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儒家的观念，乃至一般社会人生的态度，另成一格，大异其趣。老子提出天道自然，道衰微了，后世之人便开始提倡仁义道德，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随着知识的发达，教育学问的普及，社会中阴谋诡诈、作奸犯科的人也越来越多，故老子“绝利弃智”的思想不无道理。
“六亲不和有孝慈”，如果家庭是个美满的家庭，一团和气，大家和睦相处，那么个个看来都是孝子贤孙，根本用不着标榜谁孝谁不孝。如果家中出了个孝子，相对之下，便有不被认同的不孝之子，因此，六亲不和，才有所谓的“父慈子孝”。同理，“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不希望历史上出现太多的忠臣义士，因为历史上所谓的忠臣无不生于生灵涂炭的乱世，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百姓的苦难。如果国家风调雨顺，处于太平盛世，人人自重自爱，没有杀盗淫掠之事，那么也就无所谓忠奸之分了。
老子的话不无道理，与其历史上多出些孝子贤臣，还不如家家和谐，无孝与不孝之分，国家安定，无忠奸之辨。
与其期盼孝子贤臣，不如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大同世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恶的出现，也没有善的彰显，失去相对而言的比较，留下的却是绝对的美好。这或许是先古圣贤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吧。
智慧与奸诈只有一线之隔
《三国志·魏书》中说，曹操“外虽宽容”，其实“内不能平”。外表看起来很有道德修养的样子，其实内心并不平和。《三国演义》正是基于这种基调，刻画了一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奸雄形象，虽然有失偏颇，但从人物刻画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成功的。曹操善于利用道德，邀买人心，将道德作为一种可利用的形式，伪装自己，控制别人，脱离了道德的本意。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将其道德之下隐藏的奸诈拽了出来。刘备同样也是以“仁义道德”为旗号，招揽天下之士，比之曹操，他多出的是一分真诚，与民秋毫无犯，重情重义，体恤下属，没有在智慧与奸诈间迷失，自然能得到天下人心。
刘备与曹操说明了：智慧与奸诈只有一线之隔。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智慧与奸诈仅一线之隔，聪明与狡猾是息息相关的孪生兄弟。老子并非反对仁义道德，只是利用变通原理，对仁义道德的运用作出了新的解读，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两面，仁义道德亦如此，融会贯通，方能洞烛先机，随时知变、适变、应变。
祸之所倚，福之所伏
有一个富翁，在一次大生意中亏光了所有的钱，并且欠下了债，他卖掉房子、汽车，还清债务。
此刻，他孤独一人，无儿无女，穷困潦倒，唯有一只心爱的猎狗和一本书与他相依为命，相依相随。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来到一座荒僻的村庄，找到一个避风的茅棚。他看到里面有一盏油灯，于是用身上仅存的一根火柴点燃了油灯，拿出书来准备读书。但是一阵风忽然把灯吹熄了，四周立刻漆黑一片。这位孤独的老人陷入了黑暗之中，对人生感到痛彻的绝望，他甚至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立在身边的猎狗给了他一丝慰藉，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沉沉睡去。
第二天醒来，他忽然发现心爱的猎狗被人杀死在门外。抚摸着这只相依为命的猎狗，他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世间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于是，他最后扫视了一眼周围的一切。
这时，他发现整个村庄都沉寂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他不由急步向前，啊，太可怕了，尸体，到处是尸体，一片狼藉。显然，这个村庄昨夜遭到了匪徒的洗劫，整个村庄一个活口也没留下来。
看到这可怕的场面，老人不由心念急转，啊！我是这里唯一幸存的人，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此时，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得四周一片光亮，老人欣慰地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幸存者，我没有理由不珍惜自己。虽然我失去了心爱的猎狗，但是，我得到了生命，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拥有的，也会有相应的失去。在慨叹不幸时，多想想自己所拥有的，每一样都是最宝贵的。
《庄子·内篇·人间世》中说：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
如果人一生都要求幸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幸福就像轻飘飘的羽毛一样难以把握，而艰难痛苦就像脚下的大地一样始终不离左右，所以人一生都是身在祸福之中。明白了这点，你就能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身边的得失。
量力而行
有一头野猪，从一出生就被关在一个山洞里喂养。它的妈妈十分宠爱它，平常舍不得放它出去锻炼锻炼，直到野猪长大了，牙齿长得又长又尖，它妈妈才放它出山洞，让它去自谋生路。因而这头野猪直到出山洞时，还不知道别的动物是什么长相，又都有些什么本事。
这只刚出道的野猪，刚开始碰到的恰好都是些力气比它小的动物，理所当然的这些小动物也就成了野猪的“阶下囚”，野猪为此洋洋得意，它错误地认为这世上所有的动物都不如它。
隔了几天，这只野猪碰见了一只狼，它扑上去就把狼咬死了，这一下，野猪更加得意、更加自信，行为也就更加放肆。随后它看见鹿，又扑上去乱咬一气，鹿挣扎了几下，就死于野猪的“钢牙”下。野猪的自信心上升到了极点，它决定要凭着自己的本领“雄霸天下”。
一天，这只野猪正在森林里“散步”，一头大象走了过来，野猪自言自语地说：“这家伙个头儿真大，但看样子并不灵活，我要在它面前显示一下我的力量，征服它，让它以后听从我的指挥。”野猪带着必胜的信心，毫不犹豫地朝大象冲了过去。
大象毫不惊慌，它伸出长长的鼻子把野猪卷了起来，高高举起，然后狠狠地摔到地上，几脚就把这只狂妄自大的野猪踩死了。
这头野猪最后之所以惨死，就因为它对世路的难行认识得不够，最终栽倒在半途之中。
一个人若想在这个世间走得更顺畅、更完美，必须学会“端虚勉一”“内直外曲”“成而上比”，更应该学会“心斋”，这样不但能保全自己，更能达到游世的境界。
正如《庄子·生主》中所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明哲保身之妙法，尽在其中矣！
庄子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人世生存的可能的途径而已，无论如何，一个人必须开自己的慧眼学会怎样做人，认清那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在这个艰难的丛林世间立于不败之地。
庖丁解牛，由浅入深
庖丁给文惠君宰杀牛牲，分解牛体时手接触的地方，肩靠着的地方，脚踩踏的地方，膝抵住的地方，都发出砉砉的声响，快速进刀时刷刷的声音，无不像美妙的音乐旋律，符合桑林舞曲的节奏，又合于经首乐曲的乐律。
文惠君说：“嘻，妙呀！技术怎么达到如此高超的地步呢？”
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我所喜好的是摸索事物的规律，比起一般的技术、技巧又进了一层。我开始分解牛体的时候，所看见的没有不是一头整牛的。几年之后，就不曾再看到整体的牛了。现在，我只用心神去接触而不必用眼睛去观察，眼睛的官能似乎停了下来而精神世界还在不停地运行。依照牛体自然的生理结构，劈击肌肉骨骼间大的缝隙，把刀导向那些骨节间大的空处，顺着牛体的天然结构去解剖；从不曾碰撞过经络结聚的部位和骨肉紧密连接的地方，何况那些大骨头呢！优秀的庖丁一年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在用刀割肉；普通的庖丁一个月就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在用刀砍骨头。如今我使用的这把刀已经十九年了，所宰杀的牛牲上千头了，而刀刃锋利就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牛的骨节乃至各个组合部位之间是有空隙的，而刀刃几乎没有什么厚度，用薄薄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节和组合部位间，对于刀刃的运转和回旋来说那是多么宽绰而有余地呀。所以我的刀使用了十九年刀锋仍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虽然这样，每当遇上筋腱、骨节聚结交错的地方，我看到难于下刀，为此而格外谨慎不敢大意，目光专注，动作迟缓，动刀十分轻微。牛体霍霍地全部分解开来，就像是一堆泥土堆放在地上。我于是提着刀站在那儿，为此而环顾四周，为此而踌躇满志，这才擦拭好刀收藏起来。”
在《庄子·内篇·养生主》中，庄子借庖丁之口，讲述了自己修养的造诣境界和处世的方法、原则。当庖丁到一般的杀牛匠那里去看时，看到杀牛匠的小心紧张与严谨的准备，自己便“怵然为戒”，顿生警觉，仿佛看到自己的榜样。庖丁的技术那么高明，可是在看技术差的人杀牛时，并没有看不起别人。
他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做人的标杆。学问到了最高境界，就是以最平凡、最肤浅的人做自己的老师，做自己的榜样。
不必四处宣扬，以身作则即可
《新唐书》中有一个武则天与狄仁杰的故事：
武则天称帝后，任命狄仁杰为宰相。有一天，武则天向狄仁杰：“你以前任职于汝南，有极佳的表现，也深受百姓欢迎。但却有一些人总是诽谤诬陷你，你想知道详情吗？”狄仁杰立即告罪道：“陛下如认为那些诽谤诬陷是我的过失，我当恭听改之；若陛下认为并非我的过失，那是臣之大幸。至于到底是谁在诽谤诬陷，如何诽谤，我都不想知道。”武则天闻之大喜，说狄仁杰是仁师长者。
《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有：“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周，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高无上的真理是不必称颂的，最了不起的辩说是不必言说的，最具仁爱的人是不必向人表示仁爱的，最廉洁方正的人是不必表示谦让的，最勇敢的人是从不伤害他人的。真理完全表露于外那就不算是真理，逞言肆辩总有表达不到的地方，仁爱之心经常流露反而成就不了仁爱，廉洁到清白的极点反而不太真实，勇敢到随处伤人也就不能成为真正勇敢的人。
这其中的道理便是，真正有德行的人，不必四处宣扬，以身作则，就能够将自己的美德传达给别人。所以说，有时候高声标榜自己，未必能显出自己的好处；反而是沉默寡言，即便遭受了毁谤也不反驳，更能显现自己的信心。这正是“浊者自浊、清者自清”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