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晴朗的早晨。
鲁迅携着多年随伴自己的网篮，挥别了三弟建人、柔石和崔真吾，一个人登上北去的列车。
关于这次返京，年前就接到了“老太太的命令”，只是在忙乱中动弹不得。在他自己，其实未尝不想趁此机会看看阔别的朋友的。然而，现在最窘迫的问题是，“害马”已经怀孕，他不能不把同居的“秘密”提前告诉家人。还有许羡苏。
他觉得，事情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是同居后的第一次离别。当鲁迅仆仆于风尘中的时候，许广平的一颗心，早就随着远去的车轮辗转着了。在暗红的傍晚，她铺开了信笺。
她想念他，揣摩他在车上如何空想，然后告诉他怎样的剥瓜子，吃冰糖稀饭，“没有四条胡同”之类。第二天，又是黄昏时分，她接着写道：“我只愿你快些到目的地，以免路中挂念。”又写道：“只是我太安闲，你途中太苦了。共患难的人，有时也不能共享一样境遇，奈何？”
信里称鲁迅为“小白象”，那是稀有之物，宝贝。末尾署名为“小刺猬”，都是平时的爱称。还在西三条的时候，鲁迅为她作的漫画像，画的正是这么一个撑着雨伞走路的带刺的小家伙。
温馨的回忆……
封套里还附了给谢敦南、常玉书夫妇的信。信中所述，是她决心追随鲁迅的表白。在第一封信里，特意附进这方面的内容，那是意味深长的。
鲁迅到了北京的当晚，便给许广平写信。称呼是“乖姑”、“小刺猬”；信末没有署名，但画上了一匹象，颈特别长，作翘望状。完全的不谋而合。信中说，母亲问及“害马”为什么不同来，他的回答是有点不舒服，一下子竟不敢直说。他不想给家人以太大的震动，这事情，在车上就已经颇费思量。直到两天之后，当许羡苏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以后，他才把“秘密”公开了。信笺末尾濡润着一片柔情：“我不知乖姑睡了没有？我觉得她一定还未睡着，以为我正在大谈三年来的经历了。其实并未大谈，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平心和气，度过预定的时光，不使小刺猬忧虑。”
许羡苏的“故事”是：大约一两个月前，朱安对鲁瑞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鲁迅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愤，鲁瑞认为，她气愤是没有必要的，于是告诉她外边关于鲁迅和“害马”的种种传说，看她反应怎样。她说，已经知道了。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是二太太信子告诉她的。
这样，鲁迅便把事情如实对许羡苏说了。许羡苏听后，并不感到突兀，说，这是也在意中的。接着，他告知母亲，说8月间就要有小孩子了。鲁瑞很高兴，说料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在记述这段故事时，他特别告诉许广平，“小白象”的出现已经是大家所可接受的事实，可以放心了。
他接到许广平的来信以后，进一步补充说到母亲的态度，即：“对于我们的感情是好的。”瞻顾两人爱情的道路，他以十分乐观而坚定的语调写道：“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
在信上，许广平并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挂碍，担心的只是爱人的健康和情绪一类问题。乍见到鲁迅的来信，那稔熟的字迹，以及信笺上所印的三个通红的枇杷和两个素淡的莲蓬，她不由得流下了眼泪，随即复信道：“你路上有熟人遇见，省得寂寞，甚好，又能睡更好，我希望你在家时也挪出些功夫睡觉，不要拼命写，做，干，想……”又报告说：“你的乖姑甚乖，这是敢担保的，他的乖处就在听话，小心体谅小白象的心，自己好好保养，也肯花些钱买东西吃，也并不整天在外面飞来飞去，也不叫身体过劳，好好地，好好地保养自己，养得壮壮的，等小白象回来高兴，而且更有精神陪他，他一定也要好好保养自己，平心和气，度过预定的时光，切不可越加瘦损；已经来往跋涉，路途辛苦，再劳心苦虑，病起来怎样得了！”枇杷是她平素所喜欢吃的，有子的莲蓬，定然是作为未来母亲的象征了。许广平知道他历来精细，连这两张笺纸也不是随意捡起来就用的。她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愈读愈想在里面找出点什么东西似的，第二天，竟痴痴地在信纸上画道：我定是你的小莲蓬，因为你矮些，乖乖莲蓬！……鲁迅到京没几天，就被拉去演讲了。
所到的地方共有四处：燕大，北大，以及两所师范学院；每到一处，听者如堵。在北大礼堂，因为拥挤，致使他不得不绕到后台才走上讲坛。有报道说，听众看到海报，奔跑相告，争先恐后，竟弄到马神庙一带的警察饱受一场虚惊。
“我这回本来不想多说话，但因为在那边是现代派大出风头了，所以想去讲几句。”赴燕大演讲前，他告诉小刺猬说：“但决不冒险，千万不要担心，因为我是知道冒险主权，并不是全权在我的。”
在燕大的讲题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他开始便说，社会环境是决这一切的。各种文学，如中国的所谓新文学、革命文学之类，也都是环境的产物。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甚至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所以，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是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才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那么，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算什么呢？不过是一个题目罢了。他举了王独清的诗和郭沫若的小说为例，说诗是志在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而无其才力，小说《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其实看那取巧的内容，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并没有革命的气息：
他指出：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在演讲中，他还谈到了“小资产阶级文学”问题。
针对李初梨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的提法，他说，小资产阶级文学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哪里说得上“抬”！在他看来，政治专制必然带来文化专制，而专制的结果只能是一无所有。所以他得出推论说，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要打破包围的圈子，只有多看外国书。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许多了。这是演讲快要结束时说的话。他认为，必须提供异质的理论和方法，否则，靠传统的眼光是永远也看不明白的。
演讲完后，他立即把情况写信告诉了小刺猬：“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在第二师范学院的演讲，主要是关于妇女解放问题。该校的前身是女师大，虽鲁迅授教和战斗过的地方，旧地重来，自然有不少的感触。
他认为，现在的妇女教育有两种困难：一在求学方面，一在职业方面。要免除这困难，根本的办法，非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不可。说到这里，他有一段表白，说是：“就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底主义里有些地方是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义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我全不知道。”
还有一层，就是应当及早消除“互斗”。在这里，他提出“同级斗争”的概念。这是鲁迅探索“国民性”问题的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闪烁着天才的独创性的光辉。也许，由于阶级斗争的紧迫性，此后不再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在文章和书信里，却仍然有着不少论及这一方面的内容。
他说，现在喊得很响的一句话“阶级斗争”，我看简直不如“同级斗争”来得更写实。这种同级斗争，并不限于两性之间；总司令骂总指挥，创造社骂语丝社，他们都是同一阶级的人物。这样的斗争，既没有什么危险性，同时又最容易表示出他是一个战士。如果一个拿笔杆的人去和拿枪杆的人斗争，那当然太危险了。所以他们看准了这个巧妙的战术，专门用来对付同级的人们。如羊是不敢和狮子斗争的，因为那太危险；但是羊和羊之间，却极容易因为吃草问题而发生斗争。文艺界的同级斗争就很厉害。一班人的领袖欲非常强，你做了领袖，我也希望做一下领袖，于是就运用这巧妙的战略，把所谓领袖的大骂一顿，自己便俨然也成了领袖。现在，文学社团一天比一天增多，然而班底总是那么一套：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再一个是批评家。批评家可以拼命地捧其他两位创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则拼命贬斥自己圈子以外的文学家。你也骂，我也骂，于是乎中国的文坛就不胜其热闹之至。
总之，中国人的眼光太近视，这是通病，往往为了眼前一块小石头绊了一下脚，就抛开了正事不再向前走，而与小石头争持一辈子。文艺界如此，别的界也无不如此。
他的意思，当然是主张消除“同级斗争”而致力于阶级斗争的。最后，他说：青年人要求出路，第一必须把眼光放远，着眼于现实社会的内部；另一方面又要抱有牺牲的精神，所谓牺牲，当然以不受人利用，做少数人的傀儡为限。
对于这类演讲，许广平自然是支持的。既然鲁迅不让现代派出风头，她就得让鲁迅出风头。在信中，她这样状写了自己的心事：“看来信，你也很忙于应酬，这也没法的事，久不到北平，熟人见见面，也是好的，而且也借此可消永昼，有时我怕你跑来跑去吃力，但有时又愿意你到外面走走，即可变换生活，活动一些，也可出出风头，你其实也太沉默了，我这种心理似很普通，但也可笑的。”
在京期间，鲁迅三次前往未名社，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年轻伙伴晤谈。最后一次，在“森隆”喝了不少酒，足见相聚的愉快。
遗憾的是少了素园。
前年秋初，还在广州的时候，便陆续收到他在西山疗养院里伏枕写就的几封信。在未名社里，经受那么多的内忧外患，不但没有一点颓唐，思路反而更清楚，更广大了。但因此，也就更使人担心他的病情。记得有一天，忽然接到一本书，原来是他翻译的装订非常讲究《外套》，一看，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吗？
这次无论如何要看看他，鲁迅心里想道。当晚，他便同大家约定，第二天一起到西山疗养院去。
能见到素园，鲁迅感到十分侥幸，然而在高兴中，却不免时时夹杂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介绍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将难以实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他个人是在等候痊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又想到他何以要寄赠那么一本精装的《外套》……
但是素园很好，也许因为日光浴，全身很黑，精神却是丝毫不见萎顿。
谈笑中，鲁迅竟又注意起病室壁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画像来了。对于这大胡子先生，他是尊敬的，佩服的，但又恨那作品中的残酷的冷静：一个个把不幸的人拉出来，施以精神的苦刑，拷问给全社会看。此刻，大胡子正用了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说：这也是可以收在小说里的不幸的人……
为什么要挂这画像呢？鲁迅问，大不以为然。周围的朋友都说是素园特意要来的，他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说笑声打破了小小病室的恒久的寂寞。一两个钟头过后，素园顿然有所悟，笑着对鲁迅说：“先生，你怎么不吸烟？吸烟吧！烟味对我是没有妨碍的。”鲁迅回答说，已经戒绝许久了。素园不相信，再三说是对自己无碍，鲁迅这才走出病室，站得远远的，急急忙忙吸完一支纸烟……
午饭是在院里吃的，直到下午3点才离开西山。在持续几个钟头的谈话中，鲁迅始终保持着一种欢快的态度，一面鼓励素园只看些不大吃力的书，手痒时才稍译点轻松的文章，一面敦劝他好好疗养，把恢复健康当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其实，鲁迅心里明白，素园还能做些什么；霁野他们事前就向他说过，素园的病情是严重的，据医生说，已经是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别了！素园！……
此外，鲁迅还访问了几个教育部里的旧同事。他们都穷透了，没有事做，又不能回家。在知识分子的活路愈来愈窄的境况下，“同级斗争”愈加剧烈了。当燕大，北大，还有几处拟留鲁迅教书的消息传出以后，便有一些教员恐怖，极力散布谣言。流宕三年，灵魂已经变粗，对于教书，他是没有兴趣的。他告诉小刺猬：“这些优缺，还是让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天再说的好。”
南北“统一”以后，当日现代派的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纷纷离开这里，但是衣钵没有带走，反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人拾去了。那种“敬而远之”和倾陷，甚至于比正人君子时代还要分明。真是世事如螺旋，没有法子想。北京是变作北平了，其实，这古都何尝见得有什么进步！
本来，要做学问，这地方还不算坏，图书馆的旧书不少，然而毕竟和南方人不同，世外桃源般的没有震荡，没有刺激，没有生气，居此多日，即有被时代遗弃之感。上海呢？比较起来别有生气，但也住不得。人才到了那边，马上就陷入了围剿阵中。创造社的人一面宣传说自己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自己有杀戮青年的主张，简直要谋害生命！总之都不是人住的地方，何去何从，将来再说吧！
流言，流言，还是流言。他到哪里，流言也就跟着到了哪里。这回最多的是关于他与许广平方面的，但对付的办法很简单，不过不辩，承认也未尝不可的。又如何呢？以他们自己的心，来相窥探猜测，怎么可能明白。以此，更见他们之渺小而已。
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一共十九天。返沪前，他给许广平发出最后一封信，诉述了自己的种种感受：我自从到此以后，统计各种感受，似乎我与新文学和旧学问各方面，凡我所着手的，便给别人一种威吓——有些旧朋友自然除外——所以所得到的非攻击排斥便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形，使我更加大胆阔步，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常常痛心；但有时也觉得惟其如此，所以我配获得我的小莲蓬兼小刺猬。此后仍当四面八方地闹呢，还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呢，倒是一个问题。闹呢？静呢？都不是他自己所可决定的。时代太伟大了。时代无可选择。而任何人的自我选择，也都只能在时代的规限里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