄子都五岁了。
我家离学校有三里路。那是一条凹凸不平的田埂小道。南方雨水多，路上经常泥泞不堪。在这条曲折泥泞的羊肠小路上，父亲整整花去四年时间用来送我上学。如果将父亲每天往返的路程累积起来相当于一次万里长征。
很多老乡对父亲的做法很不理解，认为我上学与否并不重要。有人建议父亲让我学一门谋生的手艺。父亲说孩子小还是先念书吧，谋生的事长大以后根据情况再定。
我上学迟到二十多天，同学们已开始学习汉字了，而我知道的一点拼音还是小红表姐教我的。单元测试时我只得了三十多分。我等着回家挨训，没想到父亲看到成绩单后笑着说“孺子可教也”。我不懂什么意思，于是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生闷气。
姐姐学习成绩一般，常受父亲责罚。她听说我考了三十多分，免不了幸灾乐祸，以为有了我做挡箭牌不会挨训了。
吃饭时父亲专门为我蒸了一碗鸡蛋羹，说是对我考试的奖励。姐姐一听撂下筷子坐到旁边生气了，说父亲偏心城里人。父亲笑了，他问姐姐：“你弟弟上学几天了？”姐姐噘着嘴没好气地说：“一个星期哩。”父亲笑着说：“你弟弟拼音都没学，这次得二十分我就心满意足了。”姐姐“哼”地一声，气得不肯吃饭。父亲笑着对姐姐说只要她下次考过八十分，就奖励她一支“英雄”牌钢笔。姐姐噘着嘴，问父亲讲话算数么，父亲反问姐姐他什么时候讲话不算数了。姐姐这才回到桌上吃饭。我不爱吃鸡蛋，做了个顺水人情都给了姐姐。她瞥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哪个要你充好人哩。”这种当地的方言，我那时还不大听得懂。
我是学校里惟一一个肢残学生又是惟一一个城里人，因此成了一大焦点。学生们每次看到我免不了好奇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听不懂当地话，误以为与我打招呼，于是冲着人家点头微笑。他们说我傻里傻气的。不过状况很快得到转变，第二次单元测试时我得了八十多分冲进了前十名。学习栏上的名字旁边虽然没有插上小红旗，可是同学们对我的印象却明显改变。他们对我受伤的事情非常好奇，对城里人的生活也很感兴趣，我有问必答。同学们见我态度友好，没有城里人的架子，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的关系一天天的融洽起来。
那时候我家刚分到三亩多稻田。家里家外父亲一人忙活。为了送我上学，每天天刚亮父亲就早早起来生火做饭。因为离上课的时间还早，吃饭时我们很少叫醒姐姐。父亲背我上学时总是随手带着那把锄头，像单杠似地托着我的身体（起初我以为父亲带着锄头是为了背我图个便利，后来才知道父亲送我到学校后便直接去地里干农活）。我们父子俩每天清晨就这样踏着朝露走在那条蜿蜒崎岖的小路上。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偶尔我会伸手擦一擦父亲脸颊上的汗水，他总是回过头来冲我微微一笑。那种笑，饱含着欣慰与满足。也许对父母而言，儿女们即便不经意的一次善意举动在他们心里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与快乐。我每天是第一个到教室却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面对空荡荡的教室，我经常有一种很落寞的空虚。也许是起床早缺少睡眠，我在教室里独自看书时往往趴在书本上睡着了。很多时候老师和同学来上课时我还在打瞌睡。有时候同学小声叫醒我，说老师来了，我才勉强打起精神，为此老师没少旁敲侧击地批评我。放学后老师私下里没少对我说，父亲天天背我上学不容易，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我嘴上不说什么，暗地里很反感。心里想：你管呢，我考试拿第一不就行了。老师将此事告诉父亲，他笑着说这孩子是有点出格，不过心里清楚得很，只要不影响学习由他去吧。我不上课的时候很少看书，成绩却越来越好。老师很奇怪，有一次问父亲我在家里是不是很用功。父亲说我写完了作业只知道玩耍，要我看书好像要我喝药一样。其实我上学时有一个优点：全神贯注的听老师讲课。或许是应了一句老话“少年学的好比石上刻的”。书本上的内容从老师嘴里讲出来，我早已记住了。稍有不懂的地方即举手提问，并且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老师对我提出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只好敷衍了事。现在想起来，当时小学老师文化水平大多不高，照本宣科还说得过去，超出课本以外的范畴真是难为了他们。
期中考试时，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第一名。初次领奖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操场上几百名学生列队肃立。学校特意安排我坐在第一排的中央位置。教导主任慷慨陈词一番之后特意提到我的名字，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向我看来。那种感觉只有一个字：爽。校长亲手给我颁发奖状和奖品。奖品是四个练习本。从此，在我短暂的学习生涯中，第一名从未旁落。放学后姐姐与几个要好的同学来到我们班上。她得意地对人说：“他是我小弟！”此前鲜有人知我们是姐弟俩。同来的还有侄女云清。她与姐姐一般大，是同班同学。她们说笑了一会儿，云清对姐姐说：“今天我们背满叔回家吧，给爷爷一个惊喜！”众人欣然应允。于是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不管我是否同意，生拉硬拽地背我回家。一路上她们轮流换班，我好似秤砣一样在她们身上滚来滚去。我们有说有笑的回到家里。父亲匆匆赶到家里看到我躺在竹床上看连环画，诧异地问我怎么回来的。姐姐邀功心切，没容我开口便抢先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父亲看到那黄澄澄的奖状和盖着学校公章写着“奖品”字样的练习本，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他事后对姐姐说，她们还小以后放学时不要再背我了。不过到了农忙时节或是父亲身体不适的时候，姐姐与云清便主动背我上学。那时候很多同村比我大的孩子几乎都背过我，特别是段班平，按辈分他与我爷爷同辈，当时在花桥中学读书。他们中学在山上，我们小学在山下。他每次看到姐姐与云清背我上学，便主动将我接过去一直送到学校。我记得第二年春耕最忙的那几天，父亲忙完家里农活去姑姑家帮忙。每天早晨段班平早早就等在村口迎接我们。那份浓浓的乡谊至今依然沉甸甸地压在心里难以释怀，好多年不见了却时常想起他。不知他如今是否安好？见面时又会是怎样的情景？我在遥远的他乡，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长时间呆在屋子里对孩子来说是很苦恼的事。父亲为此专门买了一副象棋回来抽空教我下棋。起初他让我车马炮，我还输得一塌糊涂。因此害得我常在棋盘前苦思冥想，甚至自己与自己下棋。父亲见我学下棋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怕我影响学习，三令五申不到周末不准下棋。我学习的劲头远远比不上下棋。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来形容我棋艺的进步亦不为过。有一次父亲想试试我的棋艺，没想到一连输了四五盘。他笑骂道：“臭小子，再赢，看哪个背你上学！”
姐姐笑得前仰后合，说父亲不讲理。父亲瞪她一眼，说：“你懂什么，这叫心理战术。”下完棋后父亲寓意深远地说：“臭小子，你谁都敢赢啊！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