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鲁迅发表了照例的十分钟演说，谈的是读书与革命。他除了开头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的一句话以外，丝毫没有动用时行的漂亮的理论，倒是从多少显得有点灰色的进化论和人性论出发，阐述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这是很独特、很有意味的。
他说，人本来是进化的，前进的。前进即革命，故青年人尤应是革命的。但是后来变得不革命了，这是违反人类本性的堕落，用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因此，必须通过教育，训练，学习，使丧失了的本性回归。回复本性，就是向前进行到革命的地方。不过，读书可以读得革命，也可以读成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他曾经在另外的地方说过，革命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东西。革命就是革新，其实是与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他要求中大学生一面读书，一面革命，强调这样一种使命感，即把个人同社会的命运考虑结合起来。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在说到改革的现状和任务时，他是主张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步进行的。所以他说，以从读书而来的东西为武器向旧制度进攻，便是中大青年的责任。
鲁迅指出，责任是长期的，工作是艰巨的。他说：“有许多早就应该做的，古人没有动手做，便放下了，于是都压在后人的肩膀上，后人要负担几千年积下来的责任。这重大的事，一时做不成，或者要分几代来做。”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责任，却偏偏留给后一代去完成，这对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说无疑是一种罪过。吃苦，吃力，在现在的社会状况之下，也只能这样。
讲话中，他同时描绘了一种理想人格。
在课堂上讲授创作论时，鲁迅曾经引用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里关于“两种力”的描述：“有如铁和石相击的地方就迸出火花，奔流给磐石挡住了的地方那飞沫就现出彩虹一样，两种的力一冲突，于是美丽的绚烂的人生的万花镜，生活的种种相就展开来了。”他发挥说，迸出火花的两种力是社会矛盾，是矛盾着的两种社会力量，是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就是个人，身上的矛盾也是根源于社会矛盾的。只有深刻地意识到了自身矛盾的人，才能产生痛苦的撞击与冲突，发出美丽绚烂的火花。也就是说，没有矛盾和痛苦的人，安稳的人，平和的人，他的人生是暗淡的。
鲁迅讲课，常常越出文科知识的范围，引导学生正视社会，审视人生，带着理想教育和审美教育的性质。因此，同北京厦门的学生一样，广州的学生也很喜欢听他的课。由于听众太多，讲课就不能留在教室里了，只能搬到大礼堂去。上课时，大礼堂里坐满了人，连四周的窗台也坐满了人，更多的，是站在门窗以外。
他讲授的课程是：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如果专门教书，还是有一点闲暇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头衔，于是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
做“主任”之类是他万分不愿意的，早在厦门时期，他便几次在信中表示拒绝的意思，到了广州以后，也因为他的推辞而推延了一段时间。由于感于校方的信任和礼遇，最后，他还是答应下来了。
从此，开始了他在广州的“忙碌的时期”。
在这期间，他不时向朋友发出无奈的喟叹：“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后来，当他回想起这时的无休无止的辩论时，不禁叹道：“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
两个月前，《华盖集续编的续编》便已基本编定，本想在开学以后找一个较为宽余的机会再看一次的，可是鉴于目前的形势，决意不再往下拖了，匆匆定稿便寄到北新去。把厦门所做的短文，附进《华盖集续编》，本也应当了结倒霉的华盖运了，谁知道，在广州会不会重又华盖罩顶呢？
晚雨初晴，月影绰约。
中大的几个学生来到大钟楼，邀请鲁迅参加他们的文学组织——南中国文学会的成立会。他没有推辞，立刻同大家一起下楼，穿过湿漉漉的操场草地走了。
东如茶楼。太白厅。上楼时，这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候了。周鼎培、林长兴、杨仪、祝庚铭等，一共二十人左右。
鲁迅靠窗坐下，大家很快就漫谈起来了。
因为来的多数是中大学生，又值开学不久，大家都不免有点庆贺的意思，由衷地表示说：“先生担任学校的文学系主任和教务主任，我们感到特别高兴！”
“我从厦门来时，原来并没有约好做‘主任’的，到了广州，接待人员便把我的行李搬进大钟楼，据说那房子是非主任不准住的。既然如此，那么就是主任了。”回答颇有点自嘲的意味。
接着，学生坦率地向鲁迅倾诉了自己的心愿：南中国文学会准备办一个刊物，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为创刊号写稿。此外，他们还请鲁迅介绍自己的创作道路，提问一些有关文学的根本问题。
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往后再写，不然人家会说鲁迅又来广州找青年为自己捧场了。”
“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头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本钱出第2期了。”
“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鲁迅笑了笑，说：“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销路总是好的。”
大家全都笑了。座中的气氛顿时变得热烈起来。
鲁迅看了看大家，认真地说：“我走过的路不好走，而且对你们也未必合用，各人应该有各人的路子。”
他接着回忆起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深刻影响的少年生活，感慨地说：“从前，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后来又看成叫化子都不如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于是从那时候起，我就痛恨它了！”
“先生，您没有见过资本家吧？”
“我过去从未见过资本家，到了厦门大学，却的确见到了，并且很吃了一点他们的气。”
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表白了自己一贯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把社会上的黑暗势力真正地表现出来，加以痛斥和打击。说着，他从个人创作中举了一些例子，主要是《呐喊》和《彷徨》里的作品。他问大家有没有读过《阿Q正传》？看不看得懂？他说，阿Q确是集合了许多人的特点写出来的，主要是为了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使大家警醒的。谈得最多的是《祝福》。他说，在这样的社会里，祥林嫂是没有办法摆脱她那悲惨的命运的；问题不在于她能否冲破黑暗的环境，问题倒是在于中国人能否了解这个社会的黑暗。
谈到对青年的看法，他说：“现在有些青年的思想太矛盾。”这里触及的，仍然是他几年前说的“二重思想”问题。比起一味僵化的旧派，“二重思想”，也许不失为某些新派人物的一大特点。
对于各地因受迫害而转学中大的学生，学校进行了一次考试，按成绩取录和编级。于是，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非常不满，甚至把成绩榜撕毁了，说：“我们是因为革命才受迫害的，成绩不好，也应该得到谅解。”针对这种情况，鲁迅说：“革命是不会要求谅解的，既要革命，又要人谅解，那么革命就大可不必了。”对在座的文学青年，好像是特意的提示，他详细地谈了关于人的素质问题。
一边讲，一边不断地抽烟。那是市面上最便宜的彩凤牌。人在烟雾中，仿佛大家都同时感觉到了一种哲学的深隐的蕴味，他的话，的确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听明白的。
广州的文化空气相当岑寂。没有文学社团，没有文艺书出版，没有像样的文艺书店。双门底的旧书店和广雅书局卖的是线装书，丁卜书店虽然有些理论性读物和新作品，但是太少了，而且它的经营带有商业性质，店面兼卖床上用品之类，根本不可能满足文学青年的需要。
鲁迅决计办一家书店，同创造社的出版部一起“挑拨”一下。
孙伏园初来广州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打算，结果，在芳草街44号楼上找到几间屋子，专意等书的到来。但不久，他便漂流到武昌去了，只余下几间空空洞洞的屋子交付给鲁迅。
这回该轮到鲁迅卖书了。他一面向北新书局要书，一面催促未名社把出版的书刊寄来，但目前仍旧是空空洞洞，只得将空房子锁起，从自己的腰包陆续掏出六十元钱抵付房租。总算在开书店了。他颇为得意地对许广平说：“虽然没有书，然而这是可以支持的，中山大学总还不至于欠教员的薪水。”
等到书籍陆续寄到以后，他却以为太麻烦，又不想把自己投入到数铜钱一类的活计里去。钱是有用的，然而又是可恶的。著书毕竟不同于卖书。他找许广平商量说，不如托一个熟人随便出掉它算了。许广平建议由她的妹妹许月平料理代售业务，鲁迅很高兴，立刻同意了。接着给书店起名目，他以为书籍多是北新书局的，而这里又不是书局，倒是前房摆书后房住人的一般人家，便叫做“北新书屋”。
书屋开始的营业还不错，大约五个月以后，却随着鲁迅的辞职而关闭了。结账时，不但没有赢利，倒亏了差不多一百元。
播下的种子未必全部腐烂，但是，开书店的计划究竟失败了。
失败：鲁迅的主题。
几十年间，失败成了他的主要经历，因此也就同时成了他长时期痛苦思索的问题。回顾整个的中国历史，又何尝不是一段长长的失败的纪录呢？所幸者，还有一群前仆后继不断奋斗的人，如孙中山，便是出色的代表。民国的成立，可以说是他的成功，但是现今所以仍然要进行北伐战争，就说明了民国只是一个虚名，实质上已转为失败。可宝贵的是，中山先生不是那类轻易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物，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至死还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话。这句遗嘱，是鲁迅经常提起的。革命成功而不叫喊成功，仍然寄希望于永远的革命，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所以对孙中山怀抱敬意，与其说是事业上的，无如说是人格上的。中国人每以成败论英雄，鲁迅却不然，往往从失败的英雄身上发现人格的光辉。
没有人会记起那些失败的、已故的战士，中国人太健忘了！……
……灯光的绚丽并不稍弱于炮火，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戏的特别多，他们高声哗笑着，拥挤着，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比平日的集会显得更其热闹……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日，死者的纪念日。
即将临近的黄花节，也该一定极其热闹的吧？在热闹场中，鲁迅又一次深深地感到革命家的孤寂与伟大。他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竟如此地不同！……
夜里，独坐着想起黄花节，想起埋葬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想起孙中山以及其他的先驱者，早先的一些感受又从心头浮现了出来。他决意为死者和生死写一点文字，这便成了来广州以后的第一篇文章：《黄花节的杂感》。
他悲愤地写道：“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3月29日的战事虽然失败，由于中华民国的出现，牺牲的战士便成了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生者是很可庆幸的。然而，纪念烈士的办法就仅仅在于热闹一通吗？他认为，加紧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才是最好的纪念方式。
这是因为，为烈士所奋斗牺牲的目标至今没有达到，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永远也无法达到。他写道：“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所以，那些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宣布革命为大好形势者是说诳者。这样的论调，与其说是鼓舞人心，毋宁说是麻痹斗志。事实上，由于战士的牺牲，一方面固然培养了花果，但同时也生出了一批专事赏玩、攀折和摘食花果的人们。
黄花节的一天，他应邀到岭南大学的纪念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说的仍然是关于失败与成功，前驱与后继一类的内容。他太执著于某一个思想了。
当天下午，他从大钟楼搬出，移居白云路上的白云楼。
